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认同与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当代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应当是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客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将两者割裂开来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政治系统追求政治权力统治效能的有效性、制度规则的合法律性以及谋求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但它只是在追求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形式基础，而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客体之间达成的价值认同才构成了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实质基础。政治权力主体只有将这些价值共识通过实践性活动体现于自身追求的目标之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形式基础与实质基础之间的融合，才能为当代政治合法性构筑坚实基础。     

从仇和现象看政治合法性

仇和现象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逻辑的一般折射,从仇和现象可以看出我国政治合法性的一般构成。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包含三个纬度:价值认同,即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权力意识;政治共同体认同,即对中央政府权威的认同;政治行为认同,即政治行为所带来的民众认同。这种合法性构成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对西方政治价值的糅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制度认同与政治合法性

在现代社会,政府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一切关系都以非人格化的制度为中介,作为政治权力具体表征的各项法律和政策能否获得社会认同,就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本判准.制度认同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被迫的,而是建基于认知性期待与规范性期待统一之上的实践证成过程.一切影响和制约人们对制度的认知性期待形成、制度实施效果的因素以及影响每个人规范性期待形成的公民素质,都会对制度认同的形成产生影响,并规定着制度认同建构的可能路径.     

论政治认同与中国共产党的"软权力"建设

政治认同是政治主体对政治体系的自觉接受和服从,是对政治统治客观事实的价值判断。执政党要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保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就必须获得公民的政治认同。而执政党若要获得公民的政治认同,不仅要有坚实的硬权力作基础,更要有强大的软权力作支撑。然而,目前,各种原因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软权力,造成社会公众政治认同的下降。这种现象如果任其发展,将严重影响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因而,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制度、执政方式等方面加强软权力建设,以提高公众的政治认同,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保持整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分析——以社会学制度主义为视角

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首要职责,需借助于控辩双方提交到法庭的证据,做到兼听则明.实证研究表明,法官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持着既怀疑又支持的矛盾态度,这使得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价值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受到折损.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考察,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缺失,在于其与刑事司法制度整体价值发生疏离,而且与国家权力体系没有形成制度性认同机制.为使裁判者真正获得来自辩护方的证据,需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建设方面共同改进.     

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任何权力都有一种合法性诉求，希望得到社会成员的道德认同，进而得到他们的信仰和服从。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论证有两种典型思路，一是社会契约论，二是功利主义。尽管两者存在理论上的分歧，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内在统一的。本文即试图透过对这两条基本思路的考究，探寻一切政治权力籍以获得“合法性”的基本因子。     

宗教与政治权力的合法牲

当今世界政治文化正在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与其相关联的权力的合法性的基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权力的合法性越来越依靠政府的有效治理,即政治运作的有效性问题。然而,政治的有效性是否成为合法性的唯一基础,传统社会的合法性来源在当代社会中是否依然有重要的作用,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反世俗化现象又应当去怎样理解,本文将给与简要的讨论。     

论宏观调控合法性的公众评判依据

"合法性"或者"正当性"一词,通常描述大众对一种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信任与支持,即公众认同。一种制度只有当它得到公众认同时,它才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宏观调控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经济制度,也存在公众认同的问题。由于宏观调控事关国计民生,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其实施结果就成了公众对之认同的主要标尺。而公众的认同包括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不仅仅限于合乎法律。因为,从现实审视,即便是完全合乎法律的宏观调控行为,也未必会得到公众的认同。因此,对宏观调控的合法性,不能只从法律层面评判。除了符合法律的要求,宏观调控的合法性还取决于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文化的等多种评判依据。     

刑事判决的合法性诉求

在现代社会中,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和裁判是审判机关所垄断的一项重要活动,因此刑事审判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权力,社会控制是这种国家权力的一种基本功能.相应地,刑事判决也便成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而这种社会控制机制的运作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决定于刑事判决强制力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刑事判决能否得到社会公众(包括当事人等)的认同和服从.因此,刑事判决必须获得合法性.     

司法改革的价值向度——民本视阈下司法改革进路之分析

由于司法改革过程中司法的制度建构和运作与社会公众认知上的疏离,一些司法改革举措往往缺乏社会公众的认同与支持,使司法改革时常陷入一种合法性焦虑之中。在当前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时期,公众对司法改革的合法性认同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回顾和反思已然的司法改革和实践,在很多问题上可以说已经体会到了简单化做法所造成的后果。正是由于特定环境和实际条件的限制,我国司法改革只能采取一种循序渐进的、逐步改良的方略。我国司法改革的逻辑和所处的独特场域,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司法改革,必须以有效性为基点,扩展司法改革的民意基础,在民众认同的基础上累积和建构合法性。     

我国政府公信力提升的制度因素及对策思考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体现着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政府公信力包括自信和他信两个维度.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公信力提升的主要障碍是行政权力分配不够合理、公共政策过程不够科学、民主参与制度不够规范、权力监督制度不够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不够完备以及问责机制不够健全.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有赖于国家各项制度的健全与发展,因此,必须在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建立合理分权制度、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加强监督制度、改进管理制度等方面下功夫.     

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企业数据在既有法律框架下无法获得充分保护,作为一种财产性利益,企业数据与一般条款具有耦合性。但是,一般条款的裁判思路依赖于传统侵权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在"海带配额案"中创设的三个构成要件,使一般条款陷入困境,无法应对行为规制法的本质要求,无法与《民法典》相衔接。企业数据涉及个体经济利益、行业利益及公共利益,"全有全无"构成要件式的侵权判断,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动态系统论以"或多或少"的思路考量各要素的数量和强度的协作,按照价值位阶和顺序,考虑企业数据本身的合法性、行为人主观过错、行为影响,根据具体场景综合权衡损害与收益,可以为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判断提供正确的裁判思路和理论支持。     

检察权能新拓:撤案核准的内涵阐释与模式展望——兼论刑事撤案与监察撤案的制度建构

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1款确立了在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情况下的核准撤案制度,由此提炼出的撤案核准模式是刑事撤案制度发展的重要创新,撤案核准权也是公诉权能的重要延伸。现有刑事撤案制度所确立的自行撤案模式、通知撤案模式、建议撤案模式并未发挥应有的效果,亟待变革。撤案核准模式具有扩展适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因而在刑事撤案与监察撤案的制度建构中,撤案核准模式取代自行撤案模式是撤案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础上,取消建议撤案模式,强化撤案监督,实现撤案制度的法治化转型。     

论司法权威的权利文化基础

司法权威与权利文化是互动关系。司法权威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基础中,权利文化的内核决定了司法权威的价值取向,并给司法权威成长提供了观念性动力,因之,扩张和保障权利构成了司法审查权威的文化基石,而司法权威的树立也促进了主流法律文化的形成。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着必然的联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获得党的执政合法性认同,从整体上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同业监督法律制度建构:正当性、属性及其边界

同业监督克服了产品信息不对称障碍,对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有着独特作用,这是建构产品质量同业监督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基础。我国法确立了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消费者监督和社会监督三元监督体系。无论是从宪法渊源看还是从法律渊源看,我国并未明确肯定同业监督,亦未明确禁止同业监督,而是将其蕴含在社会监督之中。同业监督权不属于国家公权,亦不属于企业私权,而是属于社会性权利。同业监督权极易被滥用并异化为商业诋毁手段,从而危害市场竞争秩序。我国要通过法律制度创新明确同业监督的合法性,通过修改我国《产品质量法》、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建同业监督规范体系。     

关于我国破产重整计划批准制度的思考——以债权人利益保护为中心

法院批准是重整计划生效的必要条件,它直接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在法院批准重整计划的制度中,应当为认为受到不利影响的债权人提供异议的机会,保障其程序权利,同时应当设立完善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的法律标准,作为法院在批准重整计划时必须遵循的条件,防止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的滥用和误用。我国新《企业破产法》中的重整计划批准制度存在许多不足,不能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要求。     

论跨国企业集团破产的处理方法——独立实体原则与单一企业原则的争辩

"独立实体原则"与"单一企业原则"是跨国企业集团破产的两种处理方法。"独立实体原则"坚持集团各实体结构独立、责任独立;"单一企业原则"将整个集团看作一体。两种方法在不同类型的跨国企业集团破产中都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执政党领导法治建设合法性分析

政治合法性是对价值正义性的一种承认,同时构成了对公共机构及其权力行为正当性的评价标准。中国共产党在西方话语意义上使用合法性概念审视自身执政行为,彰显了高度的自信。对执政党主体地位和自身条件合法性的考察,是党领导法治建设合法性分析的前置性工作;而通过将"合法性指数"概念和权利-义务分析框架引入并运用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行为的合法性评价,则为系统深入地阐释中共执政行为的政治价值指向提供了科学标准和科学模式,为执政党领导中国法治建设注入了反思性向度,这是助力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法治建设事业进一步走向更大成功的重要理论拓展。     

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一辩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工作尚存在各种不足,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其对于我国法制建设与司法实践的积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的正当性可以从实在法和学理两个方面得到辩护。要推进我国的司法解释制度,就要在肯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之正当性的基础上,对该制度的另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