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案件简易程序初探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简易程序的改革是这次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如何在人权、法治和权力制约的理念下．充分展现这一改革对实践问题的推进．成为我们着力思考与发展的方向。     

浅谈对适用简易程序公诉案件的监督

1997年刑诉法修改后,新增设了简易程序,这一程序的增设,使适用该程序的案件在审判组织、审理程序得到简化,使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得到简化,使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得到简化,从而提高了诉讼效率,节省了办案时间,节约了司法资源,减轻了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实践证明,简易程序的增设是非常必要的。随着简易程序的普遍适用,由于适用简易程序工作的特殊性,其相对于普通程序,给公诉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增加了一定难度。如何做好公诉案件简易程序监督是公诉机关面临的又一课题。现结合司法工作实践,谈点粗浅认识:一、简易程序适用的监督第一,对简易…     

新刑诉法体系下的公诉案件简易程序工作机制分析

对于基层形式检察执行机关的具体司法实践过程当中,使用简易程序实行审理的案件占据着相对比较大的比例,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很好地缓解基层形式检察执行机关办案人数规模小和案件数量庞大等方面的具体突出矛盾.当然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使用范围不明确、被告人缺乏选择权等各个方面的司法疑惑与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新刑诉法的产生,能够进一步地改进与完善刑事案件相对应的简易程序,明确规定了相应的合适条件、检察执行机关相应的建议权与被告人相应的选择权,特别强调了对于检察执行机关公诉工作影响程度相对比较大的则是明确了公诉人应当出庭公诉的实际程序.     

简易程序案件公诉模式改革刍议

新刑诉法对简易程序修改给公诉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和冲击。如何应对新刑诉法,构建简易程序案件新的公诉模式,需了解简易程序发展演变历程,结合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以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建立认罪答辩协商机制、采用集中办案制度、科学简化程序公诉模式,依法行使公诉职能及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2006年至2008年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有关情况的调研报告

本文就2006年至2008年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有关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和分析，以期对相关的司法实践的顺利开展有所助益。     

浅谈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检察监督

简易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相对于普通刑事诉讼程序更为简洁、高效的刑事审判程序。但其在案件审理中存在若干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当强化检察机关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监督,以解决目前简易程序中所存在的问题。     

撤回公诉制度研究

撤回公诉是指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后。在法定的时间内，由于发现存在不宜或不能将被告人交付审判的情况，而按照一定的程序，主动向法院提出撤销指控或撤回诉请的诉讼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案件的撤回未作明确规定，     

简易程序公诉案件的法律监督机制重构

自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简易程序以来，虽然理论界对该程序褒贬不一，但在实务界却得到广泛运用．面对法院的简易程序审判活动，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进行监督本是应有之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几乎毫无作为。在理论界希冀立法机关对简易程序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言论甚嚣尘上时．笔者却以为．相较于检察机关对自诉案件简易程序话语权的天然缺失．对公诉案件简易程序的法律监督缺位则是检察机关主动放弃的结果．有鉴于此，在公诉案件简易程序中重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制似更为可行。     

浅析公诉案件简易程序的启动权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1、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2、告诉才处理的：3、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刑事诉讼法颁布后，对于本法条中“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应有哪个主体提出适用简易程序成为一个问题。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之完善

刑事和解制度自产生以来就作为一种解决刑事纠纷的全新模式,被许多国家采纳并应用于刑事案件的实践之中,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与贯彻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背景下,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弥补被害人损害的途径也慢慢进入到我国刑事司法的领域,并最终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本文主要就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程序进行探讨,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改革和完善刑事被追诉人法律援助的实践与思考

1996年，我国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首次将“法律援助”写入法律，此后的十几年，法律援助无论在国家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在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方面取得了较为积极的进展。但是，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被追诉人法律援助的期望没有止步于此。本文围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这一命题，     

法定数字货币应用的法律风险及制度完善

法定数字货币在应用过程中的法律风险随其功能定位的变化而变化.作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工具,法定数字货币存在权利事后救济机制缺失及相应法律规范缺位的风险;作为监管工具,法定数字货币存在监管权力与隐私权利失衡的风险;作为货币政策工具,法定数字货币存在监管不到位而无法保证其积极助力于宏观调控的风险.因此,应在考察现行规定和有益制...     

论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重构

~~论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重构@谭振波$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61~~~~[1]曾尔恕．评美国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J]．政法论坛,1990,(1)． [2]莫诺·卡佩莱蒂,等．徐昕译．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与未来的民事诉讼[M]．法律出版社,2000．40. [3]于前军,张晓．论     

法律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运用及其完善

案例指导制度被赋予了统一法律适用的目标,但是,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被援引的比例偏低。对法律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运用进行分析和展示,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具体来说,虽然具有优先地位的文义解释方法得到了普遍运用,但是,该方法并不合适于分析带有疑难色彩的指导性案例。目的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有着多种表现形式,能够对涉案的特定法律规范或者概念进行扩张或者限缩。体系解释方法通过对比相关法条,可以厘清规范含义,更多的是可以发现法律漏洞。历史解释方法是以重新发布公报案例的方式出现,能够产生巩固最高人民法院意图的效果。各种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运用,能够形成个案层面上和相关个案之间的融贯效果。当然,指导性案例中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还需要继续改进和完善,例如淡化文义解释方法,说明不同解释结论的差异,强化运用解释方法的共性目标,在程序上凸显解释方法的运用,以及激励解释方法的创造性运用等等。案例指导制度实际效果的发挥,需要以法律解释为代表的技术因素的支持。     

论认罪案件处理程序之简易化

本文从认罪案件这一特定角度出发,探讨了刑事诉讼程序应进一步简化,论证了在许多环节上还可进一步通过改革提高诉讼效率。并对认罪案件的简易化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即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给予认罪案件以更简便、快速的处理,将简易化从审判程序前移到审前程序,从现有的简易程序扩展到普通程序,从一审程序延伸到二审程序,从而使简易化贯彻于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尽可能地提高诉讼效率。     

金融危机后的资本市场改革

金融危机之后,资本市场的许多暗道机关大白于天下,世人对资本市场及其相关问题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比如,长期以来人人喊打的内幕交易并不是资本市场的要害问题,是肘腋之患,而非心腹之患。内幕交易的金额相对较小,速不及金融衍生产品的豪赌的危害大。再比如,安然丑闻之後推出的《萨班斯法（Sarbanes-Oxley）是表面文章,不是亡羊补牢,而是虚张声势,避实就虚。金融危机之后,     

关于改革公诉制度和强化国家法律监督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中,国家既是诉讼当事人之一方,又是审判者,还是监督者。这样的角色安排,置国家于难堪的法律地位。《宪法》规定,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以刑事公诉为主要职责不符合宪法初衷。刑事公诉职责(包括侦查和检控)应该由政府司法部门承担。国家检察机关必须承担和强化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各方面的司法工作的监督,更要承担和强化对行政机关各个部门各项行政工作的监督。     

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以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为参考

简易程序是提高诉讼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重要方式。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确立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又对其进行了重要改革。但任何制度设置均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通过实践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并在借鉴域外立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本文将通过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对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建议,主要内容包括简易程序多元化、加强被告人权利保障与改革救济途径三方面。     

小额速裁程序的法理思考与制度完善

小额速裁程序制度已经突破传统诉讼程序设置的基本原理与框架,在法律定位上,该程序应当是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独立并存的审判程序。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法理交错适用、诉讼成本与诉讼收益相适应、效率与公正价值的衡平、诉讼合意与能动司法的协调是该程序的理论基础。我国小额速裁程序制度的完善应当在依据其基本法理、反思各地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从体例结构到内容的改进。     

浅析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法律性质与救济途径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已成为我国当前学界与实务界探讨的热点。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法律性质与救济方式是密切关联,但又可相互分离的两个问题。就我国而言,应当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法律性质认定为国家赔偿责任,其救济方式主要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其主要立足点在于如何与我国现行制度相互协调,实现对受害人的有效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