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识、体例与趣味:文学史编写断想

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就其范式而言,大致有三种类型.早期由林传甲、黄摩西、谢无量等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相互之间虽然差异甚多,但相同点是明显的,都将学术史视为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0年代以降,中国文学研究加快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其显著特点是,以诗、文、小说、戏曲作为文学所特有的样式,文学史不仅以这四种文体作为主要叙述对象,而且在叙述中贯彻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思路,即格外突出《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进入90年代后,第三种范型开始出现,一批学者不约而同地追求中西会通的境界,即一方面合理地引入某些西方概念,以激活中国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注意中国文学中某些特殊的现象、范畴,力求给予同情之了解.文学编年史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兴盛起来的.陈平原、陈文新、刘勇强、赵伯陶等学者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方面积累了若干心得,这组笔谈表达了他们对部分问题的看法.     

文学编年史研究的两个意义

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就其范式而言,大致有三种类型.早期由林传甲、黄摩西、谢无量等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相互之间虽然差异甚多,但相同点是明显的,都将学术史视为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0年代以降,中国文学研究加快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其显著特点是,以诗、文、小说、戏曲作为文学所特有的样式,文学史不仅以这四种文体作为主要叙述对象,而且在叙述中贯彻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思路,即格外突出《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进入90年代后,第三种范型开始出现,一批学者不约而同地追求中西会通的境界,即一方面合理地引入某些西方概念,以激活中国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注意中国文学中某些特殊的现象、范畴,力求给予同情之了解.文学编年史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兴盛起来的.陈平原、陈文新、刘勇强、赵伯陶等学者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方面积累了若干心得,这组笔谈表达了他们对部分问题的看法.     

文学编年史中的纪年问题

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就其范式而言,大致有三种类型.早期由林传甲、黄摩西、谢无量等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相互之间虽然差异甚多,但相同点是明显的,都将学术史视为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0年代以降,中国文学研究加快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其显著特点是,以诗、文、小说、戏曲作为文学所特有的样式,文学史不仅以这四种文体作为主要叙述对象,而且在叙述中贯彻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思路,即格外突出《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进入90年代后,第三种范型开始出现,一批学者不约而同地追求中西会通的境界,即一方面合理地引入某些西方概念,以激活中国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注意中国文学中某些特殊的现象、范畴,力求给予同情之了解.文学编年史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兴盛起来的.陈平原、陈文新、刘勇强、赵伯陶等学者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方面积累了若干心得,这组笔谈表达了他们对部分问题的看法.     

“中国文学史编写研究”笔谈——史识、体例与趣味：文学史编写断想

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就其范式而言，大致有三种类型。早期由林传甲、黄摩西、谢无量等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相互之间虽然差异甚多，但相同点是明显的，都将学术史视为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0年代以降，中国文学研究加快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其显著特点是，以诗、文、小说、戏曲作为文学所特有的样式，文学史不仅以这四种文体作为主要叙述对象，而且在叙述中贯彻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思路，即格外突出《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进入90年代后，第三种范型开始出现，一批学者不约而同地追求中西会通的境界，即一方面合理地引入某些西方概念，以激活中国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注意中国文学中某些特殊的现象、范畴，力求给予同情之了解。文学编年史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兴盛起来的。陈平原、陈文新、刘勇强、赵伯陶等学者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方面积累了若干心得。这组笔谈表达了他们对部分问题的看法。     

“价值中立”与文学史书写——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方法论探析

洪子诚以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撰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出色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挖掘了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全方位渗透进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同时又对这一思路背后的"解构"意识持保留态度,从而引发学界争议。不同学者因着相异的现实认知与研究动力,而对知识与权力、审美与意识形态诸关系产生彼此抵牾的理解与阐释方向。此一学案为衡估当代文学学界的学术诉求及限度,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浙东“鬼物”之恋——论鲁迅“个人—人道”的思想雏形

纵观整个现代文学史,很少有作家像鲁迅这样对中国传统民俗里令人不寒而栗的怨鬼、厉鬼情有独钟:不仅怀着丰沛的感情为之展开文学上的感性描述,还带着极高的兴致进行学术上的学理探究.通过分析其幼年时期所濡染的"自然鬼-人为鬼"、"无常-女吊"等互为张力的精神结构,可以看出鲁迅是以生命去拥抱这一异质性的浙东民间"鬼"文化,并将此蛮野文化带来的幽深"鬼气"和叛逆"毒气"融入到自身流淌着的血液中去.     

关于开展“国统区右翼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的思考

国统区右翼文学,是现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中提出的一项新的魇题。经过一年来的实践与探索,我们体会到,开展这一反题的研究,可以拓宽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便于全方位地考察和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同时,还有助于更深入地探讨现代文学史上某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1.为什么将“国统区右翼文学”作为研究课题?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对立统一中进行的,文学史也不例外。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革命文学和进步文学的发展史;但革命文学和进步文学的发展,是在复杂的中国现代政治斗     

阐释与反思:文学史视野中的新写实

以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黄修己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等具代表性的文学史叙述为视点,考察并反思其对于"新写实小说"的产生背景,以及内涵、特征、意义和代表性文本个案等诸方面问题的阐释与表达,从中获得对于"新写实小说"的不同维度、不同观念和不同方法的多样启示.尽管这些阐释与表达尚有其局限性,但并不妨碍我们确证新写实小说经典化解读的由此开始,以及通过此来进一步把握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思想文化基本流向的企图.     

文化整合中的文学建构与意义生成——论现代小说的"诗性传统"

"诗性传统"是一种基于文学"诗性"观念提出的整合性观点,认为现代小说呈现出的"诗性"特征,不仅说明文学"诗性"主题在现代小说发展中的稳定性、长期性和经典化现象,而且对于现代小说思想内容和文体形式的生成衍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在文化整合意义上提出了"诗性传统"这一论题,也就意在引入一种深刻的理解秩序,以弥合、改变目前现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不足或误区,为研究提供一种本体论的理论思路.     

历史意识与历史书写——观察近30年文学的一个视角

在目前对新时期文学30年所进行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将这一阶段的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0年加以比较,对其成就持批评或否定姿态.王晖、谢泳和樊星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这种姿态的回应,以及对近30年文学的基本认知.反思过去,前瞻未来,立足建设,推进前行,是他们对新时期30年文学进行研究的基本态度.王晖主要从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的角度观察近30年文学的流变,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并非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书写"大历史"的力量,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呈现出阶段性,即"新时期文学"的初中期,大多呈现出历史意识的重新觉醒以及对"大历史"的直接表达;1990年代之后,则主要致力于"小历史"的书写,对于"大历史"的展现显得更加多元,甚至更加隐晦.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具有深广度地去形象化地诠释历史,如何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之心去叩问和反思历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历史的真相、以思想和艺术的亮度去烛照历史.谢泳将新时期30年文学放入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认为观察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要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十七年文学的定型和文革文学的时代特征等三个时代背景.这样才会对这一时期文学更具"了解之同情".新时文学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历史责任,离开思想解放运动谈新时期文学,不可能理解其贡献和意义.樊星则通过对新时期30年和现代文学30年的比较,阐释了前者独具超越价值的"当代性",认为新时期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超越体现在:现代文学多是从"思想启蒙"方面呼唤"改造国民性",新时期文学则更集中于对政治痼疾的深入探讨,并因此而产生了成就超过现代文学的"政治小说"、"长篇历史小说"和"政治性报告文学",现代"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也渐渐被"重新认识民间"的文学所取代.这些重要的超越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当代性".     

求解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的“戴逸之问”——舒国滢教授访谈录

"戴逸之问"是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戴逸教授提出的"法学是幼稚的"的观点,他指出了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性困惑,自此众多法学家将探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作为重要论题以求解此问。舒国滢教授通过对"戴逸之问"的思考,对中国法学的发展作出了阶段性的判断:20世纪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国法学基本上处于"幼稚"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家治理形式的精细化,专业化的法律学术开始成长,但以围绕立法论为中心的法学知识生产呈现出依附解释体制的寄生状态,虽然有部分留学归国的学者开始用新的理论和方法重新解读中国的法律制度实践,然而整个学界对"何为法学"这个问题并未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2000年—2010年,中国的法教义学进入沉淀时期。这是因为进入新世纪,几乎所有的中国法学者都试图为中国法学寻找发展的道路和方向。而法教义学的突然流行是中国法学到了知识更新或升级的阶段,是法学知识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需求,创建真正的"法律科学"是中国法学未来发展的必然归宿。舒国滢教授以罗马法学为基础的欧陆私法(民法)学作为样本,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学本质上是一门教义学,而法教义学本身是一门科学,或者被(法学者们)认为是一门科学,进而回答了"戴逸之问",即中国法学要想摆脱幼稚走向成熟,就必须使自身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学贯中西,烛现先机——读陈朝璧教授遗作

目次缘起一、兼通中西学术,并达法学文学二、新中华法系论的创立者三、中国法制进程的预言者四、接续文化传统的先行者五、学术与政治关系的缩影结语缘起陈朝璧教授在20世纪上半叶即以罗马法研究享誉中国法学界,于西学东渐的时代对中国法学实有刊山伐道之力、之功。他并且算得上一个法     

孤独的探索与前进——民国佛教小说创作及理论初探

通过梳理民国佛教小说的创作及理论研究,将民国以来佛教小说的发展分为民国初年至二十年代末的过渡期、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末的发展期和四十年代的开拓期三个阶段进行了分析;对佛教小说为数不多的理论进行了历时研究,并从现代文学及佛教文学发展的宏观角度分析了佛教小说创作与理论没能同步发展的悖谬之处,旨在为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空间。     

“文本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文本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之发展

文学研究有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之分，具体则又可分为文学史研究、思潮流派研究、文学文化研究、作家研究和文本研究等多种。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现当代文学曾经历过作家研究和作品（文本）研究颇显狭隘和单一的辉煌期，但近年来，却是文学文化研究成为中心，文本研究日趋式微，受到冷落。如何评价这一现象，如何看待文本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意义，贺仲明、李怡、张光芒、吴义勤等几个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分别从学科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特征、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几个方面表达了看法。他们形成的基本共识是：文本是文学的基础，文学性是文学最基本的属性。虽然不能将文学研究僵化为单一的文本研究，应该在开放的前提上开展文本研究，但加强文本研究、深化文本研究，是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应该关注的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化对文学本体、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征的认识，强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促进文学批评的现实针对性。     

解魅现代中国学研究中的“东方主义”魔咒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现代中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一种所谓对近代的＂超克＂的产物,即对于西方学术界（包括日本）以往的汉学研究进行反思的产物。总体上,以往西方对中国的研究的相关论点都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为现代社会发展之标准模范的西方文明观及价值观体系,带有浓厚的＂东方主义＂歧视色彩,是对非西方世界的虚无化。日本学者加加美光行教授在其《构建新的＂中国学＂》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了这种中国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的严重缺陷,即目的论和因果论的混淆,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共同态度性＂来克服这种研究弊病。     

“世界性因素”的“误读”

陈思和先生提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世界性因素"的看法,对外来影响之"接受"的主流观念和方法形成了"颠覆性"挑战.然在本文的"误读"视域里,世界范围的文学与具有"世界性因素"的文学是有着明显区别的;确认"世界性因素"最顶级的平行关键词也许分别是:"先进性"、"同步"与"反响";将本土东西置于"他者"(Others)反应(而不是反映)的视野中来加以检视恐怕平等对话会有"质"的飞跃;锁定作家创作活动的"重力场"(弱作用)兴许不失为某些"影响"事实依据之困窘的合理解释;只要有利于我们自身文学的必然王国健康地向文学的自由王国迈进,就甭管张三李四来路的"比重"的如何.     

“新时期文学30年：反思与前瞻”笔谈：历史意识与历史书写——-观察近30年文学的一个视角

在目前对新时期文学30年所进行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将这一阶段的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0年加以比较，对其成就持批评或否定姿态。王晖、谢泳和樊星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这种姿态的回应，以及对近30年文学的基本认知。反思过去，前瞻未来，立足建设，推进前行，是他们对新时期30年文学进行研究的基本态度。王晖主要从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的角度观察近30年文学的流变，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并非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书写“大历史”的力量，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呈现出阶段性，即“新时期文学”的初中期，大多呈现出历史意识的重新觉醒以及对“大历史”的直接表达；1990年代之后，则主要致力于“小历史”的书写，对于“大历史”的展现显得更加多元，甚至更加隐晦。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具有深广度地去形象化地诠释历史，如何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之心去叩问和反思历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历史的真相、以思想和艺术的亮度去烛照历史。谢泳将新时期30年文学放入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认为观察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要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十七年文学的定型和文革文学的时代特征等三个时代背景。这样才会对这一时期文学更具“了解之同情”。新时期文学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历史责任，离开思想解放运动谈新时期文学，不可能理解其贡献和意义。樊星则通过对新时期30年和现代文学30年的比较，阐释了前者独具超越价值的“当代性”，认为新时期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超越体现在：现代文学多是从“思想启蒙”方面呼唤“改造国民性”，新时期文学则更集中于对政治痼疾的深入探讨，并因此而产生了成就超过现代文学的“政治小说”、“长篇历史小说”和“政治性报告文学”，现代“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也渐渐被“重新认识民间”的文学所取代。这些重要的超越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当代性”。     

现代法学诠释中的“中华法系”——以产权与合约为中心

我们对“中华法系”的理解仍具有相当浓厚的自我肯定色彩。上世纪80年代,在“中华法系”诠释上的定位,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取向:即当代中国法学理念结构与中国本土法律文化危机意识的矛盾,这对探索“中华法系”的学术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自90年代以来,对“中华法系”的定义理解已经开始了转变,各学者对中国民事法性质的看法,已显示出“中华法系”在民法方面的丰富内涵,这反映了中国法制史学术语境发生的变迁。今天,我们对“中华法系”的讨论,至少受到系统类型观、文化差异观、规范法学观、市场法学观、民族世界观等几种当代的思潮或意识所左右。     

从“神话”到“鸡汤”——论转型期中国法律信任的建构

在法律信仰之争中,法律信仰怀疑论和否定论者主张法律信仰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都不适于中国,主张法律信仰的学者更多地是过分误读了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句话,并据此做出了不合时宜的判断,因此其所主张的法律信仰更多地是一种"神话"。相对于作为"神话"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任是一种"鸡汤",虽然它不能治病但富有营养,有助于社会肌体的康复和法律的有效实施。法律信任"鸡汤"的熬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法律内和法律外进行"综合治理"。其中,经过由更普遍的有效参与和更加公平的法律程序、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以培养人们的乐观主义态度进而产生对法律的信任、从约束权力和反腐切入来打破法律信任不足-法律具文化这一恶性循环,是三种相对可行的路径。     

怎样看待中国法学的“法条主义”

一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法学进行了回顾、总结、展望,当然包括批判。这样一种学术清理和概括虽然有着价值判断、学术旨趣的区别差异,但是总体来说是比较接近的,至少在某些方面达成了某种共识。从共识看,其中之一就是学者普遍感觉20多年来的中国法学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