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缘政治三大常混问题的辨析

在地缘政治的研究中,存在着对地缘政治与地缘政治学、地理政治和政治地理学的混淆.地缘政治是现实政治的现象之一,地缘政治学是一种知识体系;地缘政治是围绕地理空间的控制权展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地理是讲自然范畴的关系, 地理条件与地缘政治是或然关系,将地缘政治翻译成地理政治似乎欠妥;地缘政治论是政治学范畴的知识体系,政治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内容之一,两者属于不同的知识领域.     

韩国政治社会化的历史分析及启示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传播、维持和改变。一国政治文化主要依赖于内部诸条件的相互作用与耦合,但外部因素也是影响政治文化乃至政治社会化进程的重要变量。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韩国社会经历过多次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规范的解体、分化与重组。韩国政治文化及其社会化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大,尤其是受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影响巨大。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三国对韩国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分析韩国政治社会化的历史与现实,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走向政治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与启示。     

冲突—调适—象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肖像政治的三维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肖像政治领域冲突频仍,中国共产党对此屡加调适。冲突与调适,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肖像政治演进的基本轨迹。经由规范制备、仪式实践和机制调整等多维政治取径,个中冲突得以逐步化解,政治象征体系得以建立,象征政治之效亦渐趋达成。从整体上看,此等肖像政治实践与冲突调适,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权力生产、意识形态重塑和合法性建构大有裨益,对于当代中国象征政治和政治象征体系之建构也多有启迪。     

政治转型背景下的缅甸环境政治

环境政治发轫于西方,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环境政治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初现端倪,并逐步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缅甸的环境政治在2010年政治转型前虽已崭露头角,但在威权政治下,环境政治体系发展不健全,在政治生活中长期被边缘化。2010年政治转型后,在经济发展、党派竞争、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及域外力量等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缅甸环境政治不断演进,逐步摆脱威权政治的束缚,显示出其特殊的影响力。在此背景下,缅甸政治经济转型加速推进,产业结构迭代升级,环保立法标准显著提高,国际环境话语权逐渐增强。然而,转型期复杂动荡的政治生态却成为缅甸环境政治进一步发展的壁垒,日益激化的党派纷争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各利益集团政治斗争的工具。随着"工具化"趋势不断加剧,环境政治对缅甸民主转型、经济发展、投资环境及国际形象的不利影响也在显现。如何避免利益集团利用初级阶段的环境政治渔利,并促成环境政治与政治转型的良性互动,是缅甸政治发展道路上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

"政治极化",特别是两党政治的极化,是近十多年来美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美国政治学界近年来普遍关注但又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本文在对美国"政治极化"作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探讨了"政治极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当今美国政治进程和公共政策制订的影响.文章认为,"持久的政党选民重组"(secular realignment)所导致的两党选民结构和选举基地的变化、两党内部意识形态同质化及其导致的选民"政党选择"(party sorting),文化、宗教和道德价值观冲突上升等,是政治极化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两党"政治极化"既是美国政党和选举政治变化的结果,反过来又对美政党和选举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极化"的政治环境下,两党在主要政策领域的分歧增大,总统和国会围绕立法控制权和司法任命的斗争愈演愈烈,从而导致更多的立法僵局."极化"现象对现有的关于美国政治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民粹政治与东南亚政治精英的分化和合流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涌现出诸多构建“民众—精英”对立话语、塑造领袖魅力、实施跨阶层政治动员以竞争权力与资源的民粹政治现象,但是不同民粹政治进程中民粹领袖与传统精英的互动却呈现出分化合流的显著差异。探讨民粹政治中的精英政治问题是有效的切入点。民粹领袖尝试构建政治纲领、汇集民意穿透精英政治壁垒,但是由地主、资产阶级、宗教领袖以及军官团等构成的东南亚传统精英依托土地、资本、宗教权威、强制力量等要素,占据着政治权力与利益分配机制的核心位置,限制了精英分化合流的互动过程。因而,政治方略决定了民粹领袖能否实现对精英的“挟制”:再分配与制度变革取向的革新政治将会引发传统精英反制与精英分化;改良政治以利益相容与权力制衡的形式“挟制”传统精英,以合作与妥协两种方式实现精英合流。精英分化合流的现实意味着东南亚国家追求制度改革的民粹主义浪潮不仅难以打破既有政治经济秩序,而且可能陷入“精英合流”与“精英反对精英”的轮回。     

美国政治营销的兴起

政治营销学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大规模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旨在从商业营销的角度对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指导.由于民主政治渐趋成为金钱政治,美国政治成为专家和精英人物垄断的事务,降低了选民的参与热情.政治营销的兴起,标志着美国竞选模式从政党政治模式向候选人中心模式转变,它对美国式民主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从民主发展的世界范围来看,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杜绝政治营销,而是如何把民众重新置于民主过程的中心.     

俄罗斯政治思想的新变化——2009年俄罗斯政治形势分析

2009年俄罗斯的政局保持稳定,但政治体系现代化的改革成效不大。金融危机成为影响俄罗斯政治形势的刺激性因素。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在政治思想上的差异开始显现。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政治哲学观与历史观的不同上。思想观念的不同可能导致政治路线之争。由于普京依然居于权力中心,俄罗斯政局的发展不会完全按照梅德韦杰夫的路线发展。     

原地转圈:日本政治捐款制度改革

从1948年到2011年,规范日本政治捐款制度的《政治资金规正法》历经了多次修改,但对政治捐款数量的限制保留了1975年第1次修改时的标准。派阀和政治家仍然能够通过多种迂回途径获得企业团体捐款。政治宴会作为变相的政治捐款受法律制约较小,成为最有效的收集政治资金方式。日本政治捐款制度改革之所以原地转圈主要是因为日本型民主制度的先天性缺陷。     

鸠山内阁时期“政治主导”改革失败原因探析——以委托代理理论为视角

2009年9月,鸠山由纪夫成为日本首相,组建鸠山内阁,实施了诸多政治主导改革措施,意图实现消除政府执政党二元体制、重塑政官关系的目的。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选民-政治家和政治家-官僚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出发,对鸠山内阁时期民主党政权的“政治主导”改革进行了全面分析。鸠山内阁时期的政治主导改革损害了选民、政治家、官僚三方利益,产生了委托人信任危机、加剧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懈怠,增加了代理损耗。从选民-政治家委托关系来看,由于选民对鸠山内阁产生信任危机,鸠山内阁支持率急速下降,间接导致民主党2012年众议院选举失利。从政治家-官僚委托代理关系来看,政治家一味抵触省厅官僚,导致官僚的消极怠工与暗中抵抗,加速了鸠山内阁总辞职步伐。因此,可以认为鸠山内阁时期“政治主导”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结果来看仍以失败告终。     

情绪、理性以及国际政治世界

在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中,情绪作为一种心理变量与因素的作用往往受到忽视。由此,本文试图回答情绪在国际政治世界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亦即情绪分析的路径,以及情绪与理性之间的关系。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是,本文认为情绪与理性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情绪理性研究既有认知神经科学的微观实验基础支持,又得到了国际政治世界以及跨文化群体研究的经验证实。探讨情绪理性及其战略功能,已成为未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情绪理性研究路径的展开与深入,有助于重构国际政治研究中一些重要的概念,诸如认同、信任、威慑以及声誉等。     

习近平关于“政治三力”重要论述的形成理路、科学内涵与实践要求

“政治三力”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干好工作必备的政治能力。习近平关于“政治三力”的重要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要求的准确把握,又是对党历来重视政治能力建设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现实需求的深刻回应,是蕴含丰富内涵、具有严密逻辑的理论体系。新征程上,提高“政治三力”,要从突出政治功能、强化理论思维、增强党员干部本领、加强制度执行等四个向度同步发力,这既是科学构建“政治三力”提升路径的内在要求,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政治三力”重要论述的实践要求。     

2004年美国大选剖析

本文运用实证的方法在对2004年大选的形势和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布什和共和党获胜的原因、大选结果对美国政局及政党和选举政治的影响,以及布什第二任期内政外交政策走向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2004年大选是布什和共和党取得全面胜利的一次选举。受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影响,此次总统选举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如全国政治议题和选举议题发生重大变化、道德价值观成为决定大选胜负的关键等。共和党获得全面选举胜利从根本上来说,是“新政联盟”解体以来美选举政治长期变化的结果,也是美国社会日趋保守化的反映。2004年选举结果的意义在于:它预示着保守主义继续得势将是今后四年美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再次巩固了共和党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的多数地位,强化了总统职位的权势和影响力,加剧了国会内两党的斗争。但这是否是一次“关键性选举”,仍要看两年后的中期选举,特别是2008年大选共和党是否继续维持一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参众两院的局面。     

欧洲执政绿党:政策与政治影响

通过对欧盟国家 1 995-2 0 0 3年间形成的五个绿党执政联盟的比较分析 ,可以看出 ,绿党作为全国性联盟政府中的弱小伙伴 ,只带来了生态环境相关议题领域的某些局部性和渐进的政策变化 ,而且必须为此经常做出广泛的、甚至包括环境政策方面的政治与政策妥协 ,而兑现其竞选政策主张或维持其执政地位的需要 ,使绿党继续舍弃其最初运动化的或选择性的政党结构 ,而逐步接近于一个职业化、集权化的选举性政党 ,尽管它们作为生态政党的绿色政治形象短期内没有也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塑造公民文化--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变迁

本文对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变迁的过程做了回顾.从联邦德国建立之初到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公民对民主政治体制的认同感和忠诚感有了极大的提升,产生了对民主制的普遍支持.同时,德国人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了,实际的政治参与也增多了.本文对产生这一重大变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肯定公民文化的塑造是联邦德国民主制度成功的重要标志和根本因素之一.     

试析泰国政治动荡的周期性

泰国是世界上政治动荡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其主要形式表现为,一是频繁地制定和废除宪法;二是频繁的军人政变;三是频繁的内阁更迭;四是频发的街头运动.泰国这种政治动荡具有特别明显的周期性,至今,至少已经历了五个周期的循环.本文将集中考察泰国自1932年以来的政治动荡的周期性变化,然后对这种周期性政治动荡作一深入的原因分析.     

从总裁选举看自民党派系政治的变与不变

派系政治曾经是日本政治的代名词,自民党也被称为“派系联合体”。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时期(1955年至1993年),总裁选举以派系为单位进行,派系是总裁候选人拉票或争取多数派工作的工具,非派系领袖担任总裁是一种“非常态”——自民党的紧急临时避难措施。在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选举制下,自民党派系政治表现出不同于中选举区制下的特点——派系功能及其约束力显著弱化。尤其是在总裁选举中,派系已经由“主角”沦为“配角”。非派系领袖出任总裁成为一种“新常态”,派系领袖出任总裁则是一种非常态。无论自民党派系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其不变的逻辑仍然是受不可见政治游戏规则的支配。     

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如何重塑对华政策

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经历重要变化的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正在全方位塑造其对华政策。在政治理念层面,美国民粹主义扭转对华政策价值取向,改变对中国的身份界定,塑造消极的对华政策政治与社会环境。在政治结构层面,随着共和、民主两党热衷于拥抱本土化势力而排斥全球化势力,倡导并实施越来越强硬的对华政策,美国社会中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日趋式微和边缘化。在政治过程层面,对华政策成为国内政治的抓手和两党博弈的筹码,对华行为趋向极端化,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和冒险性。鉴于美国对华政策愈来愈受其国内政治的驱动,中国要善于利用利益、力量以及国际制度与规范,从外部塑造美国的对华行为。     

"碎片化"社会的政治整合——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探析

复杂多元、碎片化的政治亚文化使马来西亚的各种族、各政党、各团体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削弱了政治整合的效能,而自由民主制度的竞争性特征更加剧了这一趋势。然而,由于各种族、各阶层的政治文化存在着相近的或共融的内容,比如权威主义心理取向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等,再加上政治运作过程中逐渐磨合出的政治妥协、合作和理性等精神,既构成了马来西亚主流政治文化的内在机理,也为马来西亚的政治整合提供了有效的政治文化资源。这种政治文化奠定了马来西亚软权威主义政治的重要基石,从而成为后发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