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何选择核克制?

为何有核能力和核意愿的国家选择放弃发展核武器、进行核克制?对于这一问题,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分别从安全与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国家的核克制行为,但忽视了国家身份、安全观念认知以及国际规范对国家核决策的作用,且其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彻底解决核扩散难题。建构主义将观念带到了国家核决策层面。规范说服路径强调国际社会环境对精英核决策的影响力,核不扩散规范的兴起与传播也有助于说服国家弃核,进行核克制。但是归根到底,在解释国家核克制问题时,需要超越不同理论范式之争,采用折中主义的方法。     

国际规范生命力与全球治理的成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际禁止捕鲸规范比较研究

当前,全球性问题日益复杂,全球治理效果不彰使提升全球治理成效迫在眉睫。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对自身所应采取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国际规范在演进中不断变化,影响治理主体的认知和行为,从而为全球治理提供方向和依据。全球治理需要确立全球性规范以避免碎片化治理、提升治理效能。而国际规范本身具有生命力,规范生命力越强,越能在扩散过程中抵御和应对针对自身的挑战。规范越具全球性,越利于提升全球治理成效。规范生命力可从国际社会成员认可普遍程度、成员认知和成员遵约行为三个维度来观察,通过成员多样性、成员认知一致性、制度化水平和违背规范成本四个指标来衡量。在全球文化治理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范扩散顺利有效,相比之下,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领域,国际禁止捕鲸规范扩散坎坷。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范生命力更强,并呈现不断增强态势,国际禁止捕鲸规范生命力相对较弱,且历经由弱增强又减弱的过程。两种国际规范的发展历程揭示,从规范创设者和倡导者角度出发,契合国际文化背景、发掘普遍性问题、挖掘多元性价值、针对合作型规范建立有效惩罚制度,有助于创设生命力更强、更具全球性的规范。大国应利用自身权力和资源优势,为全...     

国际议程设置与中国倡导信息安全规范的扩散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应的信息安全问题也引起各国关注。在西方话语霸权的背景下，中国所倡导的“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等信息安全规范却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为理解中国在推动信息安全规范扩散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可借助区域层次国际议程设置框架进行分析。运用过程追踪研究方法，可以观察到通过议题选择与界定、组建议题联盟、选取议程进入渠道、议题制度化或规范化四个阶段，中国在上合组织推动地区性信息安全规范的兴起与扩散，以及上合组织成员国将信息安全规范向联合国推广的尝试，此举也意味着开辟构建不同于西方的信息安全规范的新路径。理解中国信息安全规范扩散的因果机制，丰富国际规范扩散、演进与竞争的实证研究，还可以为在国际社会破除西方话语霸权，推动发展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规范提供借鉴。     

国际合同的法律适用

国际合同是以某种方式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关联的合同。国际合同的法律适用主要是采取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各国确立的冲突规范处于补充的地位。当代社会，出现了使用统一实体规则来调整国际合同的倾向。     

国际规范内化:涵义、机制及意义

国际规范内化的基本涵义,是指国际社会化的主体——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教化,将价值观、规范和行为方式等转化为其自身稳定的行为反应模式的过程。这些价值观、规范和行为方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难以改变。从现实来看,对同一国际规范;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国家的内化程度有深浅之别。对国际规范内化机制的研究方法有两种对立的主张:一派主张排除工具理性,以社会建构为机制;另一派主张把工具理性和社会建构结合起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一个含蓄的假定:共有观念越多,就越可能进行合作。实际上,国际规范内化与国际合作没有必然关系,关键是看被内化的是什么国际规范;其次要看如何内化国际规范。     

试析国家社会化的演进

国家社会化的起点是一个独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国家,或称为例外国家。在社会化进程中,例外国家经历排斥与接触,模仿与学习,内化与自我约束,维护、改造与推广等阶段,逐渐接受国际社会通行的规范,并将规范内化为约束自身行为的准则,从而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通成员。在成为普通成员之后,国家将国际社会的规范视为应当维护的价值,并开始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化媒介试图影响其他国家,使它们接受和遵守国际社会的规范。因此,通过国家社会化的过程,国家的身份从例外国家转变为国际社会的普通国家和一个新的社会化媒介。     

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所构成的整体。由于国际行为体的现实互动行为具有不同的属性,所构成的体系具有不同的属性,因此从概念上讲国际体系具有多重属性而非一种属性。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阐述的权力、制度和观念所指涉的就是体系的不同内涵。在传统的国际体系观念中,权力政治居于主导地位。在当代,由于体系中制度与规范的因素凸显,因此研究者已不能再以权力政治的简单逻辑来判断国家间的互动了。认识这一点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进行战略评估都有重要意义。联系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进行这个视角的思考尤为重要。面对具有多重属性的体系挑战,中国只有处理好自己的战略排序,对涉及规范、制度、权力的互动作恰当安排,才能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     

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规范研究

规范和规范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中心内容之一,在建构主义学者对其进行细致研究之前,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都对其进行关注和研究。理想主义强调规范可以脱离权力而独立起作用;现实主义在着重强调权力与利益作用的同时,认为规范可以对权力起辅助作用甚至是次要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将权力因素作为制度研究的参考条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解释规范,不仅为建构主义的批评预留了空间,也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思考。     

机制复杂性及其对国际合作的影响

机制复杂性是国际制度研究的新兴领域.机制扩散产生了无等级秩序下的嵌套的、部分重叠的以及平行的机制,原有的国际合作路径受到挑战.现有研究关注机制复杂性的形成原因,较少关注机制复杂性的结果,而其中最具关键性的问题是机制复杂性对国际合作的影响.本质上,国际机制的扩散将基于规则的国际治理结构还原为基于权力的结构框架之中.为防止发达国家利用机制复杂性谋求自身利益,首先需要加强强制司法审判等机制建设,提高发达国家违约的成本;其次,在国际法实践中避免“碎片化”趋势,重视并强化国际法的作用;最后,提高机制转移过程中的成本.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利用机制扩散所产生的机会,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利益,并已将其提升到战略层面,对此必须引起警示.     

国际政治的道德追求：基于国际关系规范理论的述评

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道德层面的关注日益凸显,国际关系后实证主义流派中的规范理论则侧重对该层面进行研究,其目标旨在为建设一个更为和平、美好、正义的世界提供伦理支持。通过探讨规范理论的研究主题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两种哲学争论,评析人道主义干预与分配正义等规范理论研究议程,以及考察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两种不同的国际正义观,国际关系规范理论力求彰显国际政治的道德追求,为国家行为提供适当的价值基础和道德准则,并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