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与刑罚结构分析

刑事政策虽然概念各不相同 ,但防卫犯罪始终是刑事政策的核心目标。刑事政策的研究是“历时性”的 ,因为它要探讨刑事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刑事政策对刑罚结构的调整有着重要的意义 ,刑事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刑罚结构的变化 ,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会有不同的刑罚结构。实现刑罚疏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论轻罪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我国刑罚结构之完善

我国的刑罚结构属于重刑结构而且刑罚方法单调,使我国《刑法》不能适应惩治不同类型犯罪的需要,尤其不适应惩治轻罪的需要,因而应当从构建和完善我国的保安处分制度、增设新的资格刑刑种、完善管制刑、完善拘役刑的宣判及执行制度、提升罚金刑在刑罚结构中的地位等方面进行完善。     

非刑罚化——当代刑法改革的主题

本文论证了非刑罚化运动发端的刑事观念基础 ,分析了非刑罚化运动的方式和途径 ,主张我国应当实行“轻轻重重 ,以重为主”的刑事政策 ,在以严刑惩治重大犯罪的同时 ,适时地对轻微犯罪进行非刑罚化。     

我国刑罚结构改革研究

刑罚结构改革紧密结合着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这次2011年刑法修正关于刑罚结构的内容预示我国立法发展的方向,也存在仍未解决的结点;笔者就分析刑罚结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改善建议,以探究刑罚设置的问题.     

刑罚政策的概念、功能及模式

刑罚政策即关于刑罚运用的策略。刑罚手段在抗制犯罪方面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刑罚政策在目前各国刑事政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刑罚政策在刑罚的立法设定和司法运用方面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导向与调节两大功能。刑罚手段的运用也要讲究可持续发展,面对罪刑矛盾的恶性循环,两极化的刑罚政策是理性而现实的选择。     

死缓制度改革刍议--兼谈对我国刑罚体系的反思和重构

2011年以来，两起颇受社会各方关注的故意杀人案件（药家鑫案、李昌奎案）将原来主要由法律专业人士研究的死刑问题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也使“死缓”这一我国“特有的死刑适用方式”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笔者认为，死缓制度主要源于革命战争时代和建国初期临时运用的一种刑事政策，曾经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建国60多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司法实践证明．死缓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弊端，不能适应当前国家法治建设的需要。实践中，判处死缓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但使司法裁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也给司法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并导致大量的申诉上访，由此付出了昂贵的司法成本，且死缓虽无死刑之实、却具死刑之名，在国际舆论上也给我国造成很大的被动。因此．笔者认为．对死缓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建议取消这项制度，同时进一步控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严格无期徒刑的减刑条件．相应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使我国的刑罚结构更加科学合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罚立法的完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思想在我国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其作为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也有较长的形成过程,是我国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对刑事犯罪当严则严,该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据此,我国首先应完善刑种立法,其次应完善刑罚制度。     

陈兴良：“刑罚世轻世重”是符合司法规律的用刑之道

2005年，中央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严打”到宽严相济，这是我国刑事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到底如何看待“严打”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呢？对此，我认为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论“严打”的要素底线及刑罚效益

要实现“严打”的最佳刑罚效益,一要协调好“严打”各要素间的关系,二要遵循刑罚效益适用的原则。并且,尤其要注意坚持“严打”的底线———不违反刑事实体公正和刑事程序公正。     

"两极化"刑事政策下的刑罚制度改革设想

二战后,在两极化的现代刑事政策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本国刑罚制度的两极化改革.当前我国由原来单一的重刑化刑事政策转变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制度改革也应与之相应:一方面,对于轻微犯罪,应轻缓其处罚力度,倡导人道主义的刑罚处遇方式;另一方面,对于严重犯罪,则要在严格限制适用范围的前提下,提高其刑罚的处罚力度.     

关于再次犯罪的潜伏式趋严化刑罚反应体系的梳理——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角度进行的解读

对于我国刑法中关于再次犯罪的刑罚评价与反应机制加以系统梳理和反思,可以发现一个潜伏式并且趋严化的针对再次犯罪的自我平衡的逻辑体系;基于再次犯罪的实施时间不同,而在宏观上有其完全不同的评价和刑罚动用机制,整体上呈现出一个逐步趋向严厉的刑罚打击脉络。这一潜在的逻辑体系,隐伏在不同的刑罚制度之中,分为十个阶梯,但是彼此呼应,上下衔接且自成一体。     

刑罚轻缓化的法经济学考察

一、引言在中国刑法学界,认为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层面都应该坚持"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已成一种共识。陈兴良教授更专门撰文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了细致的界定和阐述。〔1〕在他看来,宽严相济首先就是该宽则宽,     

重刑化的弊端与我国刑罚模式的选择

对于我国刑罚发展的基本态势,刑法学界历来有“轻刑化说”、“重刑化说”和“适度化说”之分。本文在对上述三种学说的观点进行梳理、评价的基础上,着重对重刑化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弊端进行了剖析,并对“适度化说”的标准及实践化问题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重刑化说”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效果上看,都不应作为我国罪刑配置的指导思想。但我国刑罚的发展也不能一味地走轻刑化之路,应当选择整体趋于轻缓,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两极化”的刑罚发展模式。     

我国的刑罚体系:主刑与附加刑

刑罚种类与刑罚体系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只拥有一种刑罚方法,而是至少由两种以上的刑罚种类搭配而成一套刑罚体系。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刑罚的种类必然由刑法加以明文规定。我国在刑法总则中就明文规定了5种主刑和3种附加刑,此外,只适用于犯罪的外国人的驱逐出境,通常也被认为是一种附加刑。其中,死刑:属于生命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属于自由刑,罚金、没收财产属于财产刑,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属于资格刑。     

论刑罚轻与重的选择——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对我国刑罚发展的思考

一个国家的刑罚制度反映社会文明程度,同时一个国家的刑罚制度也反映了社会治安状况。本文以影响和制约一个国家刑罚制度的因素为出发点,通过对我国刑罚制度现状的分析,结合国际刑法的基本理念,对刑罚发展的前瞻问题进行了梳理性的研究,以期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刑罚选用方面有所借鉴。     

小议刑法修正案八与我国刑罚结构的调整

我国现行之刑罚结构属于重刑罚结构,受到学界普遍质疑.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涉及到我国刑罚结构的调整,如大幅度减少死刑罪名,使我国刑罚结构总体趋轻缓并通过限制死缓减刑、提高监禁刑刑期等方式更好地协调了各刑种之间的衔接问题,在轻罪的执行方式上引入社区矫正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论刑罚目的及其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影响

刑罚目的是刑罚论的核心问题,它对一国刑事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刑罚目的问题上,长期以来有三种学说:报应目的论、预防目的论和报应与预防一体论;但是,科学的刑罚目的论应该是“统一说”,即“坚持一个中心兼顾两个基本点”。刑罚的目的应坚持以间接一般预防为中心,兼顾报应与特殊预防的要求,在间接一般预防的基础上实现报应与特殊预防的有机统一。“统一说”为我国刑事政策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原则与思路

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与不足是对其完善的基本逻辑起点。据此,对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就主要表现为促进刑种、刑序、配刑的合理性。应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为刑罚体系完善的根本决定因素,同时还要以实现刑罚目的作为终极目标,切实考虑犯罪人的刑罚适应能力,合理地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就完善思路而言,除了对各种具体刑罚进行必要的改进之外,从整体上看,还要调整刑罚的总体结构,增加新的刑罚种类,明确地对刑罚配置制度作出规定。     

浅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以轻刑化、刑罚灵活化为视角

轻刑化、刑罚手段多元化,是构建和谐社会,顺应刑法改革潮流的一种重要手段。刑罚,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应当担负起其解决矛盾纠纷,促进和谐稳定的重要职能。本文认为吸收各国合理制度,结合我国国情进行适当改革,就能够使刑法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秩序中发挥更加良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