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农村治理的经验与教训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乡政并立、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也基本经历了一个下沉、全面渗透和向上回抽的过程.这些变化表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中国农村治理变化的主因;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农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影响了农村治理的效度;尊重农民的创造是党在农村领导方式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当前,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国家权力和农村自治的有机结合是农村治理应当关注的问题.     

“县政乡社”：中国农村治理模式新构想

近年,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化,以及村民民主政治要求更加强烈,对现有的“乡政村治”体制构成了直接挑战。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社会自治权扩大和国家权力上移,代之以更高层次的“县政乡社”新模式是一种可以预见的趋势。遵循这一社会发展规律,我们党要认真研究当前农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发生的新变化以及农村管理体制面临的新问题,适时推动其向“县政乡社”模式转变,这是构建和谐农村和巩固党执政社会基础的时代要求。     

村庄内生秩序、国家行政嵌入与乡村秩序重建

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对乡村社会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动员,并由此产生了如何在变革中的乡 村场域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课题。20世纪之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主要处于由内生而致的权威及其执行者 的管治中;20世纪上半期国家政权日益深入乡村,村庄内生力量受打击但国家行政嵌入又无力维持秩序;新 中国建立后,国家行政权力全面渗透并控制乡村社会;20世纪后半期,随着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了"乡 政村治"的乡村秩序格局。当前,乡村秩序对"乡政村治"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家行政力量退出乡村场域和 在村庄内生秩序主导下践行乡村自治模式已势在必然。     

乡村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与保障。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乡政村治”到“三治融合”、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共治”等变迁历程,实现了乡村内部的社会稳定和有序发展。乡村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在于二者都坚持以广大农民根本利益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依归、以农民群众为实践主体,以及实践过程的贯通衔接、一体推进。因此,可通过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重塑乡村社会资本、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等路径激发乡村发展内在活力,从而加快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     

实现“乡政村治”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国家行政权力深入农村基层,"公社"和"大队"之间成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宪法赋予村民以自治权,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实现村民自治去行政化从而强化村民自治能力,是实现"乡政村治"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     

“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机制的构建

构建"乡政"与"村治"的平衡协调机制是构建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从农村基层治理实践看,我国以"乡政村治"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仍不平衡,既存在着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权力对村庄权力的"影响",又存在着村治过度自治化倾向对国家权力的挑战。因此,应从保证"乡政"行政权的合理使用、"村治"自治权的有序运行、"乡政"与"村治"的良性互动和"乡政村治"治理绩效的评价等方面,尝试构建"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机制,不断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绩效。     

乡村治理模式变革与农村社会发展——以浙东DT村为个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以人民公社体制为载体的控制型治理模式与八十年代开始确立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在这两个阶段,农村社会呈迥然相异的发展状态。反思乡村治理模式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可得到如下启示:乡村治理须以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乡村治理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与创造性;乡村治理不应割裂历史文化传统。     

基层治理现代化:基本内涵、历史理路、时代背景

基层治理现代化包含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两方面内容。基层治理体系是基层治理的制度框架,基层治理能力主要是基层政权治理能力。我国基层治理改革先后经历了政社合一、政社分离和政社互动模式的探索,不同历史阶段的基层治理改革都是为了实现基层稳定和国家发展。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人民群众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层治理变革提供了思想和技术支撑。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式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农村社区管理的新模式

众所周知,在我国广大农村社区,实行的是乡政村治的管理模式.所谓乡政村治,是指乡镇按照国家行政权力的运作方式组成为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乡镇以下则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事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即实行乡镇行政体制下的村民自治制度,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实行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由此可见,乡政村治,实际上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在农村社区所实行的两种不同功能和结构的治理形式,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农村的表现.     

城市社区自治的主要经验及农村自治的转变路径

近年,农村因城镇化扩张和新农村建设双重历史背景而融入城市或就地城镇化,这就需要按照城市先进的社区管理理念去治理农村新社区.目前城市社区建设经验主要体现在:一是社会结构出现了"基层政府(区)一大社区(街道)一小社区(居委会)"的三级层次萌芽,二是社会治理出现了从"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转型.农村地区可以借鉴这些经验,科学合理地划分国家行政权与社会自治权的边界,以社区自治为核心,推动"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模式的转变.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和路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观察和研究社会治理的重要视角。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单一主体管治、以政代社管理和政社互动治理三个阶段,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局面,只有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逻辑规律,才能准确定位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和责权,从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良性互动,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路与启示。     

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演进逻辑——基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考察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革,其内在蕴含着较为清晰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路径。农村治理模式演进的关键变量,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农村治理模式改革,重构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社一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构建了以政社分工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农村治理模式。新世纪之后的农村税费改革,以政建社与政社共治的农村治理新模式取代政社对立的二元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反腐败向基层延伸和精准扶贫攻坚为中心,农村治理模式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社区：治理与重构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主体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被新的政府主导治理模式所替代,其治理体制特点为:权力配置集中;自上而下单项进行;“政社合一”;社会被国家结构化。到了80年代,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大量国有企业的破产以及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的出现,使城市社会治理结构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方面,政府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为社区提供了政策与法规;另一方面,非政府社区组织日益参与、渗入社区并介入社区活动。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治理转型将是一个趋势,它表现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的结…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使乡村的发展陷入了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集权的简约治理”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底色。回顾和分析“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宏观历史背景及其生成逻辑，能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镜鉴。郡县制、宗族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共同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帝国君主、州县正印官、基层社会成员（包括准官僚、准官员、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三方面行为主体，在长期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动态均衡，对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央集权是基层简约自治的政治保障，国家权力必须领导社会权力；另一方面，简约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一统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家权力也应当充分尊重基层社会的内生活力和自主性空间。     

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集权的简约治理”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底色。回顾和分析“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宏观历史背景及其生成逻辑，能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镜鉴。郡县制、宗族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共同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帝国君主、州县正印官、基层社会成员（包括准官僚、准官员、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三方面行为主体，在长期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动态均衡，对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央集权是基层简约自治的政治保障，国家权力必须领导社会权力；另一方面，简约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一统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家权力也应当充分尊重基层社会的内生活力和自主性空间。     

英国的国家治理与议会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从二战结束至今,英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促使国家的权力构成和运行模式出现一系列重大变化,诸如行政权主导立法权、地区放权改革和加入欧盟等一系列转变标志着新的国家治理模式在英国逐渐形成。相应地,作为国家权力运行核心枢纽的议会也由刚性权力下的统治机构转变为柔性权力下的治理机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调整和创新,议会成功地调适了其新角色,从而保障了权力运行的平稳,并提升了权力运行的效率。这对于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现阶段的乡村治理结构

建国以来，我国的乡镇政权设置多有变动，乡镇基层治理结构也随之变化。我国的乡镇政权制度大致经历了乡村政权并存、乡政权制、人民公社制和乡政村治这四个发展阶段。就国家政权组织结构来看，中国的政权组织设置到乡为止，其下的“村委会”或“生产大队”、“生产队”等组织形式，都不属于国家政权组织的范围。     

乡村治理视阈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发展模式。但在农民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当前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