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问强制性与沉默权

讯问客观上有没有强制性？上世纪90年代，上海警方在公开出版的教材《公安讯问》中，曾把讯问定义为“强制性问话”。该观点甫一面世，便遭来诸多非议，认为在当时的人权保护气氛之下，并不适宜存在强迫供述的观点以及做法。迄今为止，国内也很少有教材采用此种学说。尤其是近年来法学界引入沉默权的争论后，许多法律研究者引人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制度以及英美证据法中的“任意性自白”规则，     

建立无公害农产品强制性认证制度的法律分析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是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要抓手。现行制度采用自愿性认证的模式,具有明显的缺陷性。目前建立强制性认证制度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本文从法律角度提出了建立和健全的思路和对策。     

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则适用制度的发展趋势

强制性规则的适用不仅是一种法律选择适用的方法,而且也是法律适用的一种理念。近期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私法基本制度的立法中逐渐确认了强制性规则适用的地位,丰富了强制性规则适用制度的具体内容,为法律适用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奠定了基础。我国应当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借鉴国际私法发展的成果,以完善相关内容。     

建立侦查、羁押分管制度的构想

一、现行羁押制度的弊端(一)难以有效监督讯问过程,易诱发非法讯问行为由于讯问往往都是秘密进行,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以下简称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完全处于一种严格控制且与外界隔绝的状态,犯罪嫌疑人的亲属无法与之联系,律师难以参与,检察机关也难以介入,因而整过讯问过程完全处于侦查人员的控制之下。所以,当讯问过程中发生侦查人员实施刑讯逼供行为,或运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获取口供时,外界根本无法知道。(二)难以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目标看守所由公安机关统一负责管理,看守所的羁押管理工作也往往是紧紧围绕…     

关于职务犯罪讯问场所的思考

要实现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初衷,既注意及时准确地惩罚犯罪,维护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又注意对刑事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就需要在立法上做到侦查程序设计的合理性与公正性,防止讯问权滥用。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实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重要手段,是获取证据的重要方式,但在司法实践中,讯问场所的不规范给侦查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讯问场所限定在看守所内,通过讯问场所的法定来消解讯问权的滥用。     

对于弱智女性实施强制性绝育的民事法律制度研究

对于弱智女性实施强制性绝育是指在不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由监护人或法院决定而实施的绝育。目前,英国、加拿大、苏格兰、美国部分州、德国均在严格的限制条件下准许强制性绝育。立法在准许实施强制性绝育者的年龄、实体法上的理由、程序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目前的强制性绝育立法还有不足,应该加以完善。我国某儿童福利院决定切除两少女子宫的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规定的监护制度。     

论我国刑事强制性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在我国侦查实践中,存在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比率过高、违法适用刑事强制性措施的现象比较突出和“法外”适用刑事强制性措施等问题。从制度层面看,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全面的司法审查制度、刑事强制性措施之间缺乏衔接性、权利救济制度不完善等。因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强制性措施制度:将公安机关适用的搜查、扣押和拘留交由检察机关审查批准;将司法审查的诉讼方式引入到检察机关的审查批准逮捕程序中;明确检察机关适用的决定逮捕要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性措施体系和当事人权利救济制度。     

适用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我国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在适用中存在着法律功能趋于异化、比例原则缺失、程序性保障机制不完善等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建立完善监督机制以纠正和预防法律执行上的偏差、观念上的误区,应立足中国现实,在维持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总体格局的情况下,确立比例原则、强化权力制约和权利救济、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和程序性辩护机制。     

强制性非法的本质属性

传统理论认为强制性是法的本质属性,没有强制则法无生命。但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从 法的产生还是从法的实施、法的遵守、法的效力、法律规范的构成等各方面来看,法的正当性、合理性才是法的本质属性。     

浅析我国在侦查阶段建立沉默权制度的土壤

关于在我国是否适合推行沉默权制度,学术界和实务界已讨论良久,但至今为止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与90年代末相比,现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司法人员承认设置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并呼吁我国也应当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尽管仍有反对的声音,但沉默权在我国的建立似乎是大势所趋.此时,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土壤上建立起来的沉默权制度必然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经验,而应当结合我国司法实践进行创制.     

Coercive Interrogation of Eyewitnesses Can Produce False Accusations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hypothesized – and found – that coercive interviewing increased the incidences of false accusations made by eyewitnesses. Fifty-nine university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a laboratory study in participant-confederate pairs and were later interviewed about whether the confederate stole a research assistant’s cell phone. Participants interviewed using a Coercive Interview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o falsely accuse the confederate of stealing a cell phone than were participants interviewed using a non-coercive, Control Interview. Our findings raise questions regarding why participants gave false accusations and whether coercive methods could result in more accurate testimony from reluctant witnesses. We suggest the need for potential safeguards, such as the electronic recording of interviews of non-suspect witnesses to prevent or document the use of coercive methods.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重构

我国现行刑事强制措施制度虽然在惩治犯罪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价值追求、体系建构、具体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偏颇和严重缺陷,应按照必要、适当和权利救济原则,重构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完善相关制度,健全救济机制,寻求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基本平衡。     

侦查讯问制度研究

侦查讯问制度是以侦查讯问活动为调整对象的.由于侦查讯问活动只是获得犯罪嫌疑人陈述的手段,侦查讯问制度实质上是过程价值与结果价值冲突与平衡的产物.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侦查讯问制度是以承认犯罪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为前提的.因此,尽管各国仍十分重视犯罪嫌疑人陈述的积极价值,侦查讯问制度的构建却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陈述的自愿性为核心的.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中,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配置严重失衡,由此引发了许多问题.因而,对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改革完善应着眼于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陈述自愿性的保障,并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讯问活动的监督.     

开创讯问制度的新路

“沉默权”缺乏根据,因为它否定了侦查机关的讯问权,且自身具有不正义性。西方国家“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与“沉默权”的主旨大相径庭;“根本权利说”不能成立。“如实回答”是理所当然,它符合客观规律,且与刑讯逼供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建立在“两点论”和“两允许”的基础之上,又受到拒绝回答权的制约,比之西方国家沉默权的规定前进了一大步。协调机制是历史的必然,如果在确立这一机制的同时,建立非法讯问预防规则、协调机制实施规则,并设立根除刑讯逼供的宪法特别修正案,那么,我国将成为拥有最先进讯问制度的国家。     

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保障机制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建立对遏制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其功能的发挥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对讯问活动的录制必须是全程的;必须建立完善的程序和证据规则。要保证录音录像制度在我国实践中良性运作,必须对相关制度作以下改革:强化对侦查权的控制,杜绝侦查人员在讯问程序外对犯罪嫌疑人采用强制手段;建立严格的证据规则,确保裁判者客观公正地审查录音录像材料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完善程序规则,强化辩护方对录音录像的程序参与权。     

论我国侦查讯问规则之合理构建

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讯问规则的内容贫乏而不甚合理,在刑事诉讼法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相互平衡的价值取向之下重构讯问规则,是完善侦查程序进而完善刑事诉讼法的重要一步。以讯问规则的国际一般标准为参考,将讯问规则明确化、具体化、规范化,加强对讯问程序的监督,将非法讯问的方法及后果具体化,以及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将讯问过程通过录音、录像等形式进行保全是将讯问程序合理化的有效尝试。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及其评析

刑讯作为野蛮的刑与文明的讯结合而成的取证方法,在中国古代延续了两千余年,这一方面反映了其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却又足以说明了其价值所在。因此,不顾其存在的客观历史条件而简单地对其功过一概否定或者肯定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从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沿革入手,就古代中国刑讯制度化、法律化的形成、原因、特点等诸多相关问题予以了阐述,目的在于客观地评价中国古代的刑讯制度,从而扬讯之长,避刑之短,以完善今天的证据制度。     

对我国四级判例制度之架构

出于对自由裁量的保障与限制考量,我国应当建立四级判例制度。判例制度之建立目的不是为了创制法律,而是为了在法律条文的一般性适用与自由裁量之间植入一个平衡器,避免任意裁量影响一国的法制统一和动摇司法权威,以保障法律的公平适用,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充分发挥判例制度对自由裁量的保障与限制功能,要注重判例的层级设置,遵循一定的适用规则,并严格创制与修改程序。     

侦讯情境论

情境是人和环境两大系统的交汇点,侦讯情境是对话双方作用于讯问环境的信息交流地。侦讯情境中的情景、背景与其人物,有共性和个性、规律性与典型性问题。侦讯情境的基本特性,有氛围性和临时性、封闭性和局限性、情境的延伸与超越等现象。侦讯的内外语境,也有情境互动性。他们双方的心理互动,与讯问内外的情境相关联。侦讯的对策性情境具有谋略性,它们需要运作环境形成一些暗示性语境,其证据暗示也就具有心证效果。探讨模拟讯问与角色扮演中的对策情境,它们需解决其真实性问题。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及其评析

刑讯作为野蛮的“刑”与文明的“讯”结合而成的取证方法，在中国古代延续了两千余年，这一方面反映了其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却又足以说明了其价值所在。因此，不顾其存在的客观历史奈件而简单地对其功过一概否定或者肯定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从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沿革入手，就古代中国刑讯制度化、法律化的形成、原因、特点等诸多相关问题予以了阐述，目的在于客观地评价中国古代的刑讯制度，从而扬“讯”之长，避“刑”之短，以完善今天的证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