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由原来的一元政府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由原来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控制性管理方式向更有弹性的治理方式的转变,通过政府与社会中各种组织和团体的联合来实现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为此,"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必然成为当代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运用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在社会充满活力有又和谐有序中推进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语境中的维稳政策分析

社会治理语境中的维稳政策意味着一种观念的更新，即不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而代之以社会治理，其本质是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治理。维稳应以社会宽容为前提，遵循法治原则，采取民众参与、协商的解决方式，实现以维护民众权利为最终目标的社会治理政策。     

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格局构建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把社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作为法律实施、法律监督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是检察机关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要求检察机关必须能动履职。加强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参与社会治理理论分析,发挥基础理论指引作用,有利于拓宽工作视野打开工作格局,促进创新能动履职。检察机关应在社会治理大格局中依法能动履职,积极营造良好的法律监督环境,构建法律监督机制,不断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全方位提升法律监督能力,从而实现以法律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服务保障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金融风险如何指导公司治理结构调整?——来自隐性金融风险的证据

历史经验表明，金融监管通常仅能治理显性金融风险，而暗中积聚、叠加的隐性金融风险常被忽视。这要求转变金融监管主治传统模式，发挥内生性公司治理之于隐性金融风险的作用，强化股东对公司治理的参与责任，通过有效践行股东积极主义，发挥股东揭示隐性金融风险促成其显性化的特殊价值，在内外双层治理框架下形成股东有效参与、公司组织机构完善和外部金融监管三者有效配合、协同发展的三维互动新格局。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之维

国家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多元性、拟制性、平等性等特征。与集中统一的管理不一样,国家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共治格局。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民等都是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从法学的角度看,这些主体都是法律拟制的产物,按照社会契约论都应以平等身份参与治理。以权力、权利主体作为依据,可把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主体分为官、民两类。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来构建法律关系,可以发现权力冲突、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权利冲突构成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之维所要重点探讨的理论问题。     

地方治理理论的启示

地方治理理论作为研究公共事务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是新兴的治理理论基本理念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具体化。地方治理理论对于地方政府治理和改革实践,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地方政府应当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公共利益的保障者和公民参与的推动者;应当构建积极的公民资格,培育强烈的公民精神;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民参与网络,为地方治理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对社会治理进行了中国化的创新探索.本文指出,如何全面正确的理解社会治理的概念特点,以及执政环境的巨大变迁,其内容包括改革开放和转型期的大背景、公众参与意识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用,这些都迫切要求党和政府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创新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因此,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宏伟目标,我国必须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     

算法决策应用的外部风险及其公共治理路径研究

算法决策应用的外部风险具有聚合性和累积性特征，侧重算法行为端，在技术运用过程中向多数不特定群体扩散，将其类型化后包括社会公共利益和实质正义受损、人的主体性地位和合法权益受挑战两方面。外部风险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无法适用传统归责原则。为了有效促进算法技术和监管的良性互动，以公共治理路径为视角，将算法决策嵌入网络社会架构中分析当下治理的局限性，并提出较完善的治理方案。在思路上，应遵循分类分级的精准化治理方法，选择“软”“硬”法为协同治理工具，坚持安全和发展并重的治理理念。在路径上，应着眼于算法决策应用的生命全周期，用算法解释机制解决算法备案制失灵的问题，以风险比例确立算法决策系统的分类与规制方向，并以平台为主体多途径构建算法综合性问责体系，形成治理合力。     

我国宗教法人制度的立法完善研究

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是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宗教法人制度的深入研讨和立法完善，则是这一实践进程的核心问题和基本前提。文章首先对《民法通则》关于社会组织之民事主体资格问题予以厘清，并在辨析宗教法人概念、指出《条例》有关规定不足的基础上，分别对宗教团体法人制度、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制度和宗教院校法人制度的立法完善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深入研究，强调应以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民法总则》和最高行政机关修订《宗教事务条例》为契机，依法确定宗教主体的法人资格、认定程序和条件，促进宗教事业发展。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交通协管员探析

交通协管员作为一种对交通警察管理公共交通事务的辅助力量，在当前国内现实的车路矛盾、人路矛盾、人车矛盾凸显的情况下，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在公共管理理论中的治理理论视野下，尤其是在公共治理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角度探析交通协管员，把国内交通协管员的实践看作是一种公共治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较为典型的实践形式，提出交通协管员发展的多元化发展，综合化发展，法治化发展和组织化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社会动态稳定的治理建构

关于中国社会稳定已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中国存在一系列挑战国家权力和破坏社会关系的冲突事件,社会稳定危机密布;另一种观点强调由于中国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社会处于刚性稳定的风险状态。但是,实践表明中国虽存在一系列社会冲突,却没有爆发整体治理危机,而是呈现动态稳定的局面。这种社会动态稳定源于官民分治、全面维稳、话语反制和策略变通四个方面的治理建构,它们分别发挥着政治风险阻断、体制力量联动、德治形象构建和实用主义稳控的作用。这一发现为理解社会动态稳定及政府在社会风险应对中的治理建构提供了启发。     

后工业化时代生态治理的理念、方式与组织

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治理变革是人类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这场社会转型的体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治理变革的一个基本框架是从官僚制治理理念向生态治理理念的转变。如果说在官僚制治理中,它所强调的是确定、预测、控制和竞争这样的机械化理念的话,那么在后工业时代,生态治理在其理念上则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自组织能力以及复杂系统的进化。这一日益兴起的治理理念产生了诸多有益的见解,并且能够在未来的社会治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建构起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从其组织方式来看,生态治理是一项具有广阔合作前景的社会治理方式。从本质上来说,人类社会的治理方式从官僚制治理向生态治理的转变,已经超出了量变的过程,而成了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重新定位,其结果则是现有制度安排的根本性变革。     

网络言论失范及其多中心治理

网络言论失范的实质是公民或组织在网络空间的言论超越言论自由限度,违反网络言论规范,并对现实社会造成危害后果.失范网络言论可以区分为不良网络言论和违法网络言论两种类型.网络言论失范的原因涉及法律法规、政府网络治理能力、网络行业自律、网民素养等方面的因素.因此,治理网络言论失范不能依靠单一主体和单一措施,而是需要立法机关、政府部门、自律组织等主体开展多中心治理.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评价网络言论中的作用,提升政府对网络的科学治理能力,明确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的依法治网基本原则.对于侵犯私人权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甚至触犯刑法的网络言论要根据失范程度给予不同处理,对于网络言论失范入罪的法律适用则应慎之又慎.只有贯彻“网络表达以保护与引导为主,惩罚为辅”的多中心治理原则,才能通过治理网络言论失范达到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目的,进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持续有序发展.     

论小型公司内部治理意思自治之强化

在内部治理方面，小型公司与大中型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或公泉（开放）公司应存在立法差异。出于政策的考量和基于小型公司自身特徵的考虑，小型公司内部治理的意思自治原则更应给予强调和强化。国家和政府对小型公司内部治理的干预应降至最低甚至从根本上予以消除，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司法的无为；公司法仍然应当封小型公司内部治理的规范化进行法律指引。我国《公司法》体现了小型公司内部治理意思自治原则，但需进一步进行完善。     

转型期的社会管制与自组织治理——美国进步时代的治理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是美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为应对这一时期社会领域出现的失控和无序现象,政府开始加强社会管制,社会自组织治理也开始逐渐兴起,通过多元治理机制的协调互动,最终为国家重构了良好的制度氛围和发展环境。本文认为,发挥社会自组织的治理优势,推进其与治理机制的有效结合,对转型期中国政府的治理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预算法治的三维建构:观念、原则和机制——兼论新《预算法》的突破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新《预算法》体现出由“管理法”向“控权法”的转变,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公共财产有效治理.在新的观念指引下,新《预算法》较好地体现出规范原则、全面原则和透明原则.在具体制度方面,通过国库单一账户、预算过程控制、预算法律责任等机制的设计,支撑这三大原则的有效达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对改革和法治提出总体部署,预算法治实践应当自觉贯彻“法治改革观”,进而以预算法作为突破口,追求现代财政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

法治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全部基础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国家对公民的惩罚必须要有正当化根据。"过度刑法化"是我国当前社会治理中的一种病态现象,反映在立法、司法和思维多个层面。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具有高度的社会风险与危害,它将改变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导致国家司法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削弱刑法的公众认同,阻碍社会的创新。防止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必须确立刑法参与现代社会治理的机制。当前,我们必须反对刑法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回应,强调刑法的司法法属性;要积极提倡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最小化;坚守近代社会所确立的刑法保护公民自由这一根本使命。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学习十八大报告的体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公益诉讼“国家化”的反思

在我国独特的"国家—社会"结构影响下,公益诉讼从规范到实践层面皆呈现明显的"国家化"现象。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已取代社会组织,成为公益诉讼最重要的发起主体。这既有历史的成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但是,公益诉讼"国家化"所隐含的问题逐步显现,检察机关运动式诉讼,行政机关寻租空间扩张等均是值得警惕的弊端。社会组织能够发挥权力监督制约、诉求表达、责任分担的功能,在公共利益保护中的作用无可替代。为了走出"社会事务,国家担责"的逻辑怪圈,应当积极培育社会组织,为其提起公益诉讼提供便利、激励,并借鉴比较法经验,完善保护公共利益的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