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型工程征地拆迁职务犯罪分析

近几年来,贪污、挪用农民占地补偿款、退耕还林补助费和镇村建设专项资金的案件的频繁发生,不仅影响了农村基层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而且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来了不安定、不和谐的因素。本文结合几年来政府主导的政府征地拆迁职务犯罪案件,进行特点、原因等分析,为做好今后此类工作的先期预防。     

政府产业补贴“内外有别”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政府补贴的。但为什么中国却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双反"的头号攻击对象?欧美各国政府的政府补贴采用了什么形式?它们与中国的政府补贴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都是“钻漏洞”,性质大不同

<正>事情的关键不在是否有人钻政府管理的漏洞,而在这些大大小小的钻洞活动,是否正在形成一种趋势:不创造新的社会服务资源,只是重新分配已有的资源,不降低已有分配比例的失衡,而是更弱肉强食、加剧这个失衡?     

无锡:“幸福城市”先行者的脚印

从"GDP挂帅"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必将推动政府在施政过程中把公共资源应用于直接提升人民幸福的领域,并在实践中提升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这不全依赖经济实力说话,核心还是一种执政观念和政绩考核体系的转变。     

“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结构

如果是在现代国家建构比较完善的语境下,已经不能用规模等指标去评判到底是小政府好还是大政府好了,看的是它的功能是否正常、健全。"不要管我!"即使在今天,一些主张"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的人仍会如此叫喊。在他们眼中,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包括经济自由)不被侵犯。     

服务型政府VS“保姆国家”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不是意味着政府提供的服务越多越好?是不是政府应该包揽所有公共服务供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我们刚刚要走出大包大揽的"保姆国家"的阴影,难道还要回归政府的全能主义?     

优化、效能、责任:政府改革三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改革取得了突出成效:政府职能转变迈出重要步伐,政府组织机构逐步优化,政府工作效率明显提高等,但不可否认中国的政府改革仍然存在问题。新世纪新阶段,中国要发展、要稳定,就必须进行政府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清费”治乱

目前的清费行动只是解决量的问题,消除那些原本就不应该由社会承担的政府行政成本。收费的法理何依,政府的边界何在,也需要正本清源。"目前谁也说不清楚‘行政事业性收费’从中央到地方到底有多少项,也没有一个公开的统计数字。据一些学者调研,最多的时候有1400多项。"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对《南风窗》记者说。而按照财政部发布的《201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其中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仅为194项。项目和标准随意、管理方式不统一、征收部门多元等问题使"行政事业性收费"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创收的渠道之一。相关媒体曾统计,全国有     

南书房

《"气"与抗争政治》应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3月版90年代以后,维护社会稳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中心性问题,本书通过几个案例的深入比较分析,以中国文化中"气"这个概念为视角,研究了中国乡村农民群体抗争行动的目标、动力和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分析了各级政府在维稳技术和策略上的转变,并探讨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复     

“大部制”有利于问责

对官员问责的日趋普遍是本届政府施政的显著特点之一。这是由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与体制性障碍的矛盾日益突出决定的。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住房工作会议把市县政府作为"辖区内住房保障、住房供应和房价稳定工作"责任主体,便是典型的例子。可以预计,随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问责的进一步加强,会促使地方政府在政府机构设置上与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相协调。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比较薄弱,出现了"缺位"或"不到位"的现象。改革最大的挑战将来自于在充实社会     

铁矿石谈判“完败”:经济安全再检讨

屡战屡败的铁矿石价格谈判,会不会成为中国重新审视经济安全的起点?任何主权国家开放都是以不损害国家主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利益为底线的,但是中国的部分地方政府已逼近临界点。     

新一轮“国进民退”之殇

仅仅靠政府的大基建投入,绝不可能迎来中国经济在全球尽墨时刻的腾飞。在非公经济可能再一次被时势所淹没的境况下,执政者是否应当在容许国退民进的领域做出长治久安的规划,以涤清民营资本的惶惶之心?     

农村社区建设:"三农"协调发展与乡村共治的生长

新时期的农村社区建设以社会和民生建设为核心,以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强调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协调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将催生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新变革,不仅会对村民自治实施有效的补救和创新,也有利于促进新型的农村公共治理格局的生成,使传统的"乡政村治"模式向"乡村共治"治理格局转变。     

“五有之乡”的国家伦理

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可以实现社会分红的政府,国家伦理的革新怎样进行,决定了朴素无华的"五有之乡"(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和住有所居)的理想,是否会沦为"乌有之乡"。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在2008年两会上正式提出: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在这个更多是强调纳税义务而非纳税权利的时代。人们似乎习惯于政府"取之于民",邢普委员建议政府"还钱",     

职能转变重在“怎么管”——专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

在一些有共识的问题上,一些管理是可以搞精细化的。但我们的问题是,政策一般比较虚,弱化这个,强化那个,都是些努力方向,具体的评价标准却没有。政治纲领是讲方向讲理念的,笼统点可以,但必须配套一套东西。机构改革边际效应明显递减《南风窗》: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先后进行过6次政府机构改革,本次大部制改革将是第七次了,职能转变一直是改革的目的。您如何评价过去的机构改革的成果,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不到位的地方?     

“为人民服务”的内涵和新意

正因为"为人民服务"和"服务型政府"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命题,对它们进行一点讨论,对思考中国的政治发展是有用的。在北京中南海新华门内的影壁上,写着毛主席手书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源于毛主席1944年9月在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所做的演讲,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在中国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与此同时,"服务型政府"是近年来一个响亮的提法,建设服务型政府被写入了执政党的决议,成为党执政的重要目标之一。     

“救市”释放什么信号

<正>在房价"下行"(其实就是少涨点或不再涨了)的形势中,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明里暗里松绑原先的限购政策,进行"救市"。放开限购看上去可以免于指责。毕竟,限购本身就是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对人们的"市场权利"的限制。但问题不在这里,而是政府的"救市"情结。为什么总是想着要"救市"?不是说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吗?     

农村学校的“普九”债务链

过去农村义务教育的状况是,农民集资办学,再掏钱让子女接受教育。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开始扭转这种局面,其核心是由农民集资掏钱转变为政府投入。     

跨国资本的中国“水买卖”

资本的属性也许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政府是否已经建立_套行之有效的管制规则体系,以应对市场势力介人自然垄断行业之后可能出现的负面问题。不断叩肩中国水务市场大门的境外资金已经引起了褒贬不一的多种反应。这些远涉重洋,陆续跻身中国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舞台的跨国资本,举手投足之间尽管力求低调,却仍不免成为备受揣测的主角。舆论对于外资在国内的"水买卖"举动密切关注,凡遇收购事件,各方必用类似"外     

“穷”教育走到十字路口

中国的公立学校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如何进一步来改革公立学校的体制,以及如何更好地发展公立学校,现在正处在一个抉择的关键时刻。是倒退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还是蜕变成为企业,蜕变成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现在还没有找到如何能够实现一种既有办学自主权,又能保证公共性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