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美国:霸权的更迭?

本文从国际关系理论中英国学派的视角,尤其是这一学派重要的代表性人物马丁.怀特关于霸权的理论出发,对于当前的国际秩序进行解读。虽然英国学派对大国在维护和发展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的作用已有所认识,但是对于国际上形成唯一超级大国时如何最好地发挥这种作用还有进一     

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解读

大国和大国关系属于历史演进中的概念,也是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国际制度。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主要出于防御目的,希望能够和平崛起、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尊重,以及为维护国际秩序发挥自己的作用。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建立,关键在于美国是否真正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是否被接受为具有合法性的大国俱乐部成员,参与国际规范和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同时也取决于中国自己的战略选择。     

变革与稳定——世纪之交大国关系调整的基本课题

大国关系往往决定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形态和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因而成为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部国际关系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大国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国际关系基本格局与国际秩序基本规则的形成、维持、调整与再形成的历史。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如何牢牢把握时代的主题,积极推动当今世界不合理国际关系的变革,有力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基本课题。     

美国国家实力衰落与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

探讨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美国衰落的话题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纵观战后现实,美国国家实力的相对衰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这种衰落在显现必然趋势的同时,又会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反复过程。这个过程并非线形的,而常常是在一定时期出现拐点,形成周期性循环。因此,客观性、相对性、周期性和必然性是美国国家实力衰落的主要规律特征。同时,由于这种衰落是一个动态曲折的过程,美国实力的变化将会导致国际权力的分散和国际权力结构的震动,进而对国际权力格局及其所衍生出的既有秩序和规则产生一定冲击和影响。这主要表现为国际权力竞争加剧、国际体系转型变化凸显、国际秩序变革斗争激烈和国际安全形势日趋严峻。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要正确认识美国国家实力衰落的基本规律,妥善应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动荡变化。     

“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日渐成为塑造全球政治的重要新兴力量。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极大地改变“全球南方”的面貌，使之较以往更有意愿、能力和渠道参与国际安全与发展事务，促使全球治理机制更加注重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全球南方”在化解国际冲突、促进国际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文明对话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作用，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演变中的重要建设性力量。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积极推动增加“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     

对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之关系的几点思考

国际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中国能不能和平发展,不仅是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影响问题,而且更主要是一个中国与外部环境如何互动的问题,大国能够改变和塑造环境;一个国家不仅在和平发展的顺境中能够发展,而且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也能发展,关键是一个国家的领导集团如何选择国家的基本战略;一个国家的内部环境状态对国家的影响大于外部环境,而良好的国内环境也可以改变或缓和外部环境对本国的不利因素;在全球化时代,仅有和平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实现良性的和平发展;对中国而言,现存的国际秩序也是重要的外部环境,新秩序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很长时期内,维护现有秩序的合理因素应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     

对连带责任在民商法律过程中的适用措施研究

我国法律体系中,民商法是重要组成部分,其涉及生活方方面面,在保障公民生活、维护社会平稳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连带责任作为民商法的重要内容,在法律责任明确、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保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前民商法连带责任尚存在一些问题,不利于连带责任预期立法目的的达成,因此加以解决处理迫在眉睫。本文首先概述了民商法连带责任;其次分析了民商法连带责任存在的问题;最后探讨了解决对策。     

国际格局演进与国际秩序重塑

国际格局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国际格局变化通常构成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十余年来,国际格局加速朝多极化和非极化方向演变,其背景就是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这种演变对现行国际秩序提出挑战。然而,现行秩序虽然有不合理因素,需要改革,但是总体上仍然有效,非西方国家很难建立起取而代之的全新秩序。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国际秩序变革上应当寻求合作,以使国际秩序实现和平进化。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上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以和平的方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从全球转型看中美俄关系与欧亚秩序构建

欧亚区域秩序、中美俄博弈和全球转型三者紧密纠缠在一起,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发展进程.全球转型指的是在经济科技推动下,以制度、观念和力量对比变化为基础,国际秩序、关键国家的体制与发展态势以及国家间关系在相互紧密关联中所发生的总体性变化.中美俄博弈,是世纪之交全球转型进入新阶段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大国间互动.欧亚区域秩序构建虽远未成形,却聚合着全球转型与大国博弈之间的张力,透露着未来全球转型的若干重要信息.     

建构对外关系中的核心价值

尽管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其改变世界格局的速度和力度,以及历史上大国崛起造成的震荡,依然让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强国充满忧虑,甚至心存妒忌。对于国际秩序而言,中国不仅改变着既有的利益格局,也冲击着长期被认为合理的制度和价值。为了让国际社会更好地适应自己,中国在努力调整着自己的言行,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清晰地表达出核心利益,以     

春秋华夏天下秩序的启示

西周末年周天子的衰落动摇了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中原天下秩序的稳定,当时实力较为强大的几个诸侯国先后承担起稳定天下秩序的责任。本文对这一过程及其背后的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春秋时期华夏天下秩序是建立在周礼伦理制度的文化价值体系之上的,周礼的国际伦理制度虽然随着诸侯国国力的增长而衰落,但它仍然保留了许多内容,并制约和规范着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春秋时期的国际关系历史可以为维护当今国际秩序的稳定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国际制度竞争、利益分配与国际秩序转型

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过程和方向是政策界与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历史上的国际秩序转型通常以暴力方式实现,旧的秩序被完全推翻,获胜大国及其集团围绕自身利益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安排。在当今时代,暴力方式难以为继,新兴大国只能通过一些相对和平的手段改变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以此推动秩序的渐进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动力,崛起国寻求提升在制度体系内的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守成国则试图利用制度体系内的优势地位维护既得利益。崛起国的制度竞争策略包括改革既有制度、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和排斥守成国的制度,守成国针对崛起国的行动而制定相应的反制策略。双方的制度竞争通过改变既有利益分配的不同维度来决定国际秩序的转型模式。当前,中国通过改革既有制度和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实现了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的提升,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持续互动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     

台商与港商对祖国大陆投资的战略比较

台资与港资不仅在大陆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不同层面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发挥着推动作用。台商对大陆投资推动了两岸交流与互信，密切了两岸经贸联系，促进了两岸关系发展，香港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桥梁与中介，港商对大陆投资在促进与稳定两岸关系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台商与港商对大陆投资在投资动机、方式、规模、产业与区位等方面存在诸多异同之处，对其进行系统比较研究，可进一步认识台资与港资分别在大陆利用外资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各自的特殊性，以便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在制定利用外资政策时有所依据，以使其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更好地发挥特殊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

本文从历史角度研究国际秩序内涵、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引申出政策含义。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巨大,大国崛起必然冲击既有的国际秩序,带动国际秩序的变革;20世纪的国际关系集中体现了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三次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诉求,每次都比前者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社会的进步;当前国际秩序新与旧、消极与积极并存,正处于转型期。     

国际秩序中“大国责任”的困境与重构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大国始终是无政府国际社会的实际主宰者，“大国责任”也是维系国际秩序有效运转的原则和保障。自20世纪80年代来，越来越多的人对“大国责任”维护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国际体系明显呈现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和问题领域“碎片化”的特点，     

政策领导力:界定、运行及对策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政策领导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策领导力能否有效运行关系到政策能否落实，组织目标能否实现。然而，在政策领导力的运行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常常会发生一系列问题，阻碍政策领导力的发挥。因此，笔者将对政策领导力的界定、运行、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并根据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前沿性国际理论问题及其争议焦点

针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我们党形成了一系列相当完整的看法,其中许多内容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例如,关于时代主题、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安全观、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论述;关于世界多样化、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大国关系、联合国作用的观点;关于维护国家利益与尊重别国利益、求同存异与坚持原则、党际交往与国家外交相互关系的主张,等等.     

共同社会化与中国的国际秩序战略

国际秩序是由国家、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体构成的共同体,既包括确认秩序成员资格和调整成员互动的规范与规则,也包含反映秩序成员利益分配的地位或位置排序。共同社会化是崛起国与国际秩序成员共同调适,就秩序的规则与规范构成、利益分配份额以及崛起国在秩序中的地位与行为取得共识的过程。它具有调适过程的协商性、调适目标的共识性、调适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崛起国可从“改革+示善”两方面出发,实施共同社会化国际秩序战略。一方面,崛起国可主动改革国际秩序,加强治理能力,提升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崛起国也需要以实际行动表明对改革秩序的善意,以获得外界的认可和支持。当今中国的国际秩序实践体现了共同社会化特点,既推动秩序改革,提升治理能力,提升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又通过履行承诺展现改革的善意与效益。今后,中国可继续采用共同社会化的国际秩序战略,从有所作为地推进国际秩序改革、积极战略示善、理性处理对美关系、合理匹配成本与收益等方面出发,不断优化自身复兴的外部秩序环境。     

东亚安全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地区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东亚安全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从美国强化日美同盟,牢牢掌握地区安全主导权的霸权秩序;转变为美国联盟体系依然占主导地位,但同时允许东亚地区合作兼容发展的复合秩序;再到2017年以来美国联盟体系转型且不断冲击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从而形成竞争秩序。中国是东亚安全秩序变迁的直接推动者,通过管理中美关系,推动国际权力和平转移,重建地区国家政治信任,以新经济关系促进新安全关系,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塑造地区安全的多边治理框架,中国逐渐从权力、关系和治理三个维度建构自身的地区角色和地区战略。为了防止竞争性安全秩序进一步向对抗和冲突方向演变,中国应以维护地区秩序稳定为首要目标,在保持自身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新安全格局的构建,并聚焦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领域,拓展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和路径,为推动东亚地区从竞争性秩序向包容性秩序的变迁而创造条件、积蓄能量。     

地区大国博弈催生中东新格局

正"阿拉伯之春"迄今已有五载,极大颠覆了原有的中东秩序。当前中东正处于旧秩序崩溃,新秩序重塑的过渡阶段。其中,地缘政治格局变动最突出的特点是,已经延续二十多年的美国治下的中东格局正发生严重动摇,地区格局由单极加速向多极化方向演化。而推动多极化发展的因素中,以地区大国的新作用格外显眼。中东地区主要力量的大分化、地区大国之间的大博弈以及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