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中国首届世博会”

1910年6月，美国文摘类杂志《美国评论之评论》以“中国的首届世博会”为题，介绍了在中国举办的一次博览会，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里所说的“中国的首届世博会”，就是距今整整一个世纪的“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商品博览会，也是中国首次由政府举办的大型博览会，时人称“为我中国五千年未有之盛举”。     

百年前的“中国首届世博会”

1910年6月，美国文摘类杂志《美国评论之评论》以“中国的首届世博会”为题，介绍了在中国举办的—次博览会。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里所说的“中国的首届世博会”，就是距今整整一个世纪的“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商品博览会，也是中国首次由政府举办的大型博览会，时人称“为我中国五千年未有之盛举”。     

中国法律史学科发展评价(2010—2011)

本报告的期刊论文来自《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2—2013)来源期刊目录》所列举的法学期刊，包括《比较法研究》、《当代法学》、《法律科学》、《法商研究》、《法学》、《法学家》、《法学论坛》、《法学评论》、《法学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环球法律评论》、《清华法学》、《现代法学》、《政法论坛》、《政治与法律》、《中国法学》、《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外法学》，共计19种。     

司法主导下的中国行政诉讼法制发展：回顾与思考

当代中国行政诉讼法制建设开始于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18]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法治观念、权利意识有了根本性的变化。^[19]作为民主政治“晴雨表”的行政诉讼法制必须适时地进行调整和修改，才能适应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     

编者按语

本辑《评论》包括“主题研讨”、“论文”、“评论”三个部分。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参审制度。无论是历史演变过程还是实际运作,它都既不同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也不同于大陆法系的参审制。在中国,其形成发展随着当时的政治和司法状况而起伏波动。二十年来,中国的法制逐渐步入正轨,但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一项司法制度却渐趋衰落。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一部《人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人权观念

纵观中国现代思潮脉络，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种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未知概念，它深受近代西方思想启示，于19世纪未20世纪初由当时的开明有识人士创立，这便是“人权”。康有为最先发现了“人”以及它的“客观自然存在性”和“个体存在性”，他向往一个“新世界”，在那里“人”可以自由享受各种权利和无穷的乐趣。随后的严复和谭嗣同各自以其自己的方式阐明了“人”的自由和平等思想；梁启超将前面所有的思想相结合，将这种具有“主体性”和“公民性”特徵的人定义为“新民”。     

《万国公报》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万国公报》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黄新宪《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１８６８年９月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于上海，１８７４年更名为《万国公报》，１８８９年由英美在华基督教组织──广学会接办，是一份集新闻报道、中外时事评论、中西学介绍与研究的综合...     

哈佛鼠的命运：国际专利保护发展的趋势与中国的选择

一、引言七年前我曾在《中外法学》上发表一篇“读书札记”,题为“西法中移的文化困惑”这篇“札记”介绍并捎带评论了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中心主任安守廉(William Alford)教授于1995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偷书不算偷：中华文明中的知识产权法》一书。我在“札记”中说到,“安守廉教授以知识产权制度在中华文明当中的发展为例,来探讨外来制度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问题,其选题和视角无疑是非常恰当和独到的。”事实上,安教授的这一独特视角至今仍然启发并影响着我在思考中国与世界在知识产权制度发展上互动关系时所应该考虑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在思考下面我要探讨的问题：即中国应该在国际专利保护发展的趋势中作什么样的选择。     

自然法思想对美国《独立宣言》的影响

18世纪自然法思想通过许多渠道在北美殖民地传播,洛克的作品被人们广为阅读和引证,他的自然权利观念为《独立宣言》提供了理论基础。殖民地人民以自然法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与自由,为《独立宣言》奠定了实践基础。杰斐逊吸收并成功地将其写进《独立宣言》这一著名的宪政文献。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中国的行政立法——以《行政诉讼法》、《国家公务员法》为例

起源于19世纪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我国的行政法学界还非常陌生。从行政法学史的视野,研究这一理论无疑仍有意义,但如果将这种理论视作与我国当今的行政立法,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有联系,甚至是这些行政立法的基础,那绝对是部分学者的误会。当今中国的行政立法与这一理论没有关系,这才是它与中国行政立法之间真正的“关系”。奉行“依法治国”的中国已与形成这一理论时的德国背景大不相同,中国已无必要引进这一“过时”的理论。《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的修改方向也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没有联系,有关修改中的棘手问题完全可以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中绕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而得到解决。文章最后对《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的修改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读《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

读《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刘瀚［编者小语］如何使书评真正做到学术化，而不沦为广告式；如何使书评有货真价实的评论或批评，从而能帮助作者与读者获得教益，使学术研究步步深化，而不落于庸俗的捧场或作为博取功名的手段，这实在是当前我国法学界需...     

孙皓晖：我们的文明根基究竟是什么

“我们需要一场强大的精神复兴,来做民族与国家复兴的先导。”这是《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在接受媒体时的一番豪言。当年,纪录片《河殇》带来的“黄色文明落后论”和柏杨的“中国文明酱缸论”喧嚣尘上,“一个唯一以其本原形态延续了五千余年的文明,如何就没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如何就不能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根基了？”为了让国人能够了解中国历史根基,时为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的孙皓晖,16年磨一剑,从秦帝国时代着手梳理中国文明的历史脉络,成就了恢弘之作《大秦帝国》,名扬海内外。获悉近日孙皓晖的又一力作《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问世,本刊特约记者为此采访了酉忙中的他。     

西方传统中法宗教学的兴起

在西方，有一个别具一格的法律传统，它扎根于古代的以色列、希腊和罗马文明，由基督教滋养了将近两千年，然后又从启蒙运动汲取营养超过两个世纪。这一法律传统，在4世纪到6世纪罗马帝国皈信基督教、11世纪晚期到13世纪的教皇革命、16世纪的新教改革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因西方宗教传统的重大转变而发生了最大规模的转型，并永久性地改变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在任何一个时期，西方法律传统的确切样式和均势都部分取决于西方的宗教传统。而每当西方宗教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官员、符号和方法发生变化时，西方法律传统的样式和均势也会随之改变。     

新中国论: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新中国”的诠释

11世纪初,北宋石介曾撰“中国论”一文,以诠释“中国”这个概念的思想意涵.千年以降,在“新中国”作为一个基石性概念逐渐饱满起来的21世纪初,亦应当有“新中国论”予以系统性地诠释.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新中国”主要指代了一种新的文明秩序,这种新的文明秩序的特质,及其与旧中国所指代的文明秩序之间的差异,可以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五个要素来描述.其中,强调“依法治国”的新中国不同于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旧中国,主张“执法为民”的新中国不同于主张“固本为君”的旧中国,偏好“公平正义”的新中国不同于偏好“尊卑责贱”的旧中国.此外,“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两个要素,亦可以描述“新中国”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秩序的两个重要维度.概而言之,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助于阐释“新中国”的理论内涵,可以支撑一种“新中国论”.     

权利的兴起：对几种文明的比较研究

本文探讨与＂个人权利＂这一概念有关的传统的中国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中的道德和思想的种种＂风貌＂。在具有儒教传统的中国，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文化发出的道德主义的强大呼声，阻碍了任何权利观念的发展。古代希腊人也认为个人应服从较大的社会群体──这里指的是城邦。然而，希腊人关于正义的概念，无疑地为后来的关于权利的思想铺平了道路。罗马的法学更明显地含有现代权利的萌芽。中世纪世界中同样存在预兆现代权利的因素。从１７世纪以来，关于权利的论述在西方的道德和政治思想上占据着主导地位。权利的兴起可用这样一些概念加以解释：（１）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２）道德和宗教的复杂性，（３）＂可感知的＂文化，和（４）市场资本主义。因此，在＂权利＂现象和＂现代性＂之间有着紧密的和无法解脱的关系。     

生育权之概念分析

一、生育权的概念 就实体法而言,我国已有两部法律对所谓的生育权问题作了规定。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应当注意的是,这两部法律对“生育”的界定是不一致的,前者将“生育”界定为“自由”,而后者则界定为“权利”。但不管怎样,该两部法律对生育自由或生育权的概念都没有作出解释。     

农民工性权利的法律保障

“性”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之一，是正常的生理欲求。但古往今来，大家似乎总是缺乏勇气直面此话题。2006年3月《中国性文明公约》的签署，标志着我们对待“性”的观念开始转变，进入了新的纪元。实现农民工“性权利”的呼声也随之唱响。这一改革开放造就的新型群体，将伴着现代化的完成而终结历史使命，却恰恰由于其职业身份具有过渡性质常被忽略和漠视，未能得到应有的回报，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权。社会各界均当饮水思源，出谋划策，对之补偿。“性权利”是人人都该具备的基本人权，农民工亦然。现实中，他们的此项权利严重缺失，进行救济已经迫在眉睫。然而，农民工的“性权利”问题与市民的该项权利相区别。本文即是以此为出发点，首先对目前农民工“性权利”的内涵进行界定，继而结合现状分析保障该权利的意义，最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法律法规，增设工会制度，建立民工夫妻房制度等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举措，以期在实践中对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应当重视“中国教训”

赵慧珠在2009年10月19日的《学习时报》上著文《“中国教训”同样应引起重视》说，“中国教训”包括以下内容：     

也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质证制度

也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质证制度陈少华邹红《法学评论》杂志１９９５年第５期发表了谭兵、黄胜春《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质证制度》一文（以下简称“谭文”）。笔者读后颇受启发，但对“谭文”中的某些提法，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现提出来以供参考。一、质证是权利与责任的复合...     

试论隐私权

一、隐私权的渊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隐私权作为一项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被提出,发轫于1890年美国两位著名法学家沃伦和布兰戴斯与《哈佛法学评论》第四期上发表《隐私权》。①文章认为:“强烈的理性和情感生活以及伴随文明进程而来的对轰动性事件的关注使人们明白,仅仅有一部分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