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毛泽东领导反腐败斗争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后,毛泽东对执政党的建设高度重视,领导全党开展了反腐败斗争,在防止党员干部腐化变质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切实的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有关历史的宝贵经验,对于搞好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建国初期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和执政前的许诺,都要求我们党在历史负面合法性的基础上寻求正面合法性。建国初期,我们党在进入政权程序、执政绩效、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党风建设等多方面致力于加强合法性。在党的角色转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如何正确对待领袖等方面则又隐含着后来合法性危机的若干因素。     

论建国初期的腐败频度

1949年到1952年中国的腐败处于高频状态。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是新民主主义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表现。旧中国乃至几千年封建社会的腐败风气,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存在的严重问题,对于建国之初的腐败高频发作起了一定作用。     

论建国初期习仲勋反对官僚主义思想

官僚主义不仅严重腐蚀党和政府的健康肌体,而且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仲勋在建国初期就察觉到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认识到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并在实践中探索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举措: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加强干部的理论教育;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精简机构,提高政府机关工作效能;不采取"暴风骤雨"的方式,而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习仲勋在建国初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及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政府反腐败的政治价值及其实现

评判政府反腐败行动的政治价值,其主要维度在于审察它是否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期待和要求,是否真正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是否切实推动了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当前我国的反腐败行动正处在由治标向治本转化的关键阶段,虽然党和政府的人民属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赋予反腐败斗争巨大的资源优势,但不应忽视当前反腐败工作在主体力量、途径手段、目标以及制度效能的发挥等方面所带有的局限和面临的挑战。增进和提升我国政府反腐败的政治价值,需要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并正确处理好清廉政府与民主政治、政府与市场、晒权与治权、反腐败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建国初期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与实践省思

毛泽东针对建国初期如何恢复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推进社会事业的发展及如何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社会建设思想。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除具有反映社会建设一般规律的特征外,还带有建国初期特殊历史时段的阶段性特征。     

论思想政治工作价值研究的实践意义

将价值研究运用于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首先,可以发挥价值观的信念作用,牢固树立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意识;其次,可以发挥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正确取向;第三,可以发挥价值观的方法作用,努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和效益;第四,可以发挥价值观的规范作用,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     

董必武的反腐败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董必武同志在长期领导中共财经和政法工作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反腐败思想:必须注意加强财经干部队伍的组织、思想和作风建设;共产党不能变成"商业党",不能"与民争利";腐败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监督;惩治腐败离不开法律,也需要"依法办事"。董必武同志的反腐败思想,对我们当代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价值。     

论"讲真话"与反腐败

腐败和不讲真话是对党和国家造成威胁的两个大问题,这两个问题紧密联系,互相作用。营造“讲真话”氛围与反腐败密不可分,离开反腐败,“讲真话”风气就很难树立起来;离开“讲真话”,反腐败的成效就必然受到影响。必须把营造“讲真话”氛围与推动反腐败紧密深入结合起来,发挥整体效应。     

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论纲

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问题是近年倍受关注,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如何着手改革是问题的关键。当前我国已具备进行改革的三个因素:即腐败的严重性、政治决策层的反腐败意愿和决心、司法制度的不适应性,对现行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已显得非常必要。这种改革应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体制、立法、机构、职能、运行机制各方面同步推进,使反腐败工作更加规范化和法治化。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与反腐败长效机制建设

腐败问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新时期,我国面临的腐败问题表现出了新的特征,比如权力家族腐败、权力资本腐败和权黑联姻腐败。防止腐败与广大人民群众也是密不可分的。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相结合、把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断加强我党和政府的反腐倡廉能力建设,才能达成社会、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建立反腐败的长效机制。     

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探析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采取了建立宣传员制度、发挥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利用电影戏剧进行渗透、运用年画宣传等方式,对全体民众进行多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和灌输,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反腐败辩证法论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反腐败新理念新要求新方法都贯穿着辩证法,生动诠释了唯物辩证法在反腐败斗争中的运用。主要包括:坚持全面的观点,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统一;把握当前和长远的辩证关系,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统一;以重点带全面,坚持抓"关键少数"与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把握思想引领与底线思维的辩证关系,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把握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坚持抓大与抓小、"打虎"与"拍蝇"相统一;把握内与外的辩证关系,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统一;等等。深入阐述反腐败斗争的辩证法,有助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切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战略战术上的支持。     

论如何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

在人类历史上,腐败一直是历代政治上的一大难题。虽然,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反腐败,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腐败问题依然存在,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究其原因是缺乏一套科学有效的反腐败体制机制。但是反腐败体制机制的设计是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程,关系到国家的各个方面。因此,我们需要立足本国国情,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情况、新形势,探索出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体制机制。     

论中国执政党动员型反腐败模式

国际社会盛行自生自发型反腐败模式 ,但中国目前采取执政党动员型的反腐败模式。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所面临挑战的深刻反省与体悟 ,成为生成执政党动员型反腐败模式的动因。中国共产党具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 ,建立了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代表被代表、信任被信任的关系 ,具有建立执政党动员型反腐败模式的基础。     

论构筑反腐败的制度平台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单一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向多中心的、自主的治理结构的转变过程之中。中国目前许多腐败形式的流行,都与转型期治理结构的某些过渡性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推进治理结构的变革,建立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乃是构筑反腐败制度平台的重要举措。为此要求深化以市场化、民营化、分权化、自治化、网络化为基本面向的反腐败体制改革,同时要求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到反腐败过程中来。     

思想政治教育反腐败功能刍论

任何腐败都是首先从思想上的腐败开始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功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抑制腐败的思想动机。     

建国初期的工资改革

建国初，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刚进城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一般享受供给制，而旧有人员，包括工人、店员、技术人员、教师、职员等，则享受工资制。     

反腐败国际合作有效机制研究

借鉴发达国家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成功经验,加强腐败犯罪的国际合作,建立中国特色有效的反腐国际合作机制,既是客观的、紧迫的现实需要,也是新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要求。同时,我国作为—个地区和世界性的大国,应该建立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有效机制,融入到国际反腐败合作框架机制之中去。     

建国初期企业治理的政治重构

建国初期企业治理的重构过程,提供了一个有关企业治理自主演化的反例,因为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逻辑而不是效率逻辑。在企业治理的政治重构过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各利益集团间博弈与国家政权力量的影响最为深远。正是建国初期特定的政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治理重构的过程及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