亚投行北京启航驶向蓝海

正目前,中国在亚投行的股权占30.34%,投票权占26.06%,对需要75%赞成票的重大事项而言,实际上暂时有了一票否决的权力,但是随着未来更多国家加入亚投行,中国的股权会被稀释,一票否决自然不复存在。在五大洲57个创始成员国(其中域内37国占股75%)的代表见证下,亚投行1月16~1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业。习近平主席为亚投行标志物"点石成金"揭幕,李克强在亚投行理事会成立大会上称,亚投行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里程碑。从2013年10月习近平访问东南亚最早提出亚投行倡议,到如今的开张运     

2015年7月国际形势大事述评

<正>一、"亚投行协定"正式签署亚洲区域合作再迎新机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会见各成员国代表。"亚投行协定"对亚投行的运作宗旨、成员资格、股本和投票权、业务运营、治理结构及决策机制等做出明确规定,成为亚投行未来运行的"基本大法"。根据"亚投行协定",亚投行的法定股     

澳大利亚学界视野中的亚投行

自中国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来,亚投行便成为澳大利亚学界关注、研究的重要议题。澳学者认为亚投行的成立既有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额融资需求而现有投资无法满足的客观之需,也是中国不满现今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迟缓,试图重塑地区秩序的主观能动之举。亚投行具有多重影响且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也面临着很多问题、风险和挑战,澳学者就如何建设好亚投行提出了诸多建议。此外,澳政府的亚投行应对之策广受批评,同时也引发了如何正确应对中国崛起的反思。     

美国智库建言美慎重应对“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兼论如何对美讲好“一带一路”

为应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美国智库界提出推动"亚太经济战略"、联手日本加强在欧亚大陆的协作。据此,围绕"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对美开展增信释疑,势在必行。     

澳大利亚加入亚投行:利益权衡的选择?

<正>2015年3月29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外长毕晓普及国库部长霍基联合对外宣布澳大利亚将签署有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的谅解备忘录,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作为亚太地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发达国家,同时兼具美国重要盟友的身份,澳大利亚是否能够加入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举措——"亚投行"一直备受瞩     

专注基建投资,助力亚洲经济——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与发展

<正>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日渐僵化、广受发展中国家诟病的背景下,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横空出世,无疑为现行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立足亚洲区域的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的主要使命是解决亚洲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日益扩大的资金缺口,以谋求亚洲经济持续     

寻找中国内地投行的竞争力

中国的投资银行业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盈利模式走向收人多元化的转型期,这时候外资投行带来的竞争压力,未必不是好事情。摩根斯坦利、美林、瑞银、摩根大通、高盛等等,不知何时,这些曾经离中国百姓生活很远的国际投行的名字,开始在众多国人口中变得如数家珍。在国际投行们看来,现在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国家,就是所谓的"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中,又以中国最具吸引力。为了分享中国经济成果,它们逐渐齐聚这里。外资问鼎"中原"美资投行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国际     

西方国家是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

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是职责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对权力而言,没有监督的制约和没有制约的监督都是危险的。如何用制度藩篱将公共权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致出现滥用和越界,是西方国家反腐败历程中一直在探索的课题,其做法和经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必须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中国的国情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进行权力监督与制约制度的设计。我们要打造的"制度笼子",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和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以提高"四自能力"为关键、规范用权行为为重点、扩大党内民主为保证、健全制度为根本,坚持"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坚持齐抓共管,不断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我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区划的变迁看权力监督的动力来源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从秦朝的郡县制、汉朝的郡国并行体制到元朝的行省制、清朝的总督巡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种变化实质上是中央与地方权利之间的博弈,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权力监督。从地方行政机构的变迁中,可以看出,权力监督的动力来源于权力的拥有者,来源于被监督者的外部。     

谁是中国创业企业的华尔街代言人?

境外业务由外资投行垄断,国内市场因合资证券公司纷纷落地而屡受蚕食,中国资本市场前有狼后有虎,国企的投行尚步履维艰,民企投行能否从外资投行中分得一杯羹?能不能成为中国创业者在华尔街的代言人?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视域下的制度设计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权力监督的历史梳理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本质是权力监督改革,这一改革的制度逻辑实际是将权力监督的分散格局整合于一个统一的机构内部。从建党之初的纪委到建国之初的纪委、监察部、检察院"三驾马车",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纪委与监察合署办公、检察院设立反贪局等都表明中国权力监督的制度发展逻辑是多重线索的,党、政、法的权力监督逻辑也从独自运行逐渐过渡为部分重合、交集合作、再到统一于党的反腐败顶层设计之中的发展逻辑。这样的逻辑转化与变迁反映出中国作为单一政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在权力制约的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2017年开始试点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全新整合。从单一到并行,从多元到整合,这是一条复杂而曲折的制度逻辑转换的历史演进过程。     

权力群体对理念的道德义务

<正>公务员群体自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哭穷已有一长段时间。来自上面的相关部门、官员、文件也表示要给他们加工资。民众的质疑、非议、抱怨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一切似乎已尘埃落定。假如这是一场博弈的话,那么,公务员们赢了。毕竟,中国的社会治理主要依靠庞大的权力体系的运作,无法离开作为一个群体的他们。这是不得不正视的博弈筹码。不过,江苏灌云县国税局的公务员同志们的一次"维权",使事情呈现出了男一个面相。     

中国是否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评米歇尔·阿格列塔《中国道路:资本主义和帝国》

正《中国道路:资本主义和帝国》以大量的论据详细阐述了关于中国的相关问题,应该说见解独到。当然,独到之处是相对于西方许多媒体的宣传而言的,后者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专制的共产主义与放纵的资本主义的畸形结合。米歇尔·阿格列塔则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该制度通过官僚权力进行调控,而这种权力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和合法性,必须要掌控资本家的私人利益,并寻求各种手段来维持社会认同。此外,书中观点的另外一个独到之处在于:阿格列     

制度创新是改革的核心——专访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

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应该着力于从制度上防止权力的滥用,最起码的一条就是,有资源分配权的人不应该有优先选择权。这就好比是在分一块蛋糕,切蛋糕的人应该最后一个拿,这样才能保证分得公平。     

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创新

建国5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和创新,从国家主权、政党政治制度、中央政府体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多个方面重新塑造了中国的政治体制.这种创新是积极而稳妥的,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相互促进,坚持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结合的原则,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道路.     

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比较——基于议题领导权视角的分析

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战略竞争加剧,但双方在该领域的策略取向却截然不同。对此,既有研究主要从权力、制度和地位三种视角进行探讨,权力竞争视角认为国际制度策略从属于权力分配和权力互动,制度竞争视角强调制度竞争和制度制衡的作用,地位竞争视角关注国家对国际地位的追求。本文主要基于议题领导权的视角,探讨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背后的逻辑。随着世界朝着多元复合秩序演变,权力竞争的方式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功效有所下降,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竞争也逐渐显现。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则偏向排他性多边主义,其目的是借助国际制度制衡中国,维护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中国坚持包容性多边主义,在维护自身发展权的同时也谋求提升国际领导权。当然,双方在国际制度领域并非零和竞争,议题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使得中美双方的制度竞争没有权力竞争激烈。展望未来,议题领导权竞争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形式,中美双方能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在不同领域加强议题领导权,最终形成中美各具优势、相互制约的局面。     

全球公域的内涵、伦理困境与行为逻辑

全球公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及其资源。全球公域这一概念本身内涵着某种超越国家主权的规范。其公有属性意味着对国家权力和利益的限制,而开放性和资源的竞争性则造成国家间在全球公域进行博弈以获取更多利益的现实,两者之间互相矛盾,这也是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困境所在,即在全球公利与国家私利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全球公域中存在着理性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两种行为逻辑互相制约,加上全球公域的公有属性,使得国家权力在全球公域具有边界性,利益的最大化受到制约。为了有效维护全球公域的公有属性,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规范国家行为。本文对现有全球公域治理制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进行了分析,指出全球公域的治理制度亟待完善。中国历来积极参与全球公域治理,可以从价值理念、制度建设等层面提供公共产品,以推动全球公域秩序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网络空间治理的力量博弈、理念演变与中国战略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不仅涉及信息发达国家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关键资源、网络权力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复杂博弈,还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等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博弈。"棱镜门事件"在加剧网络空间治理博弈的同时,也推动各方政策立场持续调整,增加了治理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网络空间领域的博弈也反映出互联网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等相关治理理念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趋势。目前,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上的参与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需要以网络空间博弈的发展趋势和治理理念的演进为基础,结合"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网络强国战略,以国际机制塑造、人才培养及技术发展等为核心建构长远、完备和全面的参与战略。     

“人大监督”归位的渐进思路

监督法的制定出台,在人大的制度创新和权力细化、规范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     

专题研究:国际法治建设与中国的角色

正编者按国际法治是一种规则至上的国际治理形态,强调国际法对国际主体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仅来自权力政治的威势,还来自法律对正义观念的塑造和对主体行为的路径设定。因此,尽管国际政治复杂多变,国际社会法制化、国际法治程度加深的整体趋势却是一往无前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法制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国博弈的产物,其价值观和制度结构是基于西方宪政思想建立的。相应地,西方宪政制度在当代尽管受到诸多诟病,但也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国际法制体系。自重返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