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重结构: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核心问题——基于学理与实践的双重演绎逻辑

公众对民主权利的享有除了周期性的殿堂式投票外,还要注重日常生活中对公共事务处理的参与。因此,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基本路径之一,其实质是通过参与来监督政府,让其对公众负责,这种互动是政府以服务获取公众信任的交换正义。由此,政府绩效的公众评估是服务型政府和责任型政府构建的必然要求,然而政府绩效的公众评价存在效能低下的现实困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相关主体观念、动力和能力方面的主观障碍;也包括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机制方面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相关配套制度也尚需完善。基于对珠海万人评议政府模式和杭州综合考评模式的梳理,从学理与实践的双重逻辑角度看,权重结构是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核心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如何运用大数据实现政府对大规模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所产生的海量信息的处理,也是政府绩效管理无法回避的问题。     

电子政务与政治效能感——基于政府透明度与公共事务参与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扩大社会公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是新时期具有现实意义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而政治效能感是社会个体有序参与政治的重要心理基础。本文从政府透明度和公共事务参与的视角考察电子政务对公众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作用机制,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得2451份城乡居民的有效数据,经统计分析发现:电子政务、政府透明度、公共事务参与和政治效能感四个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政府透明度和公共事务参与在电子政务对政治效能感的正向影响关系中表现出显著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其中,电子政务对政治效能感无直接影响效应,电子政务对政治效能感的作用更多的是通过增加社会公众政府透明度感知发生影响的。为扩大社会公众的有序政治参与,应重视电子政务系统的建设和推广宣传,提升政府透明度,促进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积极回应民众的诉求。     

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与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 ——基于重庆、武汉与天津三地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对公民政治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政府网站的普及应用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新的契机,但迄今仍缺乏关于政治效能、政府信任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以重庆、武汉与天津三个城市(区)的普通公众为调研对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政治效能、政府信任对公民在线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内在效能感、回应性能够直接促进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其中回应性的作用最为重要.政府信任在内在效能感、外在效能感与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中呈现出部分中介作用,而对认知度与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则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此外,外在效能感、认知度、回应性能够显著增强公民的内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在外在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积极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作用.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场涉及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全方位改革,它离不开现代行政民主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必须让公众更充分表达公共需求和选择公共服务.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公众参与有一定的实践成果,但仍存在诸多观念和制度等方面的障碍,必须不断推进公众参与的机制与制度创新,引导公众参与到政府公共服务过程中来,从而建设一个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现状与思考——以“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为例

全国性和制度性的"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一些城市中开展的"万人评政府"活动,这是我国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主要形式.公众参与政府评议工作的特点是:公众参与评议主体代表性加强,趋于科学化;公众参与评议内容更加广泛;公众参与评议形式更为多样;公众的满意度评议始终是评议的核心内容.但在现实中,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评议主体与被评对象信息不对称,有的被评单位过分看重评议形式和排名结果,公众被动参与以及形式参与,个别地方存在着评议成本过高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增加被评部门直接服务对象的参评比例;对于行政执法部门不能进行"满意度"评议;在有条件的地方,将评议重点转向着重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提高评议问卷的专业质量水准;降低评议成本,提高评议有效性.     

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研究

法治政府的建设离不开科学、民主和合法的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其中公众参与就是保证重大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和合法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达到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防止社会矛盾激化的效果。本文在分析了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背景和前提的基础上,从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立法、公众参与主体、公众参与启动模式、公众参与形式以及公众参与反馈机制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走向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思想,倡导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领域引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打造基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环境治理模式,为解决日益复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实践中,多元共治模式面临着环境治理权力结构安排不尽科学合理、跨部门治理主体间信息共享和协调性差、政府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不足、企业主体性作用发挥不够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效性和有序化偏低等诸多挑战。为此,需要从厘清多元主体职责分工、创新生态服务投入机制、优化环境治理协同机制、提升政府环境监管效能、引导社会力量有序有效参与等方面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以推动新型环境治理体系高效运转起来。     

推进地方政府效能建设与绩效管理问题研究

结合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和政府管理的实际,对我国政府效能建设和绩效管理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并对改善地方政府效能建设与绩效管理提出建议:领导应转变观念,高度重视推进绩效管理;注重绩效管理与评估的环境优化;加强政府效能建设与绩效管理的立法工作;引入公民参与机制,实现政府绩效管理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建立健全科学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和评估机制。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三种模式比较—基于服务型政府理论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公众表达个人偏好实现自我利益的重要渠道,也是公众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从当前服务型政府理论框架出发,分析服务型政府的内涵、特征,提出三种公众参与模式,即:"公众一利益集团"参与模式、"公众-决策者"参与模式和"公众-精英"参与模式.适合我国当前服务型政府理论和实践的应是"公众-决策者"参与模式.这可以从四个方面证实:"公众-决策者"参与模式是服务型政府彻底实现以人为本政府的重要途径,是服务型政府完成任务和使命的必由之路,是促进与公众融合的重要方法,是增强政府责任意识的直接方法.     

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关切及其制度意义

在政党政治制度下,政府的天职是执行.增强政府执行力的本质是捍卫人民意志的权威性,因而是一条基本的宪政原则.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关切是从权力控制、执法监督、效能监察、纪律追问、作风整顿、素质考量、政务公开、公众参与、绩效评估和结果反馈等方面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权责对等管理作出的制度安排.其制度意义就在于全面改善公共生态环境,进一步深化政府改革,从根本上推进行政发展和加快政治文明建设步伐.     

改进完善地方政府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机制探讨——基于北京市政府立法实践的调研

在地方政府立法程序中引入公众参与,是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政治回应能力、确保法律施行实效的重要途径。我国当前地方政府立法公众参与机制尚存在诸多问题,不利于民主法治建设。近年来北京市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实践颇具代表性,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地方政府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实际状况。文章以其为研究个案,并基于相关调研探讨了地方政府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缺陷与不足,提出了我国地方政府立法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路径。     

略论推进政务公开与公众参与的有机结合

推进政务公开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扩大公众有序参与是构建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内容。政务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公众参与是政务公开的动力;政务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初级阶段,公众参与是政务公开的最终目的。当前,推进政务公开与公众参与的有机结合,除了要加强制度层面的建设外,还需要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根据议题的具体情境,有效利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科学设计公众参与程序和方式,将政务公开贯穿到政府决策的全过程。通过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与有效合作,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公众参与视角下提升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对策CSSCI

当前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标准,公众参与成为提高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应有之意。从实践来看,政府现代公共服务理念薄弱、公众参与动力和能力不足、公众参与制度保障缺失、参与平台建设创新力度不够、公共服务信息公开不到位等已严重影响公共服务中的公众参与效果,参与流于形式。只有进一步培育和塑造现代公共服务理念、加强示范引导培育现代公民、完善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配套制度建设、创新参与平台和途径建设等才能进一步推动公众的积极、可持续参与。     

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危机管理是政府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有较大发展,但公众参与的偶发性、无序性特征依然比较明显,同时政府动员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意识也较为淡薄,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公众参与的地位、途径和权益.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国市民社会力量相对弱小,公众参与意识根基薄弱,二是我国社会缺乏发育成熟的民间组织,公众缺少有效参与的途径.解决公众参与政府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着手,首先是增强公众危机参与意识,提升社会自我救助能力,其次要积极发挥民间组织力量,提升公众参与有效性,再者健全公众与政府沟通渠道,保障危机事件信息通畅.     

网络参与道德风险与治理策略

网络参与是公众获取信息资源、行使民主权利的新渠道,是政府展现执政形象的新舞台。但作为虚拟技术支撑下的参与方式,网络参与同时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诉求,潜存着道德自觉弱化、理性表达缺失、道德底线崩塌的可能。网络参与中的道德失范,对网络空间与实体社会的秩序、公众的合法权益、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形成了威胁,增大了执政风险。作为社会治理的责任主体,政府理应加强对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反思,基于建构理性的网络参与法制、机制和文化等思索,探寻实现网络参与"道德化"的有效路径。     

法治之下:开放政府与公众参与

公民参与已经成为国际发展话语的主流。开放型政府概念应运而生,开放型政府的实践也逐步展开,标志着我国政治文明和民主建设的深化和发展。公众参与是开放政府的核心要素。开放政府与公众参与离不开法治保障。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开放式政府的建设,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期望—手段—效价"理论视角下的"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 ——基于广东省S市数据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各地方政府在推行河长制过程中纷纷探索"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的新模式,但各地却出现了政府网络治水参与平台建设之"热"与公众网络治水参与之"冷"的鲜明对比情况.基于"期望—手段—效价"的理论视角,利用广东省S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以及样本河涌的客观数据,构建"个人—河涌—区政府"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河长制背景下,"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受到期望、手段及效价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公众期望中的参与效果评价正面影响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度;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透明度感知、政府回应性和政府营造良好社会治水氛围的力度等政府工具性手段显著驱动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公众对治水重要性的评价能够促进公众网络治水参与.     

论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经验的分析

推进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就是推动行政决策向公众参与开放,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过程",表现为公众与政府互动,由"政府决策"走向"公众与政府共决"即公共决策,实质是以公众参与权制约政府决策权.基于中国经验,通过构建"开放?嵌入?互动"的过程模型,认为开放的实质是"赋权",嵌入的实质是"充权",赋权"越充分且"充权"越充分,行政决策过程中公众与政府互动程度即公众参与度越强.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度由广度、深度和力度构成,影响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度的因素,一是参与权利不对称,二是参与权力不对称.     

新时代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应着力加强党的领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提高社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基。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调研基层社会治理时指出,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现阶段,我国基层社会事务具有广泛性、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让党的领导在社区治理中落地生根,既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区治理体系,更需要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主体,领导社区多方主体共同发力,大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浅谈我国公务员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路径

近年来"官员雷话"曝光率提高,其背后的原因是公务员绩效评估中的公众主体缺位,以此作为研究视角,从我国公务员绩效评估主体现状谈起,探索公众参与公务员绩效评估的具体参与路径,力图推动我国公众真正纳入公务员绩效评价主体,保证政府官员真正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