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就地城镇化”与行政区划调整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是"就地城镇化",其重点在于推进县(镇)的城市化,而后者的推进需要改革"市管县"、"县管镇"的行政体制,这就必须调整行政区划,以行政区划调整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即邻近较发达城市的县(镇),宜"撤县设区"或"撤镇设区";而远离大城市的县(镇),宜"撤县设市"或"撤镇设市"。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市场与政府关系调适: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国内外城镇化的经验表明,正确调适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城镇化受市场和政府两大动力机制的驱动:市场是根本动力,政府是关键动力,二者有效组合方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然而,中国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呈现鲜明的政府主导特征,它是"政策之治"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具体体现。新型城镇化提出了"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市场与政府关系新定位,它需要我们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城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以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     

对"多合一"场所治理范式的反思——以北京市"新建二村火灾事件"整治为例

城镇化的推进显著改变着区域人口构成及其空间布局,由此带来的"多合一"场所治理问题也愈发突出。在"新建二村火灾事件"后展开的"多合一"场所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区内企业、租住人员和社会公众等行动主体,分别实施了诸如"专项清理""自我维权""舆论支持"等行为策略。理解城镇化进程中专项治理的路径依赖及其冲突是必要的。维权惯性自我强化、社会治理资源弱供给以及愈加芜杂的城市公共问题,使得城镇化语境下"多合一"场所的专项治理内生了刚性与柔性、短期与长效、一元与多元等三种冲突场域。实现从"专项"治理到"协同"治理"多合一"场所治理范式的转变,需要根植于以"人"为核心的合作治理,从政府职能边界、流动人口管理和社会参与动能等维度寻找利益相关者间的最大公约数。     

国外以法治方式推进城镇化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应当吸收借鉴国外城镇化法治经验,在尊重市场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坚持法律在场、立法先行原则,保障公民参与权,保证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利用民主协商平衡各方利益,重视城镇建设规划立法,努力化解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制约因素,坚持走政府调控或主导城镇化、以法治化推动城镇化之路。     

乡村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构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破解乡村治理的难题尤为必要。切实推动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偏好,在资源稀缺和减少控制成本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偏好偏差、激励不相容、重要约束主体不在场等现实导致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塑地方政府偏好、优化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重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实施效果——对重庆市撤县改区的调研报告

十八大以来,重庆市共实施撤县改区7件,是全国撤县(县级市)改区数量最多的城市。调查研究重庆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实施效果,对于摸清中西部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在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作用。重庆市撤县改区行政区划调整实施效果,主要表现在发展战略转型和发展水平提升两个层次七大方面。结合效果评估和问题分析,提出了两个方面、六点政策建议。     

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基于政治机会结构与政府学习维度的检视

社会抗争关系到利益表达与维护,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国内的抗争诉求多集中在"权利与利益"方面。社会抗争行为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之中,场域中包含抗争者、管控者、制度、规则等内容,场域具有非"是非"特征,呈现出一种波动性的"半闭合"状态。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产生离不开政治机会结构,政治机会结构塑造了抗争场域,在场域中放置了政治机会与政治限制。当然政治机会结构是政府"过程学习"的结果,虽然政府有"内生性"学习目标(为人民服务),但是政府的学习也会出现偏差,因而社会抗争行为的场域——政治机会结构——政府的"过程学习",这一衍变过程即是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所在。展望未来,逐步构建回应性政治,在政治吸纳上做功课,遵循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显得尤为重要。     

着力提升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协同供给——以新型城镇化为视角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主旨在于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实现流动人口的"异地城镇化",其供给问题的解决必然依赖于主体、流程、资源及利益的四维协同。首先,主体协同优化路径体现在政府内及政府外两类主体的联动合作,政府内可以从合作组织、合作方式、合作拓展三方面探索联动路径,政府外联动主要是通过"政社村企"等利益相关者的分工实现合作供给。其次,流程优化的焦点在于简化供给的运行路线,一方面是以流动人口即客户为中心重新设计供给流程,从内而外突破条块分割;另一方面是依托信息技术,应用网格管理从外而内突破职能分界。再次,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归根到底依赖于资源的配套,因此需要根据常住人口数量编制地方政府预算,将流动人口纳入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同时根据流入地吸纳流动人口的数量核算转移支付的专项资金。最后,通过利益补偿突破将流动人口视为负担的固有思维,从建立利益协调组织、设立区域合作基金、制定横向转移支付政策三方面着手打造地方政府合作链,最终实现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协同供给的目标。     

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

基层政府因服务能力不足而陷入"责能困境",并尝试性地以"政社合作"等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本文在国家能力建设理论视角下解释政社合作的深层逻辑。对"凯益荟"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结构转型及居民诉求变化使得政府对社会组织拥有共容利益,为政社合作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理性政府则根据社会组织的能力类型建构合作策略:社会组织分为自我保护型与专业服务型,政府分别以"孵化性赋能策略"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与"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专业服务能力。政社合作使国家能力之服务能力得到了建制性增长,合作网络为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资源动员及机制整合提供了枢纽性平台,社会组织借机也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因此,政社合作网络演变成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共生场域,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本文创新点在于从国家能力建设解释政社合作的动力、策略及趋势,丰富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视角。     

论政府的知识基础——一种知识政治学的补充解释

从知识政治学的视角,政府结构、政府过程、政府发展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特殊主体和行为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针对不同的问题,政府总是倾向于一种主导性知识作为其运作的基础,但是知识的转型与政府的知识选择使这种依赖单一知识基础的政府行为往往趋向一种结构性的失衡与偏向,而后来的政府却又往往依赖另外一种主导性知识来解决以前的政府行为偏差,造成了另外一种趋向的行为偏差。因此,和谐政府的建立是必要的,而在和谐政府的建立过程中,实现非歧视性的知识的和谐是十分重要的前提。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生态功能区建设中政府行为失范的具体表现与诱发因素分析

在转型期,生态功能区的政府行为由于受理念偏差、利益驱使、机会存在和监管不力等诱发因素的影响,容易表现出政府行为能力夸大、政府行为手段单一、政府行为目标短视、政府行为运转盲目和政府行为结果自利等失范行为.考虑到政府行为失范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对其具体表现和诱发因素进行剖析,以期为下一步研究防范政府行为失范的措施打下基础.     

城镇化四大误区北大核心

《瞭望》新闻周刊在基层调研中发现,尽管各级政府对新一轮城镇化进程热情和干劲十足,但在具体执行中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和执行存在着不少令人忧心的偏差.拨正和辨析干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误区和争议,变得十分迫切.     

服务型政府视域下优化“三社联动”机制问题探讨

在新常态背景下,服务型政府建设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要遵循五大发展理念,建设一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服务型政府。"三社联动"作为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处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系统中,其作用之发挥,除了重视自身系统的联动外,还不能忽视与服务型政府建设之间的关系。文章从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理念出发,探寻"三社联动"与服务型政府间的内在关系,分析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以服务型政府价值理念为指导,提出了改进优化"三社联动"机制,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     

我国农村政治信任的历史沿革与现实思考

政治信任作为巩固政治合法性的"软实力",对于推进政治民主、维护政权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国农村政治信任在"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以及"乡政村治"模式下演进历程的考察启示我们,现阶段农村的政治信任可从以下角度把握:要合理把握经济发展与政治信任之间的边界;寻求保持政治信任与理性怀疑的合理限度;注意"央强地弱"式政府信任可能隐藏的政治风险;密切党群关系是提升农村政治信任的重要法宝。     

“镇级市”推进新型城镇化

"镇级市"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体制创新,其关键是提高镇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强镇扩权"的意义在于把有限的公共资源在各级政府之间优化配置,实现权力在地方政府中的优化,而不是简单地把上级政府的管理权限下放到基层政府。本文从"镇级市"试点着手,分析其模式、存在问题,以及现实作用,得出"镇级市"不仅扩大了乡镇权利,更提高了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从而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结论。     

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的内输入问题研究

中国的城镇化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有效方式就是通过动员型政策，强制推进。这种政策模式的合法性又取决于政府内输入机制和公民认同聚合的有效性。政府内输入机制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政府方面的原因，也有公民的因素，而内输入机制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削弱了政策的公共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为了推进城镇化进程，政府必须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改善政府行为，建立多方参与的政策网络。     

新型城镇化:对过往城镇化的解构与超越

当下中国城镇化路径和方向正逐步由粗放型的半城镇化、半市民化向集约型的新型城镇化方向转变。新型城镇化是对过往城镇化的解构、克服与超越,是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等级化向平面化"、"土地‘增减挂钩’向‘人地挂钩’"、"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速度型向适度型"的转变。新型城镇化的路径和方向为:依托开发区、创业园区等创新平台,打造新型城镇化的产业基础;提高农民城镇化中稳定、持续的非农收入,重塑新型城镇化中农民的财产基础;进一步完善"城、镇、村"社区服务体系,建构新型城镇化的社会基础;推动城乡复合型二元结构背景下半城镇化、半市民化向城乡一体化方向演进,建构新型城镇化的制度基础。     

“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基于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探索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然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逐渐失效,而基层社会空间的成长必然推动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权力介入方式的改变。"三社联动"作为我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供给侧路径优化,是实现基层治理从"行政化"迈向"社会化"、破除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的重要举措。由于现实中社区"三社联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政社互动、三社联动仍有一个缓慢过程,"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成为现实难题。因此,推进"三社联动"建设有必要从宏观(街道)—微观(社区)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实现社区层面"三社联动"与政府宏观架构的有效衔接,使"三社联动"建设做到有机制、有平台、有资源。通过综合运用街道—社区双层面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共同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强化。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就地城镇化”与行政区划调整简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是“就地城镇化”,其重点在于推进县（镇）的城市化,而后者的推进需要改革“市管县”、“县管镇”的行政体制,这就必须调整行政区划,以行政区划调整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即邻近较发达城市的县（镇）,宜“撤县设区”或“撤镇设区”;而远离大城市的县（镇）,宜“撤县设市”或“撤镇设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