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的刑法保护——以刑法合宪性解释为视角

言论自由的刑法研究已落入窠臼,一是多从限制言论自由的角度出发,缺少限制之限制的思考,二是局限于刑法领域,缺乏对言论自由的宪法关怀。而唯有坚持刑法的合宪性解释,才能在言论自由和刑法法益之间求得平衡。理论上,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为刑法的合宪性解释提供可能性,宪法与刑法之间的密切联系则是刑法合宪性解释存在的必要性;现实中,以侮辱罪、诽谤罪为例,需要综合考虑言论自由的对象、内容,平衡宪法权利与刑法法益。唯有此,刑法才能更好地保障言论自由。     

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与宪法发展

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是在宪法有复数解释时以法律为准据而选择宪法解释的方法,与合宪性解释的方向恰恰相反。在我国宪法实践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将《宪法》第40条上的公安机关解释为涵盖国家安全机关,这是较为典型的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从理论上说,为化解违宪疑虑,也可以通过这种解释方法将《宪法》第40条上的通信解释为排除通讯记录,而将检察机关解释为涵盖监察机关在内。与合宪性解释不同的是,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属于逆向的以宪就法,因此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须接受宪法上的再审查。这种解释方法既能维持宪法的最高性,恪守宪法与法律之间的界分,同时又能容纳宪法含义新的发展。     

我国宪法制度对言论自由规定的不足及其完善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自由 ,各国宪法及国际公约都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确定和保障。我国宪法同样将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加以确定。然而我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有关规定过于简单、缺乏明确性 ,这使得我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得不到有力保障。要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首要的是完善宪法对言论自由的有关规定 ,在宪法中明确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范围、种类和言论自由的限度或采限权宪法的立法例。从宪法制度上加以完善是切实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基本举措。     

试论我国言论自由宪法保护的完善

言论自由是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宝贵权利,是宪政的基石。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由于宪法在相关规定、配套法律、司法适用等方面存在缺陷,阻碍了该权利在实践中的真正落实和充分体现。要改善这一现状,维护宪法尊严,让基本权利回归应有地位,必须完善宪法规定,补充配套立法,积极探索有效的言论自由司法救济途径。     

法律合宪性解释的中国语境与制度逻辑——兼论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形式

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是近年来我国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德国法上的合宪性解释是指由联邦德国宪法法院主导的法律解释原则与方法,是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和宪法解释权的产物。但是,将法律合宪性解释引入我国时,必须适应当下中国的法律解释的体制与实践,并且与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和宪法审查制度相衔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有法律合宪性解释的必要与可能,如果割裂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合宪性解释方面的分工与合作,法律合宪性解释就不可能在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我国法院的法律合宪性解释是适用宪法的具体体现,包括援引宪法条文说理,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解释法律,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合宪性进行阐释并在必要时解释宪法三种基本形式。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请求原则对法律的合宪性质疑或者疑问予以回应,阐释法律合宪性的理由和依据,并且解释宪法,从而实现国家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在法律合宪性解释上的程序联结,推动我国宪法的实施。     

域外宪法文本解释方法的历史演进——以美国宪法解释为例

从域外宪法文本解释方法的历史演进看,在众多宪法解释方法中,原旨主义与活的宪法与其说是法条解释的方法和技术,毋宁说代表了如何理解忠于宪法抑或切入宪法的不同进路。宪法文本解释径路和解释方法的诸神之争,本质上是对宪法文本的话语权归属之争。通过宪法文本解释方法的讨论,可藉以发现宪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原本可能有的的原旨与含义。在此过程中,宪法文本解释活动将立法机制、司法实践、学术研究统摄在以宪法文本为形式的共同基础上,以形成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     

试论我国解释宪法的原则

我国解释宪法的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目前我国存在着解释宪法例的实践,但却缺乏解释宪法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和程序的规定与学理阐释。仅从解释宪法主体应当遵循的原则而言,根据我国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与其人权保障的目的价值,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时必须遵循以下四项基本原则,即人民主权原则、法治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以及程序原则。     

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

碍于宪法的基本架构,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绝无可能。但法官作为受宪法约束的公权力主体,基于其宪法义务,有在具体案件中对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必要。合宪性解释并非宪法解释,而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而且,合宪性解释已经从最初的法律解释方法转化成了法官的宪法义务。在部门法的研究中已经有在司法中进行合宪性解释的主张与尝试。合宪性解释可以在法律解释的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以及法外续造中应用。     

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兼论宪法解释方法的变革

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是宪法解释者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客观地对与解释有关的各种因素进行协调和权衡的一种宪法解释模式。这种模式以法律现实主义和法社会学以及利益法学为法理基础,在当今宪法解释中占支配地位,它是客观理性的宪法解释模式,符合公平正义的标准,是保持宪法稳定与促进宪法发展的桥梁。衡量模式的外在法理基础及内在正当性和本质决定了它是宪法解释的重要模式,一些对衡量模式的替代方法将被证明是不可行的。     

在进与退的边缘:我国宪法解释之反思

对于宪法解释的概念、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但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现实的担忧和完善的渴望。用问答的方式,从宪法解释的含义出发,通过思考宪法解释主体和客体的维度,来限定宪法解释的概念;通过对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的实践与否、实践的次数进行整理,来分析我国宪法解释缺失的原因;通过总结我国宪法解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来完善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制度。期望通过思考,改变我国目前宪法解释进退维谷的困境,使我国的宪法解释在层层浓雾中透出一丝希望的光芒。     

司法中的伦理解释及其限度——以美国宪法为分析样本

司法中的伦理解释本质上是一种立基于正当性的价值论解释方法，它要求解释者在法律文本语义的最大化范围内，选择和适用最合乎法的制度伦理的含义。伦理解释具有基础性、历史性、体系性和开放性等基本特征，这些特征都是由它所要表达的法的制度伦理赋予并在具体解释方法中展开与呈现的。伦理解释具有局限性：一方面，对法的制度伦理的辨识往往非常复杂，具有不确定性，这就会导致依托制度伦理来解释法律的客观性、正当性发生危机；另一方面，即或已经明确了法的制度伦理，但对它的维系与坚持也具有相当的难度，特别是当法官的个人正义观与法的制度伦理发生冲突时，难度更大，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使法律的伦理解释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转型时期宪法解释的意义——从美国1876年Munn案分析起

19世纪末期,美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日渐增多。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在对案件作出判决的同时解释宪法,以使宪法在保持基本的价值原则不变的情况下,与社会现实的发展相契合。目前,中国也处于转型时期,宪法的修改过于频繁会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充分发挥解释宪法的职权,在解决法律冲突的同时解释宪法,以期在法律秩序的稳定和法律的实效之间达到良好的平衡。     

对我国宪法解释体制的一次挑战

在齐玉苓一案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精神，直接援引宪法中关于“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的规定作出了判决，这是新中国成立５２年来，宪法首次被用于司法实践。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并引发——了激烈争论。那么，到底怎样看待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批复》呢？ 这个《批复》是针对公民在宪法上的受教育权作出的，那么我们自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这个《批复》的内容是否属于宪法解释的对象。目前，法学界关于宪法解释的对象问题尚未达成共识。理论和实践中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整体宪法说。…     

宪法解释的“第三条道路”——伊利和德沃金的宪法解释理论之比较

美国200余年的制宪、释宪史为宪法解释提供了丰厚的制度土壤,形成了林林总总的宪法解释理论。贯穿其中的则是宪法解释的合理性与确定性之间的平衡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较为极端的＂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之争。作为对这二者的超越,伊利和德沃金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宪法解释的＂第三条道路＂,前者可称为宪法解释的＂程序＂模式,后者则为＂原则＂模式。二者自觉地将宪法解释问题与民主观联系起来,从而将宪法解释的方法论推至一个更为丰富与抽象的层次。     

论美国商业言论的宪法地位--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中心

商业言论一般是指经营者为了获取交易机会而提议进行商业交易的言论。关于商业言论是否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从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相关判例来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立场大致上经历了从绝对排除到绝对保护再到中等保护的转变。至今,商业言论已经被纳入言论自由的范围,但其受保护的程度仍然弱于政治性言论。商业言论对于市场经济运作和言论自由制度的积极作用是商业言论宪法保护的价值所在。     

浅谈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从宪法权利新分类的视角出发

言论自由与隐私权是两项非常重要的宪法权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到来,使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日益凸显。本文通过分析二者在权利类别中的归属,从宪法权利新分类的角度,明确了言论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实质。希望使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得到充分保护的同时,减少冲突和侵害。     

试论我国的宪法解释机构

<正> 有宪法,必然会有违宪,要解决违宪问题,就必须将宪法作为法律来适用,适用宪法要求进行宪法解释。宪法解释历来与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或合宪性审查(constitutio-nal review)紧密相联,其含义为法院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审查行政或立法机关的与案件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行为的合宪性而对宪法所作的解释。宪法解释是连接宪法与违宪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宪法解释机构是宪法解释制度之关键和核心(宪法解释的另外二个问题是宪法解释的标准和方式),宪法解释机构实质上为解决违宪问题的机构。     

变异与进化:美欧宪法解释模式的生成——兼论《香港基本法》解释模式的建构

解释主体和解释方法是宪法解释模式的两大组成要素,解释主体与解释方法之间不同的组成方式构成不同的解释模式。无论是美国的宪法解释模式,还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宪法解释模式,都是在各自一般法律解释模式的基础上变异与进化而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一部宪法性法律,其解释模式也应由香港传统法律解释模式在"一国两制"体制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经过变异与进化而生成,即其解释模式应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原意主义"。     

论司法的高级法背景——以美国宪法为分析样本

作为高级司法的宪法司法是文本司法和超文本司法的统一。对宪法流动性的分析，旨在改变对美国宪法恒定性大加崇拜的传统观点，尤其是为把握司法的高级法背景、理解司法发展的规律提供知识养分。流动性是宪法司法的基本特征，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在互动中变化是宪法成长的关键。动态宪法的深刻启示在于：和谐的司法理念寻求规则框架上的动与静的完美结合，而这一结合的联结点正是最为规范的高级法和作为价值的高级法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