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之争的回顾与思考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兴起以来,理论界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研究热潮;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界定问题上,却一直争论不休,先后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三个基本观点。近年来,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的设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提法逐渐被理论界认同。但即使如此,有其特定内涵和外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仍不应舍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问题和主义”论战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一场关于"问题和主义"的论战。论战的一方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共产党员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所倡导的实用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命救国还是改良救国。对于这场"问题和主义"的论战,学术界大多从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成果颇丰,本文立足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域研究这场论战,阐述论战发生的时代背景、原因及意义,分析此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意义、对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确立的影响以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析伪

我国近100年社会主义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即是科学社会主义从抽象理论演变为物态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本义,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对象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特性来看,它不研究和回答具体问题,也不像具体科学那样,可以为实际问题提供具体解决方案。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能必然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虽不能具体化、实在化,但它提供了强有力的世界观指导、价值观引领和方法论支援。     

对话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与主义”

初次接触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概念,还是在7年前。那时。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在他的《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一书中,用了专门的章节。详细地阐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基本理论、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当时,除去专业学者以外,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了解的人并不很多。那还是一个较为深奥的概念。     

五四求索九十年

爆发于90年前的五四运动,以民主科学的旗帜,以与封建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彻底决裂的决绝姿态,开辟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纪元,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道巍然耸立的分水岭。     

创造社与“新浪漫主义”

五四时期，以创造社为代表在文坛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主情浪潮，被称为浪漫主义文学。其实，创造社的创作与其说师法于西方，不如说更接近于日本文坛热捧的“新浪漫主义”，而厨川白村对于“新浪漫主义”的界定和阐释对创造社最具影响力。     

《鲁迅》的“竹内视角”与“文学主义”

在竹内好的《鲁迅》中,＂文学＂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概念,包含独立品格、自我否定功能和行动机制的思想态度或行为方式。这种＂文学主义＂是属于＂机能性＂的,它是《鲁迅》的核心所在,也是理解＂竹内鲁迅＂的基本前提。竹内好以对＂文学＂的机能性的理解,来重新界定鲁迅以及与文学的关系,从而构成了独特的＂竹内视角＂。     

“真理”与“价值”关系问题的理论辨正

在哲学上,“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属于传统哲学的论题,而非马克思主义的论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题,是基于实践论基础上提出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辩证统一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往往把前者混淆并等同于后者,这是误解。这种误解发端于苏联教科书,也构成中国理论界的一种范式和理论立场并反映在教科书中。其实,唯物史观不是在“真理”与“价值”这两个范畴的直观视野上直接讨论二者的关系,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讲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即唯物史观没有“真理”与“价值”的关系论题,“真理观”与“价值观”的辩证统一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论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模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一是指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二是指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形成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在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理论形态”说与“诠释形态”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出现的"理论形态"说,视野宏大,便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总体把握。根据不同的时代场域、历史"前见"、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对同一思想体系进行不同理解、作出不同解释,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诠释形态"是从"理论形态"概念派生的概念,以弥补其解释力的不足。二者区别在于,"理论形态"属于"建构式解释",而"诠释形态"属于"注经式解释",所以后者没有成为"理论形态",而只是"诠释形态"。"诠释形态"可以有一定建构,但只是个别创见,没有自成体系。"诠释形态"可以界定为不稳定、不成体系、又互相关联的"一套解释话语",是前"理论形态"的东西但还没成形为"理论形态"。而"诠释形态"的"一套解释话语",又与一般的理论解释、理论诠释、理论阐述、理论阐释的"零散解释话语"不同,后者可以是一次性的,可以是每次有不同的说法甚至矛盾的说法,而"诠释形态"已经形成比较固定的解释话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论形态"和不同"诠释形态"的演变,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史作更细密的分析。     

“新世纪十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9月3日,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中心主办了关于新世纪十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的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杨河为研讨会致辞,并主持了研讨会第一单元的讨论。近40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学者和相关媒     

论毛泽东对“两次结合”之“突破口”的选择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其“突破口”的选择非常重要。毛泽东所以能够实现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与他选择农民问题息息相关。农民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能够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客观规律融为一体。毛泽东推进“第二次结合”时所选择的是如何“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其中高度重视新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之反作用的经验思维与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矛盾冲突难以解决,而使“第二次结合”走入误区。但对其中的规律性认识应当予以肯定。     

财政立宪主义与“土地财政”治理

我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引发了不少问题。财政立宪主义视野下,该现象是由央地财权划分不够合理,以及地方政府权力与当地居民权利不够平衡造成的。如果能够做到以宪法绝对统摄各类财税法律法规,则"土地财政"问题就可得到治理。     

以新的视角认识当代的“社”与“资”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由于诞生于战争与革命年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共同胜利论”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巨大差距,超越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愈越阶段的“社”,其优越性的发挥不可能在革命刚一胜利就立即呈现出来,而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带有姓“社”姓“资”的性质,但作为二者的具体实现形式,则不可简单冠之以姓“社”姓“资”。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如何认识当代的“社”与“资”,就更应从以往冷战时期只讲它们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而应看到二者相通和相同性的一面。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国家观的视角

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且相互对峙的政治哲学当属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它们争论的焦点是"弱国家"与"强国家"的国家观,具体展现为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价值优先序列的选择。无论从规范理论还是从政治实践的视角来审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均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二者的争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决不能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作非此即彼的简单化选择,而是应寻求"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某种程度的衡平。     

关于“报告”与“请示”的几个问题

长期以来,在实际工作中,混淆使用“报告”与“请示”的现象屡禁不止,本文通过综述“报告”与“请示”的演变,辨析二者的差异,以及阐述为确保正确使用“报告”与“请示”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旨在提请公文制作者和审核者的重视,规范公文处理工作,充分发挥公文作用,以促进公文处理工作的严肃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中西文化的“战”与“和”及其价值思考——以鸦片战争和五四时期为考察对象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的交锋拉开了中西文化"战"与"和"的序幕。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西文化"战"与"和"在五四运动前后又一次卷土重来。纵观这两个时期的论争,实际上是围绕着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构想未来文化等方面进行的,双方观点各异,在"战"的同时又从对方吸收有益的思想不断地达到"和"。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对中西文明的剖析和反思愈发凸显出独特的价值,不但有助于将文化讨论推向更深的层次,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贡献。     

谈谈“问题”与“理论”

“问题”与“理论”,总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问题中的理论”是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中所蕴含的理论问题;“理论中的问题”是属于理论研究范围内的问题。“理论中的问题”只有来自于“问题中的理论”才是现实的;“问题中的理论”只有提升为“理论中的问题”才是深刻的。真正的理论是源自“问题”的理论。围绕“问题”而发展是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任何理论的发展史集中表现为问题史;离开“问题”的理论,就变成了书斋之中的幻梦,时代之外的遐想,世界之外的独白,注定缺乏关照现实的力量。当前要重建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生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六个“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承继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思想到实践、从共性到个性的三层转变;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三次结合;改革开放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理论成果;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共产党执政和人类社会发展三大规律的认识;贯彻了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真正了解实际情况与把真正弄懂的理论和真正了解的实际相结合的三项要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三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