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的历史生长——一种国家知识霸权视角的分析

自从国际关系擘作为一个制度性的学术性学科在20世纪早期觉醒以来,它的发展历程的一个纬度的"外史"就表现为国家知识霸权的变迁.国际关系学的国家知识霸权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国际关系学由最初的两战期间的英美知识共治,以英国为主的"英国知识霸权"转变到二战后的"美国知识霸权",中间夹杂美美间的知识交锋,主要是英国做知识上的反抗,再到美国一家知识独霸、冷战后的美国知识霸权与对美国知识霸权的挑战同时并存的"后美国知识霸权".     

广告话语霸权的生成机制研究

广告话语霸权是以经济资本自我扩张为内在动力的,广告话语编码者通过对企业或产品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等进行加工,完成承载了特定"知识"的广告话语.广告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温和的暴力",再通过与大众媒体结成"合法化一权威",经过对简单断语的重复灌输,最后建立起广告话语霸权.实际上,广告话语只是媒介和资本所借用的"躯壳",其所显露的霸权本质上是媒介和资本的霸权.媒介和资本通过广告话语霸权这一形式获取并分享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并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霸权地位.     

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作用维度"——反思"印证证明模式"的另一种理论框架

"作用维度"是描述、检验和反思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实践样态的切入角度,各模式的变量差异决定其在"作用维度"中呈现的作用效果,进而形塑出多样化的刑事司法实践样态.同时,通过"作用维度"可以连接理论与实践,其中作用效果的区别,正是界定刑事司法证明模式的评价要素.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处于"经验-规范""实体-程序""知识-权力""认知-行为"四重作用维度之中,以此为指引,"整体主义"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转型的基本方向.当前学界对于"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存在理论误读,需要结合"证明过程中的整体性"和"证明模式之作用维度的整体性"加以澄清,并在"作用维度"的理论框架中接纳更多交叉学科的知识增量.     

变数与前景:中美对国际经济治理模式选择之分殊

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开始从以往对"制度霸权模式"的偏好,转向现在对"权力霸权模式"的偏好,将对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制度化程度的选择,从"规则倾向性"降至"契约倾向性",从而为谋取自身现时利益最大化释放了美国权力优势运用的空间,构成对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全面反动,并投下了最大的变数。然则,脱离霸权统治,回归治理本位,以"制度导向"为模式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仍将得以存续和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立基于国家间合作伙伴关系及互利共赢原则而创建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为此提供了良好的方案,以"一带一路"建设对国际经济治理新体制的探索最为典型。     

跨越大西洋的现实主义法学——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法学与美国现实主义法学之比较

一个要瓦解支持自由放任的政治和法律政策的法律意识形态,特别是将公私领域绝对划分开来的观念,一个要揭露传统法律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建立经验基础上的法律科学;一个是政治进步主义的延伸,主张法律与权力紧密相关,一个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一个变异,主张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之间的严格区分;一个以法官和法官行为为中心,着力于分析法官的司法审判行为,一个从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着手研究,对所有人的守法行为进行分析.同被冠以"现实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法学与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有这么多不同,然而他们都有实用主义的传统和进步主义的理念,他们都是声称与过去陈旧体系划分开来的独立的法律批判运动,他们都可以被看成是为了争取更广阔的民主空间而做出的-部分.     

论知识经济社会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

本文分析了知识经济社会中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制问题。即如何认识知识生产中的微观公共权力性质和法律责任;法理学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立场出发,把握知识生产、科学发展与微观公共权力之间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存在的制度同一性关系;法治如何切入这种制度性关系,创造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新的法律规则;从组织结构、正当程序和规则设置等各个“细小环节”上促使教育科研中的微观公共权力合理、合法运行。     

美国法庭聘请专家证人的实践与启示

科学证据的审查判断向来是审判的难题.美国通过法庭聘请专家证人弥补法官的知识短板,履行多伯特案后法官肩负之科学证据守门人职责.这项制度在硅胶丰胸案中得以成功运用.广义上的法庭聘请专家包括"技术顾问"和《联邦证据规则》706条"法庭聘请专家",分别具有不同的法理依据、职能与适用程序.该制度能避免专家证人的党派性,帮助事实裁决者采纳科学证据,甚至促进诉讼和解.但由于与当事人主义理念不符、增加诉讼资源的投入、法庭聘请专家也未必中立,其实践运用有限.它对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有所启示:在职权主义基础上引入专家证人对抗式要防止过犹不及,避免专家辅助人党派性弊端.即使法庭聘请专家辅助人,也难以保证中立.从根本上解决法官的知识短板,促进法学与司法鉴定教育的融入,培养复合型法官是必由之路.     

为职权主义辩护

"职权主义"最早起源于欧陆,最初的含义系查清案件事实的方法,后演变为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的诉讼形态。"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对立并非历史的产物,而系诉讼法学者的理论创设。"职权主义"的核心内涵也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丰富。当代的"职权主义"可界定为"诉讼以社会利益优先为导向、国家权力为主导、实质真实为目标,审前程序凸显侦检机关的优势侦查权,审判程序凸显法官主导控制权的正当程序模型"。时下学界对"职权主义"存在较大的批评,这主要源于对传统职权主义诉讼的误解以及对当事人主义的理想化。中国因国家权力主导的制度背景、追求客观真实的司法传统以及原有职权主义诉讼的基本构架,既应避免进入"当事人主义"或"对抗制"的陷阱,也不应设立理念混乱、制度杂糅的"混合式诉讼",而应坚持走职权主义的道路。     

论《天坛宪草》的国家权力配置

《天坛宪草》中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国家权力配置具体表现为:超强的国会和立法权力;受到严格制约的总统和国务院以及行政权力;漂移的法院和司法权力;纵向的国家权力配置阙失;法律工具主义隐身于权力之争。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配置模式与法律工具主义的缺陷成为招致宪法草案胎死腹中之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和直接诱因。     

“德目主义”德育哲学引论

"德目主义"主张将人类的美德形成具体的条目,在教育过程中把这些条目灌输给受教育者,以形成学生良好的品德."德目主义"划分为不同的学派,有的强调以权威的言语作为衡量道德与否的标准;有的主张以自然作为道德判断的评价依据;有的把追求幸福作为衡量道德生活的尺度;还有的则将道德与否归因于理性的推断与思考.就知识与能力的辩证关系而言,"德目主义"具有不可低估的教育价值.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德目主义"思维方式的缺陷桎梏了学生品德的发展,影响了学生人格的建构.     

论法官的知识

我国目前正在推进司法活动专门化的进程,受社会的变化、法官与学者的作用以及国家策略等因素的影响,法官的知识也必将发生结构性的变迁。现代社会中法官的知识对法官及社会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法官知识的转型过程中,在关注法律专业知识的同时,不应忽略法官的生活知识及生活理性。     

明知与刑事推定

对于明知,通常应在行为人具有这种认识的情况下,司法上去认定该明知是否存在,而不是在行为人缺乏认识时,司法上推定其存在明知。主观上的认识因素,存在"确知"(肯定知道)和"确实不知"两极。在这两者之间,根据认识程度的由强到弱,还分别存在"实知"(事实上知道)、"或知"(可能知道)、"应知"(应当知道)3种类型。这些认识因素,绝大多数与推定无关。在司法解释中,大量使用"应当知道"一词,但其中多数属于行为人"实知"的范畴,基本不涉及刑事推定问题。今后,在进行司法解释时,可以把"明知"解释为确知或者实知。只有在个别明显属于推定的场合,保留"应当知道"的表述。对明知进行分级,将其内涵进一步细化,充分考虑了刑事证明责任的负担问题,也有助于司法解释的精确化,其意义不可低估。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当代中国幼儿教育主流知识观的嬗变

建国以来，我国幼儿教育领域先后出现了三种主流知识观：一是理性主义知识观，以唯理论为哲学基础，强调知识体系的传授，作为幼儿教育的传统知识观至今仍然具有影响力；二是经验主义知识观，以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主张通过观察、实践从大自然、大社会中归纳知识，自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现已处于“自我消失”的边缘；三是建构主义知识观，强调知识不是教师外部的传授，而是儿童主动建构的，起源于皮亚杰的活动建构观，近两年来受到意大利瑞吉欧方案教学的影响，体现了社会交往建构观、个人化知识、后现代知识建构观察等不断丰富的建构主义知识观的核心精神，对幼教改革的深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金融知识与家庭借贷行为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就金融知识对中国城镇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基础金融知识、高级金融知识和金融风险知识均显著提升了家庭正规借贷可得性,同时也显著抑制了家庭非正规借贷可得性;基础金融知识和金融风险知识均显著增加了家庭正规借贷额,同时也显著降低了家庭非正规借贷额;高级金融知识仅显著增加了家庭正规借贷额,其对家庭非正规借贷额没有显著影响。此外,高级金融知识对家庭正规借贷的促进作用强于基础金融知识和金融风险知识,金融风险知识对家庭非正规借贷的抑制作用强于基础金融知识,而高级金融知识对家庭非正规借贷的抑制作用则最弱。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说明以上结论是可靠的。     

知识的测度及其经济学意义

知识经济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形成了革命性冲击，知识的直接测度是不可能的，它作为变量不符合数学分析方法的要求，不可能运用数学方法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中，知识直接测度的不可能性意味着知识不是和资本与劳动力相独立的变量。知识经济要求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实行根本性转变，进行全新的研究和探索。     

知识经济的法律调整着力点初探

知识经济的运行 ,是通过知识的产权化、商品化和资本化 ,以实现知识的要素化和产业化的过程 ,与此伴随的还有知识的异化过程。法律应当以知识的产权化、商品化、资本化、要素化、产业化和异化为着力点 ,对知识经济进行调整。     

经济的知识化、知识的权力化与法律的知识化

知识经济已经成为新世纪经济发展和法律变革的时代主题 ,社会经济的知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的权力化 ,引起了构成法律基本要素的“理”即生产方式与“力”即国家权力的相应变化 ,进而引起了法律的知识化发展趋势 ,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法律更具有合法性 ,未来法治的重心应是加强知识的法律化和法律的知识化建设。     

“知而获智”观:一种经典的中式智慧观

主要基于文字学的证据和先哲的相关言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知而获智"的智慧观."知而获智"观既具有"定义智慧的视角恰当"与"蕴含转识成智思想"等两大优点,也存在三点不足:其一,易让人产生将智慧与渊博知识相等同的误解;其二,未看到解决简单问题和复杂问题时个体心智加工的本质区别;其三,易让人将智慧误解成纯粹的认知概念.智慧本是真与善的合金,纯粹认知领域的"聪明才智"只属于"真",它既可助人为善,也可为虎作伥.所以,没有善心的引导与催化,只追求私利的"智"只能称作"小聪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     

教学过程中知识的社会建构—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观点

知识是一个不断生成着的概念。人的知识是在社会中不断建构起来的,它具体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交往过程中。教学过程中的知识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建构起来的。知识的建构过程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即作为合法化的教科书知识与建立在个人生活经验基础上的教师和学生的个人知识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充斥着整个教育教学过程。在看似客观公正的知识传输背后隐藏着不同权力和利益之间的斗争。     

知识产权制度的未来

知识经济的发展和数字网络的兴起使知识的创新与传播日益多样化，深刻地改变了知识产权制度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进一步暴露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先天缺陷，使知识产权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改革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与探索知识产权制度的补充或替代成为必然。知识创新激励制度的多样性、可替换性与环境适应性表明，单一制度无法提供所有知识领域的最佳激励，多元化成为未来知识产权制度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