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市场结构与效率:基于动态面板的分析

基于1995-2004年14家国内银行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方法实证分析我国银行市场结构（集中度）与效率发现：市场结构动态变化在银行效率的动态变化中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总资产、权益资本与银行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贷款余额与银行效率是正相关关系，而银行存款对银行效率的作用不太明显。再通过面板VAR分析发现，各变量显著性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说明“纯粹”影响显著地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但回归系数都比之前显著减少，同时净利润因为“纯粹”影响的分解，其共线性已经不存在，却显著地影响银行效率。     

网上银行安全、银行责任与法律监管制度的问题研究

随着网上银行的业务量持续的加大,快捷方便带来了巨大的效率,于此同时,网上银行的安全问题却一直困扰着客户与银行,尤其是在出现网上银行盗窃侵权行为发生后,银行与客户的责任认定成为了法律纠纷的焦点,同时在没有完善的法律监管制度下,不利于网上银行的整体发展。     

我国银行行政接管的法律诠释与制度完善

银行的业务模式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当一家银行发生严重危机时,考虑到银行服务的广泛性及特殊性,银行监管机构通常会对其实行行政接管,采取各项救助手段使其恢复正常经营,避免其走向行政关闭或司法破产的末路。目前,我国银行行政接管法律制度对于接管条件、救助手段、接管程序、接管权力等方面的规定均存在不足。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的现状,建议出台针对银行行政接管的专门规章,在银行行政接管的实施过程中,各政府部门应协调同步,司法部门应予以必要协助。     

论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制度障碍与克服

完善农民土地财产权转让制度,是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渠道。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宅基地使用权转让,以及农民集体土地征收,在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制度障碍。针对这些制度障碍,从以用益物权为核心设计农民土地权利束体系,确定农民土地财产权转让的物权效力,配置土地发展权、完善农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等方面,有针对性地综合提出并论证克服这些制度障碍的创新思路,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提供可资参考的制度创新思路。     

收入不平等、城市化与中国的犯罪率变迁

实证考察发现,城市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均显著地增加了犯罪率,国民教育水准的提高则能够有效地减少犯罪率,失业和农村贫困也对犯罪率产生了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则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犯罪率。     

改革开放、收入分配与个税立法的完善

持续推动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是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一条重要主线,个税立法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历史\"维度考察改革开放、收入分配与税法变革的内在关联,分析个税立法重要结构的演进历程和目标定位,有助于揭示其中蕴含的主体、客体、税率、税基等各类制度的\"二元结构\"及其完善路径。要解决个税立法的两类核心问题,即纵向税负适度和横向税负公平问题,需要协调个税立法的内外结构并实现税法体系的\"系统优化\":对前一类问题应通过调整主体、客体、税率、税基等多种结构予以系统解决,对后一类问题则应系统调整纳税主体制度、系统安排扣除制度并实现客体与税率的系统联动。上述的\"历史—系统\"分析框架,尤其有助于深化税法理论研究,推动个税立法乃至整个税法体系的改进,实现税收法治的现代化。     

区域金融发展、居民金融资产与收入分配——以重庆市为例

基于重庆市1990~2009年的数据,运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居民金融资产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重庆市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非同阶单整变量,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在一阶差分VAR模型基础上所做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金融规模扩大导致收入差距呈现由缩小到扩大再到缩小的过程;金融效率的提高则使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缩小。城乡人均储蓄比和城乡房产比都扩大了收入差距,而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银行风险处置的公共选择考量与制度建构

金融危机后,各国在银行风险处置的理念和处置措施上已取得一定共识,但由于国情差异,各国相应具体制度设计有所不同。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在相当程度上是监管俘获的产物,银行风险处置立法可以缓解监管俘获问题,但同时也应充分意识到处置机构之间可能涉及机构竞争与利益冲突问题。我国目前的《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与《金融稳定法(草案)》在部分吸收域外风险处置措施的同时,制定了银行风险处置机制,但这些规定仍存在一定缺陷,并可能影响相应制度建构的客观实现效果。路径依赖和公共选择理论可以作为理论工具,分析我国银行风险处置的立法模式选择和深层次的制度考量。从形式与实质双重角度而言,立法模式、处置机构的权力配置、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平衡,涉及不同主体在风险处置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力量对比并且影响条款的最终内容。故此,应通盘考虑银行风险处置制度的建构与立法目标,以更好地实现制度价值。     

山区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对一个农户家庭经济收入的分析

本文以一个山区农村家庭经济收入作为个例,分析了山区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现状、问题和对策。认为目前山区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问题是收入水平偏低、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渠道单一、农产品科技含量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下对策:调整农业经营结构、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加强对农民的信息服务与指导、建立帮助农民致富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     

银行与客户的法律关系

基于银行帐户的建立,即成立存款合同而发端的银行与客户的关系,其基本属性应该界定为借贷契约而非保管合同或信托关系。在澄清与此有关的认识误解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逐步把握银行与客户关系的若干法律特征,并进而理解其实践意义。     

小城镇污染集中治理市场化中法律制度的调整

为了解决小城镇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应当加快小城镇环境污染集中治理步伐,并实现污染集中治理市场化目标。在市场化过程中,原来的政府和排污企业单一的双方法律关系转变为政府、污染集中治理设施与排污企业三方的多重法律关系,面对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关系内容发生转变,现行的与环境污染防治相关的法律制度应当做出适当的调整。本文针对小城镇的环境污染问题,对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许可证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和调整内容进行了探讨。     

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条文分析与规范重构

中央银行独立性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是中央银行法律地位的核心问题。人民银行独立性不断增强是我国中央银行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的重要趋势特征。2003年修正的《人民银行法》第2、5、11、12、29、30及38条是目前人民银行独立性的主要法律规范。分析人民银行的独立性，除法律条文的文义性辨析外，还应当探求条文的历史与现实，并在人民银行实际独立性的基础上，进行有关制度重新设计。     

“道德银行”的困境及其伦理启示

"道德银行"是近年来推出的旨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一种创新式的方式,其伦理实质是用一种功利化的方式推进美德建设."道德银行"的实施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困境:在理论上,"道德银行"与美德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在实践中,"道德银行"容易产生伪善."道德银行"所产生的困境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道德建设应合理地明晰道德的层次,结合道德自身的特点;道德建设尤其是美德建设不能采用功利化的推行手段;应在充分考量现实道德生活环境的基础上合理地运用不同的伦理理论.     

The Effectiveness and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s

The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MEAs) concluded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have established complex interlinkages between the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by MEAs and institutions such as UNEP, UNDP and the World Bank and the funds administered by the Bank, in particular the GEF.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legitimacy of this system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ve arisen both in practice and in research.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manner in which these questions have arisen, how they have been addressed in recent research and provides the context for the subsequent contributions to this special issue. Steinar Andresen i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Oslo, Ellen Hey is professor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分析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为借款国提供贷款援助时,通过交叉设定贷款条件强化贷款条件对借款国的约束力。依交叉条件设置方式不同,可分为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与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其中世界银行在贷款协议中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交叉引用,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条约性质的贷款条件获得了法律约束力。中国应未雨绸缪,推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的实体内容与设定程序改革,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弱化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约束力。     

银行卡盗刷责任分配规则之重塑

现有司法解释为处理银行卡盗刷责任分配,凝聚了共识,提供了解释的文本基础,但仍有调整之余地。在调整范围上,真卡盗刷与伪卡盗刷不应被区分,应统一纳入《电子商务法》第57条第2款的非授权支付责任分配结构内。收单机构、特约商户不应直接对持卡人承担盗刷的赔偿责任。支付机构只应承担约定的“先行赔付”责任,不得承担相应的法定责任。在涉及网络支付功能时,持卡人的授权支付,必须结合格式条款订入的规则加以确定。通过法律续造,电信运营商的责任可获补足,收单行与从事收单业务的支付机构应同等视之。司法解释确立的法定追偿权主要功能在于补足约定追偿权,以及在收单行与发卡行分离时,确立发卡行对特约商户的追偿权。     

论银行监管机构的侵权责任——以银行破产和英美法为例

监管者在银行破产中享有巨大的权限。在许多国家,利益受损的股东或存款人针对监管者提起侵权之诉,银行法赋予监管者豁免是受害人败诉的主要原因。给予监管者一定程度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这种保护不应使得受损方不能获得实质的救济。从经济、政策或正义层面来看,给予监管机构侵权责任的绝对豁免并不合适,绝对豁免与金融体系稳定、效率和正义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在维持效率的同时,应当分析受害人和监管机构在损害过程中的角色,而不能采取过于僵硬的绝对豁免的方式,以实现分配正义和纠正正义的统一。     

论中央银行在实现货币主体社会性权利中的作用

金融市场的每个主体都是独立的个体存在,同时也是金融市场的个体成员,不仅有个体利益的追求,同时也具有金融市场的整体利益需求。因此,在金融市场中,作为意志表达的意识形式的权利,就形成了个体性金融权利和社会性金融权利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金融市场中的主体,其个体性权利主张的对象是具有平等地位的金融相对人,其社会性权利主张的对象是金融自律组织和政府。中央银行作为金融政府是金融货币主体社会性权利的主要供给者,在实现金融社会性权利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是货币主体最核心的社会性权利,是中央银行行为的准绳。我国中央银行行为必须以我国金融市场中的货币主体的客观的现实的需要为其磁针的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