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贪污贿赂犯罪之定量立法模式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罪的定罪量刑采取了"以数额论"为主的定量立法模式.这一立法模武存在着指标过于单一、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难以体现罪刑相应等弊端,导致了实践中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理未能较好地反映该类犯罪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制约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修改.并且从国外的立法看也很少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因此,我国应当修改刑法的相关规定,对犯罪数额不作具体的规定、淡化犯罪数额在贪污贿赂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绝对作用、将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分立、适度降低贪污罪的犯罪数额.     

基于贪污贿赂犯罪之定量市法模式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罪的定罪量刑采取了“以数额论”为主的定量立法模式。这一立法模式存在着指标过于单一、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难以体现罪刑相应等弊端，导致了实践中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理未能较好地反映该类犯罪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制约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修改。并且从国外的立法看也很少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因此，我国应当修改刑法的相关规定，对犯罪数额不作具体的规定、淡化犯罪数额在贪污贿赂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绝对作用、将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分立、适度降低贪污罪的犯罪数额。     

论贪污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之不足及其完善

新刑法在分则之中将贪官贿赂罪单独列为一章 ,加强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 ,表明了我们党和国家惩贪反贿 ,兴廉洁政的坚强决心。文章概要论述了我国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的不足及其完善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贪贿犯罪的修改述评北大核心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在修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增补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废除交叉刑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等方面对贪赂犯罪作出了重大修正。但修改的力度和广度仍不适应当前反腐败的客观需要。《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仍需在贪贿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受贿罪的法定刑、罪数问题、酌定情节法定化和特别自首问题及介绍贿赂罪的存废问题等方面作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     

浅析贪污贿赂犯罪问题

贪污贿赂腐败古今中外皆有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表现轻重不等。当今中国的贪污贿赂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形成此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实际出发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尤为重要。     

浅析“零口供”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策略

反贪查案工作中“零口供”案件日益增多。本文结合办案实践,明确“零口供”案件的概念,分析其与“无口供”、“零口供规则”的区别;并针对“零口供”案件发生的原因,积极寻求侦查策略,以有效遏制“零口供”案件不断上升的势头。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我国刑法对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现实存在量刑标准模糊、罚金刑和资格刑缺失等缺陷,需要及时调整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针对罪质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同时,还要对减刑、假释、缓刑等制度认真审查并加以完善,避免前门重判后门轻纵的现象,以实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贪污受贿犯罪的情境原因及预防

贪污受贿犯罪的情境原因主要表现为对公职人员的财产收入、往来馈赠、业余交往、内部制约、媒体监督等缺乏必要而细致的规范。要消除贪污受贿犯罪 ,必须从消除原发性情境、监控过度性情境入手 ,抑制贪污受贿的利益驱动 ,建立权力制约机制 ,加大对行贿人的处罚力度 ,加强舆论监督和有关制度建设 ,实行关口前移 ,力争从源头上遏制贪污受贿犯罪。     

贪污贿赂罪生成机理中的恶性因素群

贪污贿赂罪已经成为任何一个民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职务犯罪 ,建立高效廉洁的公共权力运转机制是时代的必然要求。预防与惩治贿赂罪 ,必须揭示该类犯罪生成机理中的恶性因素群 ,进而寻求积极的应对措施 ,阻断贪污贿赂罪的生成过程     

贪污贿赂犯罪的现状、原因与对策

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是一种极为丑恶的社会现象.它涣散党心民心,毒化社会风气,危害经济建设,破坏团结安定,是改革开放、强国富民的大敌.应当看到,我们国家公务人员中的大多数是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但也确有少数人贪污腐败,而且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极大地损害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群众强烈的不满.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扎扎实实地推进党风和廉政建设,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一、贪污贿赂犯罪的现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1979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罪案只有703件,其中大案(数额在万元以上的)只有7件,到1982年竟猛增到29500多件,其中大案增至2682件;1989年达到58900多件,其中大案13000多件;1992年立案数61424件,其中大案25572件;今年1-8月共受理33995件,立案侦查16666件,其中10万元以上的558件.50万元-100万元的36件,100万元以上的32件.分析近年来发生的贪污贿赂案件,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党政机关干部参与贪污贿赂犯罪的人员不断增多.据统计,全国参与贪污贿赂犯罪并已立案侦查的县处级以上干部,1986年有639人,1988年有194人,1990年有1172人,1992年有571人,今年1-8月有267人.从1988年到今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办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中,发生在党政机关干部中的近25000人.     

刑讯逼供犯罪屡禁不止的原因及遏止对策

多年来,刑讯逼供就象一个毒瘤长在公安队伍的肌体上。它严重地损坏了党和公安机关的声誉,破坏了人民警察的光辉形象。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笔者常常在思考,作为执法者公安干警     

贪污贿赂犯罪心理分析

当今中国社会,贪污贿赂犯罪现象已日趋严重,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领域,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化公为私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虽然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工作也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一方面由于贪污贿赂犯罪是社会历史现象,它是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短期内很难消除。另一方面,现阶段,一些人员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经不住改革开放的考验,在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不断地实施贪污贿赂犯罪行为。因此,为使我国早日步入现代化强国的行列,加强对这类犯罪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从微观层次看贪污贿赂犯罪产生的原因

贪污贿赂犯罪近年来在我国有愈演愈烈之势,从犯罪学的微观角度研究可知,主要是工作环境的负面影响(行政职能转变不彻底,权力配置不合理;国家公务员制度推行不力;行政监督力度不够)和生活环境的消极影响(交友不慎、沾染恶习;心理失衡、引发犯罪;被害人的模糊、不明确).     

从微观层次看贪污贿赂犯罪产生的原因

贪污贿赂犯罪近年来在我国有愈演愈烈之势,原因究竟何在?本文从微观层次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两方面的情况对此展开具体分析。     

当前贪污贿赂犯罪的情况、原因和对策

最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咨询小组就1989年惩治贫污、贿赂犯罪的情况,先后在普陀,黄浦、杨浦、川沙、嘉定五个区、县检察院和市院、分院有关业务处进行了调查研究。并邀请上海市高、中级人民法院、黄浦、虹口区人民法院、市监察局、市工商局、市税务局、市建工局、市商业一局等执法部门和发案较多单位的同志参加座谈,听取意见;还审阅了部分案卷,讯问了有关被告人。现将调查的主要情况,原因和对策综述如下:     

贪污贿赂案件侦查中的“查账”技巧

贪污贿赂案件侦查中所查的“账” ,应该是广义上的。其“查账”的技巧 ,应体现在追溯财务账中的资金来源与资金去向 ,从资金流向中发现涉案单位不正常的资金流动 ;调查涉案单位的收入渠道是否全部纳入财务账核算 ;对涉案单位的往来客户进行调查、函证 ;突击盘点现金及银行对账单的核对。通过这些方法来发现涉案单位的“账外账” ,从而找出贪污贿赂犯罪的“蛛丝马迹” ,为检察机关掌握充分证据 ,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提供帮助     

贪污贿赂犯罪数额的确定

近年来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工作中存在起刑点标准不一,定罪数额标准越提越高,犯罪数额对量刑无足轻重,以致影响国家刑事法律在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的统一正确实施,影响司法公正的现象.通过剖析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及其表现形式,提出了"应以当地国家工作人员年度平均工资为参数,以动态表述的方式在立法上确定贪污受贿犯罪数额"的观点.     

贪污贿赂犯罪立法模式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一直是我国法律规制的重点,然而事实上贪污贿赂犯罪却没有得到遏制,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立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欠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借鉴各国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经验,在立法模式上应当建立贪污贿赂犯罪的专门性综合立法。其次,在立法中应注意到定量式的罪状建构模式的合理性与先天缺陷,并采用系列立法的方法严密刑事法网。最后,在法定刑的配置模式上,应充分考虑贪污贿赂类犯罪的特质,取消死刑、增加资格刑的选用;同时充分注意法定刑幅度设置的科学性,避免交叉性的规定,以实现罪刑均衡的要求。     

关于贿赂犯罪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贿赂罪是多发罪,包括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是检察机关多年来立办案件的重点。但综观现行刑法典对贿赂罪的规定,在法律要件上太宽泛,过于笼统,脱离办案实际,导致司法实务中存在相当多的困惑:何为“不正当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如何把握?如何认定“财物”的具体内容?行贿罪与受贿罪为何不同罪同罚?     

跨境犯罪原因浅析

近年来,跨境犯罪迅猛发展,其原因在于:区际间法律制度存在的差异致使不法分子实施跨境犯罪以期逃避刑罚;反跨境犯罪体系不完备,打击不力,助长了跨境犯罪的进一步蔓延;区际间交往活跃,流动性增强,为跨境犯罪敞开了方便之门;内地与港澳经济水平的差异是跨境犯罪的重要诱因;内地与港澳各有特色的地理条件,有利于实施跨境犯罪;相同或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使三地犯罪分子易于纠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