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论述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为吸取其中合理的成份,可以对我们的文学研究有所启迪,并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实际,研究了后人对陶渊明等人作品的不同评价的问题。     

对川康下层人命运的关注——论周文小说中的被损害者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周文,十分关注被损害者群体的生活与命运。他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川康社会,非常熟悉川康士兵和军阀统治下的普通民众。后来,这些川康下层人成了周文小说描写的对象,比如《雪地》、《山坡上》、《山坡下》、《第三生命》、《茶包》等。这些作品集中表现了川康社会被损害者群体的心理和生存方式,并且,丰富了周文小说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小说人物画廊。     

荒诞不经与法律真实——论鬼神观念与古代司法中的事实认定

法律真实渗透着参与主体的主观因素,具有历史性。在中国古代,司法官员会因鬼神观念而影响自己对事实的认定并据此作出判决;同时为了主流价值观的发扬,他们又会利用民众的鬼神观念,让民众接受他们构造出的＂事实＂,从而接受法官的判决。古代中国这种＂法律真实＂是社会规则作用下的结果,既有符合司法权运作普遍规律的成分,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     

路遥《平凡的世界》中人性的文化规约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反映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黄土地民众生活图景的长篇巨著。小说之所以能够受到不同年代、不同年龄段读者的喜爱,根源在于作者笔下的人物既体现出了他们作为普通的"人"而具有的本性,又体现出了在一定的文化规约下他们所具有的文化认知特点。作品所呈现的思想与受这种文化影响下读者的思想处于同一认知层次,因而也就使得作品能够历久弥新。     

人口普查如何将隐私保护落到实处

近日,据相关部门透露,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开展以来,受流动人口数量较大、人户分离较为普遍,以及公民自我保护意识日益增强等因素影响,"入户难"成为困扰调查员的一大难题.由于对人口普查的隐私保护存有担忧,一些民众不愿意接受调查,或者在接受调查时提供虚假信息等,影响到调查数据的真实性.     

基督教伦理视野下的赦免制度的探讨

赦免制度得以在西方国家普遍设立,除了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以外,西方普通民众的伦理观念也与赦免制度的设立有着密切的联系。赦免与基督教伦理思想的一致性,以及刑罚人道主义对赦免制度的呼唤,是赦免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同时在刑罚报应论下,报应正义与赦免的矛盾是能够在爱的伦理下得到化解的。作为西方重要文明的基督教的伦理思想对民众赦免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影响。     

法人有限责任质疑

在当前的民法理论中,“法人负有限责任”的结论似乎已盖棺论定,被普通接受而无人质疑.不少民法著述甚至在法人部分的有关章节中赫然迳行冠以“法人的有限责任”的标题.诸如,已故著名民法学者佟柔先生主编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中国民法》第二编第三章第九节即为“法人的有限责任;”颇有影响的民法专著《民法新论》第二编第二章第九节第二部分即以“企业法人的财产有限责任”为题.这些主张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根据这些论者的观点,法人有限责任的内涵有二;1.法人以其独立的财产对外直     

"公检法联合办案"机制检讨

一、"公检法联合办案"机制的异化 长期以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联合办案被刑事司法系统默认甚至广为接受,以至于在普通民众看来,这成了司法机关表达对案件重视的一种方式,每当发生什么重大的或者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案件时,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期待着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由各级政法委牵头,组织公检法三部门的领导,召开专门的案件讨论会迅速拍板定案.     

毛泽东的“雀巢比喻”

现代民族国家乃是具有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的人民共同体,尤其在经过了人民革命的中国,必须实现民众权利.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要求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     

中国立法的“社会”转身

今年6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全力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劳动合同法成功通过.试图解决"就业难"问题的就业促进法草案亦接受了二审。这些紧紧贴近民生问题、声张民众最基本权利和愿望的立法,令百姓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亲近感"。种种迹象表明,关怀弱势群体、破解民生问题的社会立法正呈现全面提速之势.并启动了中国立法的一次历     

“移植”与“嫁接”——海外华文文学滥觞时期的继承关系

海外华文文学的滥觞时期 ( 2 0世纪上半叶 ) ,是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文学时期 ,它既是对中国国内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呼应与反馈 ,又是对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启蒙与滥觞。最早的海外华文文学实体 ,出现在南洋地区 ,即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地区 ,它对中国文化文学的“移植”及对西方文化文学、居留地文化文学的“嫁接”典型地反映了海外华文文学在文学继承关系方面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走向。     

一个被遗忘的"红学家"——周作人与《红楼梦》

在众多古代白话小说中,周作人认为只有<红楼梦>才属于真正的"人的文学";他以读者学的思维,持平视的视角,从平民的角度把玩<红楼梦>;周氏很欣赏<红楼梦>所描写的众多儿女,对晴雯评价尤高,因为她的真性情;他还认为,<红楼梦>属于平民文学一类,其描写的人生情景、家庭悲剧和众多女儿性格类型,在中国社会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永恒的魅力.     

论刑事证据资格之多重性

刑事证据的初级资格旨在为法律决定之事实基础提供一般合理性根据,高级资格旨在为法律决定之事实基础提供高度合理性根据,主观资格旨在保障证据材料在价值上的可接受性。由于我国理论及实践对上述不同性质、不同种类的证据资格缺乏深入而清晰的认识,因而在刑事证据资格制度上存在初级资格要求不明确,高级资格没有严格区分始端资格与终端资格,主观资格偏离价值本位且取向较为单一等主要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刑事证据使用的不当,甚至酿成冤假错案。为了更加合理地使用刑事证据,我国的刑事证据资格制度应当明确初级资格要求,严格区分始端资格与终端资格,让主观资格回归其价值本位并且使之进一步合理化。     

当代文学转型中的赛伯批评空间——兼谈网络文学的若干特性

上世纪末，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20世纪中国学，宏观上正经历着向以狂欢精神为主导的新学时期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网络及网络学的流行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作为新兴媒体的网络有可能继报纸之后为日益民间化、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提供新的“批评空间”；另一方面，网络学既深受狂欢化的当代学影响，同时由于自身的特性，又强化了这种狂欢化倾向。网络及网络学、狂欢化的当代学以及日益民间化了的知识分子，三将会互为表里，互相推动，形成狂欢化学时代的第一个里程碑，从而对未来学创作的形式、内容、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文本研究与文学史写作的新构想

文学研究有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之分,具体则又可分为文学史研究、思潮流派研究、文学文化研究、作家研究和文本研究等多种.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现当代文学曾经历过作家研究和作品(文本)研究颇显狭隘和单一的辉煌期,但近年来,却是文学文化研究成为中心,文本研究日趋式微,受到冷落.如何评价这一现象,如何看待文本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意义,贺仲明、李怡、张光芒、吴义勤等几个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分别从学科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特征、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几个方面表达了看法.他们形成的基本共识是:文本是文学的基础,文学性是文学最基本的属性.虽然不能将文学研究僵化为单一的文本研究,应该在开放的前提上开展文本研究,但加强文本研究、深化文本研究,是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应该关注的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化对文学本体、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征的认识,强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促进文学批评的现实针对性.     

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语言变革

从清末民初与"五四"这两个阶段探讨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性发生过程中语言的变革及其启露的美学情境,必须从外来文学翻译的语言影响与本土创作的语言风貌这两方面来考察各阶段的得失.清末民初"使童蒙闻而笑乐"、半儿童化的语言姿态,是对封建训蒙读物的超越;"五四"时期"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对"美"的崇尚,则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以儿童性、艺术性为基点的现代性的获得.     

试论《你呢贵姓（学清）》的语料价值

不断发掘具有口语性质的研究资料,是汉语史研究领域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有些国外汉语资料对于汉语史研究具有独特的语料价值,流行于19世纪后期的韩国汉语教材<你呢贵姓(学清)>,就是颇具研究价值的国外汉语文献.该书具有浓烈的口语色彩,基本反映了当时口语的实际状况.这部文献还具有明显的北方方言色彩,不仅对于现代汉语直接来源的研究,而且对于汉语方言史的研究,都有独特的语料价值.     

20世纪国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回眸与前瞻

本文结合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通过对本世纪８０年间国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回顾,认为要使国外的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国化”,尚需经过一个理解、选择、改造和创新的过程     

An Analysis of China Health Charity Credibi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2016 Chari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e to corruption and limited oversight, philanthropy in China has come under increasing scrutiny by bo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ublic. In particular, corruption has impacted charities, resulting in operational funding declines that have also impacted legitimate charities serving the vulnerable. Hence,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inese charities without adequate transparency and needed good governance threatens the health of these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service groups. In respon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nacted the 2016 Charity Law, implemented on September 1, 2016. Yet the impact of this law, if any, is unknown. We therefore conducted a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academic and gray literature to asses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w, its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and to explore anti-corruption case studies. In addition, we reviewed publicly available secondary data on the transparency status—complete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responsible staff—of Chinese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a group of health-related specific charit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Law’s enactment. This included the transparency scores of the top 100 charities and top 30 health-related charities in China.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we reviewed focused on general governmental corruption and little on charity-related corruption. However, the gray literature reflected a poor view of charities in China due to publicized claims of fund and abuse. Based on our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we found charity organizations’ transparency shows some variation but as a total continues to score low overall across the top net asset holding charities. Importantly, based on a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transparency scores of Chinese charities did not experience a significant change despite the Charity Law’s enactment. In response, strengthening the Charity Law by enhancing enforcement of financial regulations and implementing systemic good governance measures is needed. Further, efficiency initiatives such as philanthropy de-administration, e-government, and outsourcing monitoring of Chinese charities to external agencies would promote trustworthiness and credibility of Chinese charity organizations now and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