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心态与感伤体验

现代作家的感伤倾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创伤性的体验,尤其是童年时期的缺失性体验,形成了一种潜在而固定的心理结构.如果说感伤记忆主要带有个人色彩,那么边缘体验则更多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伴随着国家危机和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被快速边缘化,这是现代感伤生成的一个深层因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感伤还与中国的现代性追求紧密关联.现代性的建立过程,也是传统价值和美感不断受到冲击的过程,当传统的美感正无可挽回地远去时,挽歌般的感伤情调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中国法制现代化历程中的四个问题

中国法制现代化历程中的四个问题传统与现代性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相互排拒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古代中国法律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着自己固有的制度规范和价值取向，体现着独特的民族法律心理和经验。以人身...     

论佛教对中国法治的借鉴意义

佛教自传入中国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中国社会及传统法律制度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佛教戒律、因果律、佛教人文精神的阐述对现代法治、法律的比较与中国法治的有借鉴意义。     

论“新月派”作家与伍尔夫的精神契合与文学关联

得天独厚的知识背景与崇尚"优雅"的美学品格,使得"新月派"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情有独钟.其灵魂人物徐志摩以及文学中坚林徽因等均与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精神领袖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契合与文学关联.徐志摩是中国文坛评介伍尔夫思想与创作成就的第一人;林徽因不仅在教养、才情上与伍尔夫颇多类似,其小说创作的现代性特征也体现出对伍尔夫式的意识流技巧的借鉴."新月派"作家与伍尔夫的不解之缘,映照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一个侧面.     

论泰国宪政文化的特性

泰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肇始于自1932年的六月革命,让人匪夷所恩的是,在泰国所确立的立宪君主制却未能走上英日等国君主立宪政体的坦途,而是呈现出泰式宪政所独有的特色,此种独有的宪政特性乃源于其独特的文化,其中王权主义遗绪、权力崇拜意识、父权主义传统、民本道德主义观念、佛教教义影响和宪法工具主义等是泰国宪政文化的显著特性.     

浅谈行政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行政文化是指行政官员或政府公务员所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情感取向和价值观念.其核心是长期积淀在公务员心理结构中的行为趋向、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它们对行政管理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传统行政文化对建构现代行政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总是泥沙俱下的,其中有其“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其“封建性”的糟粕.因此,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精华对于建构现代行政文化具有积极作用,表现在:(1)它是创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可缺少的“国情”因素.(2)这种因素在社会主义行政体系中,是维护大至社会,小至单位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的重要机制.(3)是进行行政改革的主要依据.我国行政改革的历史表明,只有符合人们社会心理文化特征的价值取向,符合行政文化发展规律的指标,才是切实可行的.因而传统行政文化是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参数.因而可以这么说,我国现代行政文化既有传统行政文化的遗风,又有现代行政文化的风彩,是两者的统一.     

中国"混合法"引论

"混合法"是中国法律文化的内在传统,它作为一种内在的传统深刻地影响并塑造着中国古代社会乃至现代社会的法律实践活动.中国的"混合法"根植于古典社会的生活实践活动,表现在古文字系统、思想价值、法律规范和人法并重的治理方略之中.它不仅是一种实际的历史存在,而且延续至今依然表现着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当代世界法律文化日益走向融合之际,"混合法"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显得更为突出.     

禅宗与道家合流原因之浅析

印度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之后,经过与道家互相排斥、影响和融和的过程,本土化为中国佛教。佛教在充分中国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发展到佛教禅宗的阶段,明显地体现出佛道合流的趋势,两者接轨,密不可分,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交融的瑰宝。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艺术的发展趋势具有导向作用。两者之所以能够融合,因为其理论有相通之处。     

Constitution and the Modernity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lendar in constitution

现代性是一个标志着时间意识的概念.从时间意识的演变来看,中国宪法的现代性在宪法文本上首先表现为纪历方式的变化.以公元纪年来表示时间,隐含着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的革命.西方传统的历史观是一种以基督教历史意识为主导并将其世俗化的历史观.现代宪法理念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观,却需要一种全新的历史观为其提供正当性根据.人民取代上帝成为历史进程的主导,是现代历史意识对古代历史意识的反叛,因而从根本上体现了现代历史观,直接标志着历史意识的现代性.     

地域文化与现代作家的精神路向——以民国时期南京为例的一种考察

民国时期的南京,人与城、人与事、人与历史交织融汇于一体。此间,在现代作家笔下产生了许多名篇佳作,这些作品都被列为永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留存下来。它们不只是现代作家人生追求的印痕记录、时势艰难的历史剪影,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素材,一类文体的样式,或者作为一种现象的文学史存在,而是一种特殊历史、特殊地域文化,呈现了现代作家内蕴极其丰富而纷繁复杂的文化精神理路,并由此形成了独特地域文化的丰韵和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在这种思路和地域文化的理念指导下,重新阅读现代作家作品,勾勒出一幅具有典型地域色彩的文学史图景,探寻现代作家某些精神生成演变的路向和缘由,以此力求贴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原生态。     

法律文化的更新与近代中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法律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精英阶层所具有的现代性观念的变迁,是20世纪初中国传统法律走向现代化的最初动因,但社会精英阶层观念的变迁只是为中国传统法律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变的契机,其发展的路向决定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转换的程度,而近代社会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不能为传统法律现代化的转换提供良性的条件,这也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传统法律现代化的最终命运。     

试论张爱玲创作继承的民族传统

张爱玲小说创作继承的民族传统，主要来自明清世情小说、晚清谴责小说和民国社会小说，表现在描写世态人情、写实性、结构散漫性、全知视角、含蓄笔法和通俗性等方面。其小说的艺术优长和缺失，包括狭窄的婚恋题村、平实琐碎的生活细节、松散随意的结构、说书人的叙述角度、微妙的隐喻和暗示以及通俗小说趣味，都源于她对上述中国旧小说传统的继承。旧小说成就了张爱玲的小说风格，也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了其思想价值和艺术品质。     

调解、诉讼与公正——对现代自由社会和儒家传统的反思

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纷争的做法和制度 ,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尤其是儒家法律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现代法治社会中 ,调解否已经过时 ?本文首先介绍中国的调解传统的哲学基础、理论和实践 ,然后从现代自由主义和法治理想的角度 ,对传统的调解提出批判。本文进而指出 ,调解在当代的中国以至西方仍有顽强的生命力 ,西方学者对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另类选择”之一提出了多种理论依据 ,其中不少与儒家传统的睿见不谋而合。本文的结论是 ,经过“创造性转化”后的调解理论与实践能对现代文明作出贡献 ,由此可见 ,传统文化遗产在现代仍是十分宝贵和有用的资源。     

对启蒙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哲理精神。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它关系到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现代国家,造就什么样的现代性,亦即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制度与行为方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走向,了解西方现代性存在的问题,进而反省中国的启蒙与现代性问题。     

从康德的“启蒙论文”重新反思“启蒙的辩证法”

由于"启蒙"伴随着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对"现代性"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启蒙"的批判.说"启蒙"存在着"辩证法",并非什么深刻的思想.若要深入地思考"启蒙辩证法"这一"现象",关键的就不是简单地从"启蒙"宣导者的立场跳跃到"启蒙"反对者的立场上,而在于如何"超越""启蒙"内在的局限,因为"辩证法"作为一种"思想方式"从根本上就是反对"非此即彼"的外在否定.而要完成对启蒙的"内在超越",我们的思想必须返回到"启蒙的经典作家"的经典论述.     

“南玲北梅”：梅娘与张爱玲小说比较论

上个世纪40年代坛上的“南玲北梅”之说,指的是同在沦陷区的女作家：华北的梅娘与上海的张爱玲。将两位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她们的作品同样热切关注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创作焦点对准敏感的两性关系。在艺术风格与审美形态迥异的背后,蕴藏着相似的基本思想：对传统的背离与不屑一顾,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审视着属于人类的恒久的“爱”--男女之爱、母爱及普泛的人类之爱。     

计划经济新传统与现代性——兼论中国法的现代性问题的四个共时性矛盾

中国"三次法律革命"的历史意蕴在于第三次法律革命实质上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对西方非主流现代性的诉求,这实质上给我们带来了有别于"古典传统"的一种新传统,即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新传统",这种"新传统"与现代性是矛盾的,此矛盾是中国法的现代性问题的最显著特征。主流论者对此的回避不仅有悖于现代性的理性精神,也事实上造成了"中国"的缺位。中国法的现代性问题"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实质上具化为四种共时性的矛盾:古典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计划经济新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矛盾,以及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的矛盾。     

超越“传统与现代”：法律多线现代化

相关研究或明或暗地将“传统与现代”作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重要区别。然而,民间法与国家法都是各自以一种进化的方式发展起来的,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并都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不断变迁以适应现代社会,都有自己的经验、理性和正义观,都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都有传统性和自己的现代性,都有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国家法与民间法从来都是相互影响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转化和承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混杂。将国家法和民间法作现代与传统的区分缺乏事实和理论依据。在法律多元的社会中,法律现代化是民间法与国家法各自在内外因素作用下的多线现代化。我们应当引导民间法的现代化,确保民间法现代化与国家法现代化的协调,确保正义的弘扬和社会的和谐。     

字本位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两种证据观及其历史演变

本文重点讨论了两种证据观：字本位的证据观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证据观。并进一步认为，中国传统证据观是字本位性的。表现在言、文、象三重证据符号的关系中以“书写”或经典为中心。现代中国发生了证据观的革命性变化，主要表现为“去汉字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证据观，即在言、文、象三重证据符号的关系中以“言、象”为中心。“去汉字化”建立了中国现代性证据现，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导致了与传统文化的断裂。     

中国现代法治的反思

从基点、区域、文化和性质四个方面来反思中国的现代法治,可以看到,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法治,在有的时候,在有些方面,面对世界或西方却找不到自己的路;面对城乡二元结构却过度超前或者阻滞于后;面对传统与现代的选择却墨守陈规或者数典忘祖;面对革命与建设却误判当今法治发展的性质而谬以应对。其实,中国现代法治既应是世界的更应是中国的,必须立足中国并关注世界;中国现代法治既应是城市的,也应是农村的,必须同时关注城市与农村的现状与发展;中国现代法治既应以传统为基础也应以现代为目标,是经历革命后在现代的更新和发展;中国现代法治不是革命的,而是建设的,应是以革命作为历史前提的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