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疆界”的形成与国家领网主权制度的建立

国家是否对网络空间享有主权,是充满争议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技术输出国与技术输入国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提出了诸多学说.在立法上确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的基础上,我国应当依照“有形地理疆界”和“无形网络疆界”相结合的标准划定“网络疆界”,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国家的“领网”范围、主张国家领网主权.从而为我国政府捍卫领网主权、治理网络空间、参与制定网络空间相关国际规则提供合法性依据,为国家领网主权制度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     

论网络主权与新的国家安全观

互联网和全球网络空间的兴起发展,使传统绝对化的主权观念受到冲击,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环境下的国家主权的自然延伸。互联网的自由化、无边界性与国家独立性、固定边界有着鲜明的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面临的复杂法律问题仅凭一国的力量也很难解决,加之国际组织的权力强化和地位提升,国家不得不让渡部分主权或自我限制主权,以促成国家之间的协调合作。同时国家安全问题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树立新的安全观,提高信息保障能力成为信息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     

网络主权的国际立法与我国的对策研究

当前,随着科学信息技术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互联网极大的改变了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安全基础,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安全与其他安全因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就使得信息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因此,本文对网络主权的国家立法及相关对策进行了研究,针对网络主权这一概念明确了网络主权的国际立法,全文最后指出了加强国家网络主权的对策。     

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适用的理论冲突及应对

当下关于网络空间主权原则适用的论战主要集中于"间接适用论"与"直接适用论"之间。前者弱化主权原则地位,与国际法主流和传统背离,有助长网络霸权之风险,但因自有其论证逻辑,为美英官方所青睐。后者内部也存在相对适用路径与绝对适用路径的分歧。相对适用路径未能充分展现其相对于"间接适用论"的优越性,无法排斥其存在,绝对适用路径目前主要体现于官方政策中,相关理论支撑不足。我国应在绝对适用路径下坚持网络空间主权的直接适用论,同时深入探究网络空间本体,积极研究主权的概念与法理、不正当干涉原则的内涵外延及低烈度网络空间行为的规制,为抢占历史机遇期,提升本国网络实力和发展和平友好的网络空间环境发挥应有作用。     

后棱镜时代的国际网络治理——从美国拟移交对ICANN的监管权谈起

美国已建立起一整套涵盖网络空间战略、法律、军事和技术保障的网络防控体系。美国对ICANN的监管权的移交不会导致其丧失对互联网的实际控制权。自上而下的方法不是互联网国际治理的最优解决方案,互联网治理需要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美国提出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是其单边主义以及先发制人战略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是对主权国家信息主权的不当溶蚀。为建立和平与公正的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应设立网络安全与发展委员会,并将其纳入到联合国框架。互联网的国际治理应遵循主权平等原则和相对安全观,并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网络空间中的司法管辖权冲突与解决方案

互联网技术的去领土化极大程度地撼动了国家的司法管辖权。互联网内容层与物理层的分离使网络空间中各国的司法辖域脱离了国家地理边界,变得模糊不清。数据的流动性、分散性以及其存储地与访问地、用户所在地之间的不相关性对领土主权的行使造成困扰,国家在刑事侦查与刑事诉讼中的数据跨境获取受阻。部分国家率先开启立法实践,却因法律的域外效力挑起国家间的管辖权冲突。面对“属地管辖”与“域外管辖”间的困境、网络服务提供者“国籍管辖”困难、国际礼让司法适用受阻的现状,传统理论在网络空间司法管辖权问题上亟须创新:明确国家对境内一切人的属地最高权;在此基础上,认可主权国家在实际联系原则限制下对别国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域外管辖。     

投资规制权视野下东道国国家责任的构成与判定

国际投资法上国家责任构成与判定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东道国行使规制权的障碍和风险。国家责任不同于合同责任，国家责任除导致经济上的负担之外，还影响着东道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明确东道国国家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助于东道国正确行使投资规制权。东道国国家责任需要以《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为基本参照，同时结合国际投资法上国家责任的特殊性，从“可归因于国家”和“国际不法行为”两个构成要件入手进行分析。国家主体身份具有二重性，区分东道国的主权行为和合同行为是“可归因于国家”要件的关键问题。东道国是否存在“国际不法行为”则需结合公共利益的“价值位阶”和国际最低待遇标准进行讨论。区分东道国主权行为与合同行为，应逐步成为国际投资仲裁和国际社会的共识。当前，国际社会呈现国家“回归”的趋势，东道国国内法在判断国际最低待遇标准问题上应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论国际法上的国家标准

国际法关于国家的标准,分歧较大,在国家要素列举上历来有"三要素"和"四要素"的争论,冷战后,西方国际法学界又新增了诸如人权、民主、法治等要素。主权是国家的本质属性,作为国家必不可少,但是承认作为国家要素也日渐受到重视。在新国家产生的场合,不能笼统地认为是适用承认的"宣告说"或是"构成说",应具体分析新国家产生的性质和类别。在行使民族自决权建立新国家场合,应适用"宣告说",而在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通过单方面分离建立新国家的场合,应适用"构成说",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国际实践的证实。     

网络安全法及其与相关立法的衔接——我国《网络安全法(草案)》介评

随着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制定网络安全法已成为一种趋势。我国《网络安全法(草案)》的发布,为我国网络安全立法带来了契机。《网络安全法(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网络空间主权、网络安全战略、网络运行安全制度、网络信息安全制度、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制度等。为了实现未来《网络安全法》主要制度与相关立法文件的衔接,需要权衡以...     

国家保护责任三题

国家保护责任理论认为国家与国际社会有向处在危险中的人民提供生命支持保护及援助的预防责任、做出反应责任以及重建责任.国家保护责任理论是对传统的主权、安全观的重新阐释.国家保护责任理论通过对安理会作用的扩张解释,赋予了国际社会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的责任.国家保护责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应付日益复杂的国际危机,但是我们必须关注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国际法视角下的“网络战”及中国的对策——以诉诸武力权为中心

在各种网络安全威胁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与"网络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从诉诸武力权角度说,特定网络攻击可否构成《联合国宪章》第2.4条所禁止的使用武力行为,以及受攻击国可否援引《联合国宪章》第51条对攻击者行使武力自卫权,是两个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西方学者大多基于对《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的扩大解释,对以上两个问题持肯定立场。这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主要西方国家"武力制网"的网络安全政策提供依据,但它们在现有国际法中还存在种种争议。中国作为西方在"网络战"问题上的主要"假想敌"之一,应坚决反对网络空间军事化和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并警惕西方国家利用其"话语强权",将其有关政策、主张和学说转化为实在法。     

评析保护责任

“保护责任”这一新术语,用以说明一个国家的主权不仅是对其人民的一种“权力”,更是一种保护其本国公民基本权利的“责任”。这是对传统的“主权”概念的发展。“保护责任”的出现与国际人权法发展和“人道干涉”引起的争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保护责任”是一个新事物,而“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又是国际法的基石,因此关于“保护责任”的规则还在发展当中。     

主权投资基金的法律属性及其监管

从资金性质上看,主权投资基金来源于财政盈余或央行储备,分别对应国有资产管理和外汇管理两个法律范畴;从法律主体形式上看,主权投资基金可能构成行政机关法人或者国有企业法人.现有的主权投资基金监管框架包括国内法和国际监管合作两个层面,其中母国的专门立法、主权投资基金作为主权豁免适用之例外以及东道国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发挥着核心作用.目前国际监管合作缺乏实质效力,其完善尚需时日.     

现代主权理论与主权切割方法在国际服务贸易主权分析中的应用——以跨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为例

针对当前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主权理论失语困境,本文引进了国际法权威约翰·H·杰克逊的现代主权理论和主权切割分析方法,以跨国高等教育服务为例,阐释如何以新的视角分析和解决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主权问题。该视角的核心是打破对主权的整体论或分层论思维定势,建立基于具体事项的权力分配思维。具体来说,就是把主权视为一组在实践中运用的、具有可切割性的权力,讨论贸易国家之间就每一具体事项在法律和实践层面所形成的权力程度的分配,而不是权力种类的分配。     

互联网背景下国家信息主权问题研究

信息主权是国家主权在互联网和全球化背景下新的表现形式,是国家对信息必然享有的保护、管理和控制能力.互联网的开放性、虚拟性和全球性同主权有着天然的矛盾.以互联网为背景的信息全球化给传统国家主权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信息霸权的威胁.在互联网背景下解决国家信息主权面临的困境、维护信息主权的唯一途径是尊重国际法、加强国际法律合作.     

主权让渡的法律涵义三辨

当要强调国际组织在某些事项上获得对成员国的控制力和支配性时,主权让渡应表述为“主权权力”的让渡;当要强调国际组织由成员国的让渡行为而获得了某种排他的能力和资格时,主权让渡则应表述为“主权权利”的让渡。类似于基本权利和派生权利的区分难以适当地解释主权权利的让渡。在国家让渡了越来越多主权权利的情况下,代表主权的是终极支配权,而不是所谓基本权利。     

论国家管辖范围内遗传资源的法律属性

遗传资源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从历史上、现实中和国际条约的规定来看,国际社会关于遗传资源的法律属性存在着争议。遗传资源是国家主权管辖下的财产,体现了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具体来说,国家对于遗传资源既有所有权和管辖权的主权权利,又有管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的国家责任。就中国而言,中国应该采取措施明确本国遗传资源的法律属性并对其予以保护,如在国际社会中坚持遗传资源的永久国家主权原则,制定专门的关于遗传资源的国内立法,建立统一高效的遗传资源的管理体制等等。     

论杰克逊的“当代主权观”——以“权力分配论”为核心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美国国内关于是否接受"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所导致的"1994年主权大辩论"为开端,对于"主权"在当代国际经贸政策规范的制定、实施过程中所起作用这一关键问题,美国著名国际经济法学家约翰·杰克逊教授逐渐形成、并撰文发表了系列观点,其思维进路即称为Sovereignty-Modern("当代主权观")。杰克逊力图将主权问题异化为权力分配的问题,并倡议以实用主义的导向将此见解吸收到国家的政策决策进程中。对于这种主权观,因其内在的论证逻辑缺陷和法律价值缺失,尤其应予审慎剖析和辩证评价。     

论主权的最新发展及其与人权的关系

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倒台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安理会决议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主权的内涵及其与人权关系的广泛讨论。主权概念从起源到发展,以及近来在"保护的责任"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而主权与人权并不是对立的,而应是辩证统一的。我国应明确表明一国主权不容他国恣意践踏的立场,并在促进人权保护的合作与交流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主权

国家因主权而地位平等,主权的概念确立了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身份。然而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而不可侵犯的观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主权弱化、主权让渡等主权相对性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本文认为主权是国家的身份,作为国家身份的主权是不能分割、不能让渡的,全球化只是使国家置身于更多的契约约束之中,并未减损国家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