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三十四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

<正>1934年10月中旬,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红34师随党中央、中革军委直属部队和兄弟部队后尾跟进。11月26日,红34师100团团长韩伟率部进至道县葫芦岩,刚接替完红4师在该地域的阻击任务,师部又通知团长韩伟和政委侯中辉立即去军团受领任务。     

红三十四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畏敌如虎,在仓促率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中,消极避战,一味逃跑。结果,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时,中央红军八万六千余人锐减为三万多人,险遭覆灭。担任全军殿后的我红三十四师浴血奋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部队抢渡湘江的任务。但终因敌众我寡,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师大部壮烈牺牲。这是“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人们常说:“青年人喜欢憧憬未来,老年人喜欢回忆往事。”然而,每当我想起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师长、挚友和亲人,就感到心里难过!尤其是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红书架

本书围绕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用文学的手法记述了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退出中央苏区到遵义会议召开、在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历史过程。作品史实准确、叙事宏大,语言朴实简洁、情节真实亲切,是一部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深化爱党爱国教育的好书。     

兴国“扩红”

七十年前,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怀着坚定的理想与信念,征服了人迹罕至、鸟兽绝临的雪山蛮野,粉碎了力量数十倍于己的反动势力的围追堵截,创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今天,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本刊将陆续发表以长征亲历者为主的回忆、纪念文章,以志怀想。本期所编发的几篇回忆文章原刊载于上世纪90年代初沈阳军区内部编印的《革命回忆录汇集》,其中既有对“左”倾机会主义者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致使红军被迫长征的憎恶鞭挞,也有对工农红军在艰苦卓绝的伟大长征中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的讴歌赞美。这些长征亲历者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但通过他们的口述,却给我们后人留下了那个艰苦岁月的永恒印痕,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不乏对我们今人的启示与鼓舞。     

惊心动魄的突围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中央红军在经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敌强我弱的劣势环境下,如何迈出长征第一步,赢得突围胜利的?     

国民党主体视野下的湘江战役

本文以湘江战役的组织、策划、部署、实施的主体——国民党为视角,阐释湘江战役的大体进程,探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利益协调和冲突的复杂关系及其对湘江战役进程和结局的影响,进一步审视湘江战役。     

浴血坚持湘赣边

1934年7月,湘赣苏区上空乌云滚滚,炮声隆隆,“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硝烟笼罩着这片朱毛亲手创建的中国第一块苏维埃红色根据地。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下达命令,急调湘赣边区根据地的红六军团西征湖南中部去开创新的苏区,留下湘赣军区及五个红军团坚持湘赣边区根据地斗争。但所留下的5000红军被“左”倾盲动几近断送。省委书记等相继投敌,为虎作伥。     

红衣军团第二师湖南道县突围记

由于博古、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未能取得成功。主力红军要继续呆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已不可能了。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如下决定：一是项英、陈毅等1．6万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继续留在中央苏区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突围长征。     

闽东革命斗争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与长征的战略策应与支持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全面被动、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之前,闽东革命斗争的异军突起,不仅拖住了国民党正规军两个师、一个海军陆战旅的兵力,还直接援助了中央红军为打破敌人的“围剿”而派遣北上出击的红七军团的战略行动;在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至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这段长征中最艰苦的时期,闽东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更是紧紧拖住了国民党正规军八个师等近十万兵力;在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川西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闽东革命斗争的再次蓬勃兴起,又一次使国民党三个正规师、一个旅等兵力深陷闽东。事实表明,闽东的革命斗争,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及中央红军主力随后进行的长征,为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做出了独特贡献。     

遵义会议前后的周恩来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周恩来功不可没。 遵义会议的召开，曾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李德已毫无威信，博古不懂军事，更由于失败而感到责任重大，意气消沉。     

万里长征从这里出发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陆定一的这首诗再现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8万多人在1934年10月集结江西于都河畔,渡河长征的情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就是从这里渡过于都河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八选根据地内幕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踏上战略大转移的漫漫征途。寻求战略转移的落脚点,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这是关系战略转移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为此,     

浴血长征路的“御林军”：红军干部团（上）

1934年4月27日晚．著名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败走广昌．退守赤水、头陂一线而告结束。这场历时18天的阵地战、消耗战．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最大的一仗．参战部队伤亡5500余人。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步步紧逼．中央苏区面积日益缩小。红军节节失利,陷入困境,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长征之路。     

国民党主体视野下的湘江战役

本文以湘江战役的组织、策划、部署、实施的主体--国民党为视角,阐释湘江战役的大体进程,探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利益协调和冲突的复杂关系及其对湘江战役进程和结局的影响,进一步审视湘江战役.     

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1928年4月,朱德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创建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即通常所说的“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即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的四次“围剿”,红军力量得到不断壮大,发展到了30万人。但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采取冒险主义,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遭失败,不得不在l934年10月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趟血路的长征先锋大将刘亚楼

天降大任,在枪林弹雨中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刘亚楼任政委,陈光任师长的红一军团红二师作为红军的王牌主力师,被定为左前锋。另一支王牌部队红一师为右前锋。铁流二万五千里,红军要突破蒋介石大军的围追堵截,要在“死地”中求得     

长征前夕的福建(下)

福建为中央红军长征开展先遣行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由于敌人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域的进攻,苏区反“围剿”的形势已十分紧张,东线和北线战场吃紧,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福建军区及其所属的地方红军独立第七团、独立第八团和独立第九团相继采取军事行动,以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即将开始的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前最惨烈的松毛岭阻击战

1933年10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1934年9月初．为掩护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红1军团、红9军团、红24师及福建苏区地方武装奉命在松毛岭一线构筑工事．抗击国民党东路军从连城向长汀推进。连城松毛岭郭公寨．是松毛岭阻击战的前线指挥部。     

翁祥初与长征——带领炮兵连过草地

带病踏上长征路第五次反“围剿”的末期,我病了。当时我任红二十三师六十九团党总支书记兼政委。红二十三师原是红军中主力师之一,下辖的3个团红六十七团、红六十八团、红六十九团都是满员满编。但是在广昌战斗中全师减员过半,团的干部也牺牲过半,红六十九团团长就在广昌战斗中牺牲了。我拖着病体坚持在战斗的前沿,终于有一天因体力不支晕倒了,被人抬下了火线,我醒来时已躺在红八军团的野战医院里了。此时形势急转直下,中革军委下达了大转移的命令——长征开始了。上级要求伤员、病号就地隐蔽。这对于我来讲是难以接受的安排,因为我几乎是一参加革命就加入了红军,我舍不得离开自己的部队;另外我是福建人,在江西又如何隐蔽呢?因此我坚决要求跟着部队转移。同时我也作了最坏的准备,我在枕头下面偷偷藏了一把剪子、一把尺子。我想如果部队不带我走,我就扮作一名游走裁缝想办法回福建去,到了福建还可以拉起一支部队打游击,坚持革命。     

王震长征轶

1934年8月7日，为摆脱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的危局，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的电令，任弼时、肖克和王震对红六军团进行了改编，并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便率领红六军团告别了多年相依为命的湘赣父老，离开了湘赣苏区，从永新东南的牛田和泰和的津洞地区出发，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踏上了漫漫长征路。10月24日，红六军团在印江县木黄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的称号）胜利会师。尔后，红二、六军团奉命进行了整编，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王震担任红六军团政委。此后，两支部队始终相互策应、并肩战斗，直至1936年10月下旬长征胜利结束。在两年多的艰苦岁月中，王震将军所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本色给广大红军指战员留下了深刻而又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