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伊斯兰主义：概念、实践及思想主张

泛伊斯兰主义也被称为“原型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它是行为主体针对穆斯林群体进行宣传动员,试图通过促成“伊斯兰联合”以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主张和实践,其标志性特征是：使用伊斯兰符号、谋求政治目标和实施跨国行动。泛伊斯兰主义的行为主体可能是非穆斯林,其实践和理论主张也是多元的,纳米克·凯末尔、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部分伊斯兰主义者对为什么“联合”的见解各异。纳米克·凯末尔的着眼点是挽救奥斯曼帝国危机。阿富汗尼的核心关切是伊斯兰复兴和反对帝国主义。伊斯兰主义中的泛伊斯兰主义支系可称为“全球伊斯兰主义”,它对“伊斯兰秩序”有特殊解读,主张建立与“乌玛”空间重叠的、覆盖全球的哈里发国家,其中的激进极端主义派别还主张“全球圣战”。泛伊斯兰主义不是伊斯兰主义的标配,而只是部分伊斯兰主义者的偏好和选择。泛伊斯兰主义的力量来自伊斯兰教固有的感召力以及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感情,但它所倡导的“伊斯兰联合”和“穆斯林团结”主要服务于特定政治目标的手段,其“政治性”和“工具性”使它有别于伊斯兰教规定的教胞互助互爱原则。     

突厥、回纥与中华文明

中国和突厥族的渊源甚深。创造了隋唐盛世和两宋文化高峰的大多数风流人物,都是操突厥语分支的"拓跋鲜卑集团"的后裔。而突厥和回纥本族人,也曾创立五代中的三个朝代。     

全球难民危机与难民外交的兴起：土耳其的角色

难民外交是指国家将难民问题工具化用以实现外交目标。难民外交具有道义约束强、议题联系广、地缘政治属性强等特点,主要分为公共型、干预型和交易型三种类型。从2010年持续至今的难民危机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最大的难民接收国,土耳其利用难民问题推行对叙利亚和欧盟的外交议程,主要表现为干预型难民外交和交易型难民外交,通过大打“难民牌”实现自身外交目标。土耳其的难民外交服务于其地缘政治利益、维护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等目标,但面临道义与利益的矛盾、目标与手段的错位、意愿与能力的失衡等三重制约,这对认识当代难民政治化、难民与外交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权威主义的终结与中国政治的渐进发展

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经历了以权威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发展阶段。在权威主义时代,领导人个人的意志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政治发展跌宕起伏,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随着权威主义领导人的离去,中国逐步过渡到后权威主义时代。在后权威主义时代,领导人的政治基础和权力效应相对薄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成为主要趋势。政治的渐进发展将成为检验政治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     

多元主义、连带主义与英格兰学派的人权话语构建

国际关系英格兰学派以多元主义与连带主义为概念框架,构建出相对完备的人权话语体系。尽管布尔首次阐述这对范畴时主张多元主义,后来学派内部出现了明显分歧：连带派强调人权的重要性和人道主义干预在特定条件下的必要性;多元派认为为促进人权而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做法缺乏足够共识;平衡派则反对在尊重国家主权与保护基本人权之间二者择一。布赞明确区分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连带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连带主义,并试图用前者调和人权与主权之间的矛盾。英格兰学派的人权话语构建实现了从法律共识到法律与道德共识并重、从二元对立到相互接近和部分融合的转变,体现出以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的关系为中心线索、以秩序与正义的优先次序为评判标准、以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结合为基本路径的特点,但也存在关注点不够均衡和概念过度延展的缺陷。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与民主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转型时期中国经济中的市场关系和政治民主应在强有力政权的领导下稳步向前推进.在改革政策上,首先选择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努力的优先方向,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差别很大,因此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成为国家民主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中国完全有能力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同时又体现其内部极大差异性的政治社会民主化道路.     

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地缘经济的需求与地缘政治的限制

东亚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同时对区域进程产生着深刻影响,或推动、或阻碍地区的发展。通过对东亚/亚太地区四个重要且具有发展前景的组织进行跟踪分析,本文认为,东亚尽管在经济上有较深的融合,但却缺少统一的地缘政治基础,东亚地区合作也因此困难重重。     

土耳其大选与埃尔多安的“新时代”

<正>2014年堪称是当代土耳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安伊高铁[1]的开通和首次总统直选,彰显了土耳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化。当选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及其新政府全面推动实现土耳其梦,正在向人们展现一个不同以往的新时代。埃尔多安的胜选及其原因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揭开了正义与发展党的时代。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成立于     

多重困境下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

<正>自实行多党制以来,土耳其国内政党林立,目前合法政党多达50余个。2002年11月,具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上台执政。十余年来,正发党在外交、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提升了土耳其的综合实力,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赢得了民众高度信任和普遍支持。2011年6月13日,     

文化与国际社会的扩展——英国学派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思北大核心CSSCI

在英国学派经典作家看来,历史上的国际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取决于是否拥有一个共同文化的基础,当今的国际社会源自15世纪欧洲基督教国际社会在世界范围的扩展。随着国际社会的扩展,其形成的文化基础也经历由共同文化向主导文化的变迁,这种认知体现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傲慢与自负。但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文化基础不只是国际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的文化,它的形成更多的是不同文化模式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在解决全球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互动中所形成的共识,更接近于一种"稀薄"的文化形态。     

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的基本特征:政府主导与过程中展开

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呈现出不同于已有地区主义发展路径的特征,东亚地区合作仍然局限在政府间的双边对话、谈判与合作,东亚各国政府是机制建设和合作议题的倡导者、决策者和核心推动者。而在实际操作中,东亚地区合作通常由领导人会议高层驱动,制定统一的合作框架,进而各国部长及高官会议推动合作框架的具体实施。东亚地区主义是一个进程,没有明确的议程和目标。东亚将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主要还将是继续致力于现实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     

民间社团的发展:协商式威权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在过去20年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基于地方实践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国也即将在国家层面出台有关公民社会管理的新规。北京的实践表明,地方官员对民间社团的认识并未对民间社团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而公共福利的地方化、将公共福利的配送与官员的仕途升迁挂钩,则共同推动了政府与民间社团进行合作的认识。然而,这一认识又因国外民间组织对抗政府的案例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政府主导经济的强劲发展而受到冲击。种种矛盾认识的彼此融合形成了协商式威权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鼓励相对自治的民间社团的自主发展,也提倡政府采取更加间接的管控机制。协商式威权主义促进了中国的地方政府治理。这就挑战了威权体制之下无法产生自治的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社会是民主化指标的观念。     

“国际红色走廊”上“毛主义”共产党的发展与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南亚地区毛主义共产党发展迅速,成为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目前,南亚毛主义共产党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印度为中心,以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为弧线,北起尼泊尔,南到印度安得拉邦的国际红色走廊。这四国毛主义共产党在南亚最具代表性,引起了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民主化若干问题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选择伊斯兰主义、军人干政、身份政治三个典型问题,分析它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首先,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转型表明,伊斯兰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伊斯兰主义既可以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对民主。其次,军人干政在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复杂,对其进行评价应客观具体。就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而言,军人干政的形式、程度和作用各不相同:在突尼斯,军队基本未干预民主转型;在埃及,军队对政治转型进行全程干预并且不断变换角色;在也门,军队部落化导致了政治转型碎片化。最后,本文研究了身份政治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复杂影响。在国家内部,身份政治是阿拉伯国家冲突性和竞争性政治的重要认同来源和社会机制。在地区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政治思潮,导致地区国家基于身份政治决定外交政策甚至干涉他国事务,导致某国的民主进程被外部干预阻断。总之,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异常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审视与反思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四个历史阶段。1840年以前,可以说是基于帝国逻辑的中国中心与等级化的世界整体观,体现了对普遍性一定程度的认同。1840年以后的三个阶段,逐渐转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换言之,转向对特殊性的认同。其间,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世界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而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整体性和共同性得到明显倡导与发扬。这个历史脉络表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从认同中心论的普遍性,向国家主义的特殊性乃至当今特色性思维的转变。改革开放促使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同与定位向世界主义转向,从而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与世界关系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筹与协调问题。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实践进行总结、反思,维护改革开放的价值与理念,推进中国继续沿着人类文明的大道前行,是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     

德国政治发展的变与不变

作为世界上一种独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自1948年问世以来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惊人的连续性,其社会国家因素在经历了40年之久的膨胀发展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陷危机,改革势在必行。德国的改革不是要彻底背离原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而是要针对社会国家发展的弊端实行纠偏,矫正社会倾斜,以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挑战。这是德国政治60年发展连续性的另一种形态的体现。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体现出一种德国式的中庸之道和难得糊涂哲学,其发展进程中的不变与变是德国政党趋同的结果。     

民主化与复兴伊斯兰——三十年西亚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

在过去30年间,西亚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迁大体经历了石油繁荣与政治动荡,对民主化改革的尝试,以及穆斯林世界对全球化回应的三个阶段。自1990年代以来,西亚阿拉伯国家所进行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成效不明显,威权主义政体迄今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伊斯兰复兴力量迅速增长,连同其中激进和极端主义一道,已经并将继续积极参与国家、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秩序的变革或塑造。西亚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叙利亚复兴社会党的历史与现实困境

<正>复兴党的创立与早期发展演进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登上叙利亚政治舞台时,一个默默无闻的、主要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运动——阿拉伯复兴运动开始兴起。它的创建人是一位名叫米切尔·阿弗拉克的阿拉伯基督徒和一位名叫萨拉赫·丁·比塔尔的逊尼派穆斯林。他们从传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吸取思想营养,用以观察和研究叙利亚和阿拉伯民族所面临的问题,并通过参     

在大众政治和精英政治之间:希腊政党政治的发展轨迹与前景

历史上,希腊政党政治具有鲜明的大众主义传统。进入现代,在西方影响下,希腊选择了精英政治,两党执政传统形成,中右的新民主党与中左的泛希腊社会运动党轮流执政,两党创始人在制定纲领和塑造政党政治格局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债务危机改变了两党执政的传统与根基,危机导致疑欧主义的兴起,精英政治普遍受到怀疑,激进左翼联盟借机胜选并在欧盟的压力下接受紧缩方案。但持续的紧缩引起民意反弹,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基础受到侵蚀。2019年7月希腊大选,新民主党上台执政,希腊政坛传统政党回归。新民主党上台表明民粹主义势衰,但预判其退出历史舞台还为时尚早,民粹主义在希腊仍有生存的根基和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