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政治”:一种针对“政治”的姿态──论30年代“京派”等作家群体的政治倾向

中国３０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了特殊的文学氛围,由此形成了文学发展在总体上的政治化趋向。无论是文学群体还是作家个人,不管其主观上打出怎样的超脱政治的旗号,提出文学远离政治的主张,但在事实上这种旗号和主张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政治的表态,即使是向来被人们称之为“远离政治”的“京派”等作家群体也未能成为例外。     

纯文学：1930年代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1930年代中后期,较少政治倾向的纯文学十分繁荣,拥有大量的出版空间,在各个体裁领域均有丰硕成果.如果文学的外部环境保持稳定,纯文学完全有可能继续发展下去,成为文坛主流,但这种可能性因为抗战的发生而没有变为现实.对于这种可能性的揭示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论三十年代文学杂志

本文分析了三十年代文学杂志生成、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生态环境 ,重点揭示了三十年代政治文化对文学杂志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作为三十年代特有现象的“杂志年”,是由三十年代的文化控制与反控制这一政治文化背景造成的 ;三十年代革命文学杂志的兴盛则与政治文化心理驱使下的普遍的阅读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 ;政治文化对三十年代文学杂志的办刊方向起了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     

政治化角度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论争

30年代是中国20世纪学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在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学论争，学讨论乃至学批评中，都能发现30年代学论争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特点的遗存，因此，本的探讨对加深理解3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学的发展均有着重要的意义。章分别从学论争的起因，论争中各方所关注的重心、论争各方的心态，对话的基本方式以及看问题的角度等等方面，论述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重要学论争的最基本的也是最显的特征，并进而分析了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30年代特殊的政治化语境的根源。     

法治型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同步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受益于冷战后全球化发展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成功地经受住了由西方发起并主导的全球化与民主化的双重冲击,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既与传统政治文化一脉相承,又深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其在转型过程中保持了极大的主动性和渐进性。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将以契合法治中国建设为动力,在不断地向法治型政治文化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力促进中国的政治发展。这种主动性与渐进性的法治型政治文化的转型,既是维护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保证,也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辩护的理性与激情

理性与激情是律师职业风格的两个重要特征。在我看来，刑事辩护律师在这两个特征上应该有更突出的表现，这是由刑事辩护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内涵解析

在政治学研究的视野内,政治文化和民主政治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特定的政治文化建设,民主政治建设需要形成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流的公民文化基础工程才能根基牢稳。     

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漫议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政治与司法改革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中国司法改革，乃是中国社会整体性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的政治语境尤其值得人们关注。一方面，政治改革必定涉及司法机制和相关原则的调整；另一方面，不断深化的司法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将推动政治改革和发展，而不仅仅是纯粹法律制度意义上的变革。当代中国直面的这种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政治语境乃是历史性地生成的。     

年龄与激情

一说到激隋,似乎就是年轻人的专利,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思维结论。激隋是汁么,激隋是人的一种精神境界,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处世处事的态度,是一种对工作的强烈欲望和完美追求。从这个角度上讲,青年人有青年人的激隋,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激情。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政治参与比较研究——社区政治文化与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个案分析

城市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状况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主流研究将参与不足归结为体制原因.但笔者通过对长春市G社区和L社区的调查发现,在同一地城环境和相同的制度建构下,社区政治参与情况依然不同,主要原因在于社区政治文化,即居民对社区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以及他们在社区中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影响社区政治参与最为直接的原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

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贯彻层层推进的认识思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论的逻辑体系，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意义，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意义上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内容，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论的一种认识思路，正确认识和处理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本质的阶段性与科学性，一元性与多样性，不变性与变动性的关系，对于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论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具体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书写如何本土化?——以1980年代以来文学为中心

文学的本土化研究是一个重要且意义深远的课题。但在以往的研究中,文学本土化问题经常被文学的现代化问题遮蔽。1980年代以来城市书写的本土化研究,是进行文学本土化研究的有益尝试。借助地域属性、传统诗性文化等方面对文学中的城市展开的本土化想象,可以突破长期以来现代性指导下的城市文学研究的困境,发掘中国城市在文学中呈像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拓展当代城市文学研究。     

20世纪40年代战争规范与制约下的文学论争

战争政治化影响和制约了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所有学论争。其特点是一次数频繁，从抗战开始到新中国建立，几乎从严没有间歇。二是对抗激烈，学论争往往寓含着不同的政治色彩，内在实质是不同政治思想、观念和势力的冲突和交锋，政治和战争取代学本身，构成这些论争的核心并决定着论争的进程和方向。此外，战争政治局势的严峻也直接影响了40年代学论争的方式，政治化和情绪化是其最突出的形式特点。这些学论争对40年代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文学史编写研究”笔谈——史识、体例与趣味：文学史编写断想

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就其范式而言，大致有三种类型。早期由林传甲、黄摩西、谢无量等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相互之间虽然差异甚多，但相同点是明显的，都将学术史视为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0年代以降，中国文学研究加快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其显著特点是，以诗、文、小说、戏曲作为文学所特有的样式，文学史不仅以这四种文体作为主要叙述对象，而且在叙述中贯彻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思路，即格外突出《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进入90年代后，第三种范型开始出现，一批学者不约而同地追求中西会通的境界，即一方面合理地引入某些西方概念，以激活中国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注意中国文学中某些特殊的现象、范畴，力求给予同情之了解。文学编年史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兴盛起来的。陈平原、陈文新、刘勇强、赵伯陶等学者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方面积累了若干心得。这组笔谈表达了他们对部分问题的看法。     

论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起源

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生成于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复杂政治斗争.1921至1929年,中国共产党在完成自身政党化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文艺在整个宣传工作中的地位,不仅通过政策制定和机构设立加强对文艺的组织和领导,而且将体现其政党意识的文艺思想有效地推进到社团、出版、传媒、文学教育和文学论争等现实层面.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一阶段文艺制度的建构成为1930年代的"左联"、1940年代的延安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文艺制度的起源和原型.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Policy Change: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in the 1990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the st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policy changes are examined through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in the 1990s. The terminologies of Hall's first-, second-, and third-order policy change and Baumgartner and Jones’ punctuation equilibrium theory of policy change a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evident in the policy history of the Arts Endowment. The case of the Arts Endowment in the 1990s suggests that first-order changes generally occur in a stabl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e., policy equilibrium) while great instability in a political environment (i.e., policy punctuation) allows the larger second- and the largest third-orders of policy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