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正义”:“共享”发展理念的双重价值维度

"共享"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及趋势应运而生的治理新理念,更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具有深厚道德伦理意蕴。从人类向高度文明迈进的历史进程来看,"共享"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遵循,而弘扬"善"与"正义"是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维度去认识,"共享"本质上反映出一种制度伦理,摒弃的是涉及资本财富、公共资源、人的全面发展等多方面不公正、不平等的制度和观念,直接对社会治理范式提出道德要求。这种伦理思想以人的幸福和自我实现等"善"作为价值基础,以正义的"治理模式"的实现作为"善"的实践路径。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共享"理念继承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所蕴涵的"善"与"正义"相统一的伦理思想。     

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构筑面向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体系的思考

从"党要管党"到"从严治党"再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演进逻辑。与"管党"相比,"治党"内涵更加丰富,涉及思想、理论、制度等多方面内容,构筑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体系是广义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在注重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规划、思想方法、组织体系、制度设计、体制安排、政策创制、方法程序等内容的同时,更要把握好价值性治理与技术性治理、制度化治理与伦理性治理、结构性治理与问题式治理、常态化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参与式治理与科层式治理、创新式治理与经验式治理的关系。     

城市基层社会“ 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及其限度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重心和难点皆在基层。在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型中,"技术治理"已成为推动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根本机制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实践逻辑。避险与避责是"技术治理"的基本动机和理性选择,化约主义逻辑是"技术治理"的行动哲学,追求工具理性是其主要价值取向。"技术治理"在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其运作逻辑存在众多局限,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当前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转型须坚持以人为本,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塑造基层社会的主体性和公共性,由碎片化、科层化的"技术治理"走向整体性、社会化的"社会治理"。     

“阶层固化”的逻辑与出路

夸大家庭背景对个人向上流动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从其他更主要的因素去理解政治精英群体的"阶层固化"现象。历史上的政治精英选拔机制多种多样,但大致可归为两类:古代社会的政治精英选拔多采用继承、举荐、科举等方式,其基本取向是身份条件(即使是科举,更多的也是考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认同,相当于教义辨析,而非政治实操能力);现代社会则更多地通过考试、选举、推荐等制度来产生政治精英,其基本取向是能力条件。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一大进步,就是政治精英选择标准从身份到能力的变化。与之相对应,国家的整体治理能力也藉由治理者个人能力的发挥,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大学章程为何“难产”

大学章程实际上是对大学内部的各种权力格局进行重新分配,并加以固化,这必然要涉及众多利益主体的关系的重新调和、博弈与平衡。历时7年,经历了3任校长",草案修改了10稿之多。至今,北京大学尚未拿出一个可供公开讨论的《北京大学章程(讨论稿)》。作为公开宣示办学理念、定位及治理大学的最高准则,大学章程也被视为大学的"宪法"。我国1995年实施的《教育法》也明确要求大学应有章程。然而,长期以来,我国2000余所     

生态合作治理: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动力

生态合作治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沿线国家为应对复杂生态环境问题而采取的跨区域协同共治机制。当前,“一带一路”生态合作治理在自然灾害和生态风险应对、基础设施与清洁能源绿色合作、合作机制建设与对话交流、合作规划和参与指引建设、技术转让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注入了新动力。同时,也面临着大国博弈导致治理碎片化、各国发展现实差异与理念偏差、本国利益保护偏好、国际合作平台机制欠缺等问题。因此,需要从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加强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引导,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对外的生态治理合作交流平台与机制和对内的政府与企业约束引导机制的建设,担起中国责任。     

太行山上新“大炼钢铁运动”

采铁!采铁!国际铁矿石价格飞涨像兴奋剂一样刺激着各路采铁大军。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太行山区的河流峡谷到处是采铁人忙碌的身影。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其原因是什么?这场新"大炼钢铁运动"背后蕴藏着怎样复杂的利益格局?     

法院贯彻“少捕慎诉慎押”检察的路径探析

“少捕慎诉慎押”是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理念和秩序、公正、效益刑事诉讼的价值功能的体现。当前,在我国的检察实践中,实行“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体系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应从适用认罪认罚实质化、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实效化审查社会危害性等方面入手,使“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方针成为一种有效的指导检察工作的方法,因此,要提高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加强对诉源的治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热话题与冷思考——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中共中央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历史开创性和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一部纲领性文件。为什么要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如何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怎么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本刊特邀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中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冯俊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解读。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