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恩来总理的一次意外接见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20年了，思念之情，历久愈浓。40年前周总理的一次亲切接见，时时浮现眼前，铭记不忘。那是一次意外的接见。1955年7月，我和榆次地委、专署的七八个同志到广东省新会县参观。一天，我在街上行走，迎面开过来一辆吉普车，前座上坐的是周总理！我一眼就看见了，回到住处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来参观的同志，大家异常兴奋，有的同志疑惑地说，你看错了，总理还能坐吉普车？前面没有开道车，后面没有警卫车。我说我看得清清楚楚，我见过总理。有人提议，这是个机会，我们想见见周总理。我解释说，周总理来这里一定…     

许地山的“爱情公约”

许地山祖籍福建漳州，1893年2月14日生于台湾省台南市，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中，来自天津女子师范的邓颖超和周俟松、周铭洗姐妹也在其中。周氏姐妹在民国初年便随其父由湖南湘潭老家迁居北京?这时，他们看到在游行队伍中有一位戴着眼镜，身穿半截青布长袍的瘦瘦的青年人手持纸筒喇叭，     

能否在市场上销售和购买党旗党徽？

我是一名新党员，一次上街在一家商店里，看到有党徽出售，我就买了一枚并佩戴在外衣上。党小组长发现后，问我党徽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从街上买的，小组长说，党徽是不可以随便买卖的，请问他说的对吗？     

“红岩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记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重庆周公馆和红岩村简

记得是1985年10月初，刚放完国庆假期上班后没几天，王明湘副馆长（时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副馆长——作者注）告诉我，邓颖超邓大姐已经到重庆了，隔两天就要到红岩来。我心里十分高兴，充满了期待。因为1978年8月，我和王馆长在北京先后采访过邓大姐两次，最后一次结束时，邓大姐曾经拉着我和王馆长的手说：“重庆，我一定还会回去的。我还想回去再看看重庆，看看红岩!”     

卖草鞋的阿婆

去年夏天，我们一家三口去西安旅游。到那儿的第三天傍晚，我们从永宁门城楼上下来，本想接着赶去钟楼看夜景，一当地人告诉我们说附近的步行街上有一家很有名的“魏家凉皮店”，不如去尝尝。恰巧当时我们也已腹中咕咕，详细打听了店址后便欣然而往。     

这是红岩来的意见

1946年初,因苏联军队在东北搬走了日本留下的机器设备和其他许多东西,还加上其他一些事情,在中国许多城市引发了对苏联的抗议活动,这给了国民党一个反苏反共的机会,2月22日,重庆学生举行反苏大游行。在游行前的筹备阶段,我所在的中央大学地下进步青年秘密组织“新青”和进步同学,本想尽力阻止进行这样的游行,但在和三青团斗争中失败了,三青团接过了“爱国主义”的旗号,全校系科代表大会表决时,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游行决议。会后,我们核心领导小组商量时,又懊恼,又气愤,决定发动同学以不参加游行来抵制。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来沙坪坝时,也同意我们的决策。不料,都到游行前一天了,朱语今又急急忙忙跑来,正好碰到了我,要我找领导小组的同志来商量一下。学校那么大,一时很难找齐人,我只找到两人,朱语今向我们说,对我们抵制游行的办法,他回红岩汇报后,受到批评。他要我们再商量商量别那么死,应该定得灵活一些。他讲了讲道理:你们好容易刚刚在“一·二五”成功地举行了要求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示威大游行,进步势力才占上风。你们这个抵制游行的决定很可能会使好多进步同学暴露进步身份,甚至会使某些刚当选的系科代表被人说成不能代表他们而被罢免。再说你...     

安娜的作答

从传媒上读到一则安娜作答的故事,感到很有些意思,就抄录下来,与大家共享。英国著名剧作家萧伯纳一次到莫斯科旅游,在街上曾与一位十分投缘的小姑娘聊了很久。就要分别时,萧伯纳对小姑娘说:“回去告诉你妈妈,今天你在街上和世界名人萧伯纳聊了很久。”小姑娘看了萧伯纳一眼,也学着他的口气说:“回去告诉你妈妈,你今天和漂亮的苏联小姑娘安娜聊了很久。”安娜的答话,令萧伯纳大吃一惊,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自傲是不当的。萧伯纳颇有感触地说:“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成就或地位,对任何人都应平等对待,要保持谦虚。这是苏联小姑娘安娜给我的教训,我会…     

真正的“五四”究竟指什么

长期以来,人们对"五四"的理解存在着诸多误区。一是将"五四"狭隘化,一提到"五四"就想到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那一幕;二是将"五四"单一化,即把"五四"理解为全盘反传统、反儒家的运动,仅仅是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反对旧文化的运动;三是把"五四"政治化,即把"五四"与后来发生的各种政治思潮、政治运动、政治斗争片面地捆绑在一起。     

彩虹从这里升起——冯仲云、薛雯伉俪在哈尔滨

今年6月6日晚，北京的冯忆罗大姐来电话，止不住哭声地告诉我，她的母亲薛雯在当天早晨病故了。     

弘扬五四精神 做合格宣传干部

正95年前五四运动当天,游行的组织者之一、北大学生罗家伦发了一个印刷品,叫《五四运动宣言》,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第二年,1920年5月4日又提出了"五四精神"。90多年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领袖、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群众都年复一年地纪念"五四"、评说"五四"、回忆"五四",可见"五四"对近现代中国,也包括对未来中国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五四”运动在江西的组织者——袁玉冰

1919年,在北京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又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 在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感召下,江西南昌和各地、县的大、中学校学生,也和全国学生一道,参加了游行集会和罢课请愿等斗争。仅南昌地区的查禁日货运动就持续了数月之久。在这场斗争中,涌现出一批富有宣传和组织才能的先进知     

三个筛子

一天,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急匆匆地跑到他跟前:"我有个消息要告诉您。""等一等,"苏格拉底打断他的话,"你要告诉我的消息,用三个筛子筛过了吗?""三个筛子?哪三个筛子?"学生不解地问。"第一个‘筛子’叫真实,你的消息是真实的吗?""不知道,我从街上听来的。"     

邓颖超与“五四”运动

邓颖超同志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积极宣传爱国、民主的进步思想,成为天津青年和妇女运动的领袖之一。一、积极发起组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1919年5月5日,北京学生上街游行的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立即响应,以纯真的爱国热情举行了集会和游行。当时,邓颖超正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她当晚即参加了各班级长和积极分子会议。在会上,她们决定:1、通电要求北京政府拒签凡尔赛     

邓大姐重返红岩深情忆恩来

来： …… 首先告诉你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月之十八日午夜，我在外面开完会拖着疲乏的身体回来，掀帘走入大客厅，即觉清香扑鼻。遂对楚平（编者注：邓颖超的秘书）说，那里来的香味？再向里走，发现在花瓶里插着两束水仙花，我马上问小鬼哪里来的这种鲜花？（因北京无此产）他答：“今天人家送来的，还有信。”     

周总理批示追认烈士的铜梁人

1949年12月2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铜梁。22日，铜梁县政府成立。铜梁人民连日游行，热烈庆祝翻身解放。这时，在铜梁县转龙乡街上的袁镜铭夫人袁李氏心中难以平静，她早就望眼欲穿：     

学会拒绝（外一篇）

鸡公山夏令营闭营以后,有一位重庆来的孩子,因为火车线路的问题,比别人晚走一天。我碰到这位孩子,问他:给家里打电话了吗?他说:昨天打了,今天没打。我问:为什么?他说:带的钱不够。带队的辅导员老师告诉我,其实这孩子家里挺有钱的,家产至少在2000万元以上。但是这次出来参加夏令营,父母给的零用钱只有20元。 这是一对聪明的父母。 北京,有一对夫妇买福利彩票,中了头奖。当工作人员找到他们,通知他们去领几十万元奖金时,这对夫妇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千万别让我们的孩子知道。 这又是一对聪明的父母。他们的担心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五四运动史研究的若干情况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是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以后，论五四的言论和书籍就出现了。在学联的通电等文字里就有了“五四运动”的提法。罗家伦在《每周评论》的一篇文章里也使用了这个概念。后来罗家伦去了台湾，曾是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的主任。但在五四运动中他做的有些事情，我们并不否定。当年五四游行扛大旗的是博斯年（总指挥）；五四当日的《宣言》有两个，文言的是许德南起草的，白话的就是罗家伦起草的。五四运动过后不久，关于五四运动的书马上就出来了，《青岛潮》、《学界风潮纪》等一些小册子，大都是…     

会走路的梦

有一次在邮局寄书,碰见从前的一个同学。多年不见了,她说咱们俩到街上走走好不好?于是我们漫无目的地走起来。她之所以希望我和她在大街上走,是想告诉我,她曾经遭遇过一次不幸:她的儿子患白喉死了,死时还不到4岁。没有了孩子的维系,又使本来就不爱她的丈夫很快离开了她。这使她觉得羞辱,觉得日子再无     

难忘的青春岁月

大家都知道我叫邢燕子。其实我的本名叫邢秀英。因为我出生在北京，北京又名燕京，父亲就给我起了个小名叫燕子。后来大家喊惯了，我的大名就成了邢燕子。上世纪50年代，我的父母都在城里工作，我和爷爷一起生活在老家——宝坻县司家庄。1958年中学毕业后。我听从爷爷的教导，决定留在农村。那时候别人都想着法儿往城里跑。我却愿意回农村干，大家都说我真是太傻了。还有人说：“别看她表态时那么坚决，待不了三两天，准得溜回城里去。”听了这话，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儿来给大伙儿瞧瞧。     

伤感的格局

临行前的三四天，妈妈在电话里问我，“给你带点儿什么呢？”这是个因时而异的问题。如果是春天，她会说，有摘好了晒干的槐花，别人送来的现磨的莜面；如果是冬天，有萝卜缨，有腌好了的辣椒……我们在电话里论来论去，最后敲定的几样，就被裹上里三层外三层的塑料袋，跟着我妈，不远千里，落户到北京的冰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