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实践”到“上海理论”——论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上海模式”

上海市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上海实践”,开创了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先河,积累、创造了众多经验和有效做法,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未成年人保护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亟需将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上海实践”, 上升到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上海理沦”,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和上海特征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上海模式”,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鞍山法律援助特困劳模

鞍山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和市总工会联合向鞍山市87名特困劳模颁发了“法律援助卡”,这是该市实施“法律优模”、“法律扶贫”的具体体现。     

“双碳”目标下交通运输领域法律规制现状与改进思考

我国已经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交通运输领域及时了解碳排放详情,以节能减排为“双碳”目标的重点任务,通过采取有效的数字化手段,进一步完善交通运输领域法律规制监管体系。本文以“双碳”目标为主题,详细阐述基于“双碳”目标的交通运输领域法律规制现状及改进路径,由此提高交通运输领域法律规制水平,希望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走出法律万能的误区

从“法律愚昧”到“法律万能”相对于“人治”和“无为之治”,法治无疑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和科学性。可以说,法治堪称迄今人类社会所能建构的相对理想的一种权威性制度安排,法治是“最好的人治”永远不可企及的情况下的最佳选择,因为所谓“最好的人治”永远只能是想像中虚幻的“乌托邦”。然而,法治本身只能是一种有缺憾的制度文明,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人无完人,法律又何尝不是如此。法治的局限性根源于作为主体的人类的“无知”(有限理性)和人性的变幻莫测(善恶兼容)。毋庸置疑,“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是国家和民族之大幸,     

海峡两岸在收养制度方面冲突及其解决途径探讨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在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乃至法律制度等多方面存在差异。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祖国大陆明确宣布废除包括民法典在内的国民党政府“六法全书”的旧“法统”,而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台湾后却继续推行这种旧“法统”,造成现今海峡两岸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的客观现实,导致两岸各种民事交往产生许多法律矛盾和冲突,其中收养方面的法律冲突就是典型的一例。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之间的法律制度     

美国大选的多维透视

从今年1月到美国,近1年间,几乎每天都可以在报纸、电视上发现“Campaign 2000”一词。Campaign真是一个生动形象的词语,它既是名词又是动词,是“竞选”是“战役”,是“宣传”是“游说”,是“运动”。运动了,运动了,4年来一次的美国大选,不仅牵动着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吸引着国际社会的视线。美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国会制订法律,总统执行法律,最高法院解释法律。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由每州选     

法学与系统工程学新结合方向探讨

法学与系统工程学新结合方向即结合成“法—系统工程学”新结合方向的概念系本文首次提出,但其思想理念却是钱学森先生最先提出的。提出“法—系统工程学”新结合方向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因为进行“法—系统工程学”新结合方向研究既有必要,又有可能,而且根据系统工程发展历程来看,进行“法—系统工程学”方向的探讨和研究或许是有效解决良法善治、统一法律适用、法律与社会各方面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一种科学技术,使法律参与主体既全面深入且科学地认识法律的系统工程属性,使法学是不是科学及是不是有跨学科发展的趋势的争议不再是争议。“法—系统工程学”方向的出现,将使马克思的“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的目标更容易成为现实。     

两岸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一个政治与法律互动的视角

两岸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产生越来越多的民商事纠纷,而这种跨越不同法域的纠纷涉及到法律适用问题。法律适用,在一般意义上是指行政主体（公权力的代表者：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实施法律（行使公权力）的一种专门活动;在冲突法学中,法律适用就是准据法的确定。在法律体系统一的国家,不存在国家冲突法意义上的法律适用问题。在国家未统一之前、且我国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都存在着区际“准涉外法律适用”问题。台湾由于内战遗留问题作为独立法域而存在,香港和澳门分属于西方法系传统中的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有独立的法源,大陆、台湾、澳门、香港构成一国范围内的四个相对独立的“法域”。     

法律背景下“家庭共有财产制度”的研究

纵观《民法典》发展历程,在传统家庭财产制度当中能够明显发现国外个人财产权制度的身影,这使得我国法律体系中“家庭”的概念逐渐模糊,而家庭中“个人”的作用越来越强大。受到法律制度缺失的影响,法律实践中关于“家庭共有财产”以及“财产分割协议”产生了不同的认定,由此很多相似案件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审判结果,这种现象表明“家庭共有财产”必须得到明确,而进一步明确“家庭共有财产制度”则成为解决这一争端的最好途径。明确何为“家庭共有财产”,肯定“家庭”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能够为家庭成员之间财产分割案件的判定提供诸多便利,而且还能够促使举债主体更加明确,进而达到保护债权人权益的最终目的。     

民营企业“法治体检”实践中的问题审视与改革路径

我国民营企业“法治体检”的前身是“法律体检”,从“法律体检”转变为“法治体检”,反映了制度内容的扩展和深化。本研究通过调研民营企业“法治体检”制度实施现状,从制度设计、体检内容和实施程序三个方面审视其运行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健全法治体检制度设计、创新法治体检的内容、完善法治体检的操作流程,旨在推进民营企业法治体检工作良性有序运行。     

《依法办事》的出版与法律教育——一项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新计划

法律教育以及《依法办事》一书帮助青少年培养一种对待法律和他们的社区更为有利的态度。如这篇文章中所展示的,亚拉巴马州法律和公民教育中心通过二十多年的“法律法规”教育服务,已经帮助亚拉巴马的青少年建立和发展了对法律的理解和尊敬。他们教育学生,所有的公民都必须尊敬并服从亚拉巴马的法律,这可是个“永远第一”的模范州。作为法律教育的一部分,制定一项新计划——即运用社区所关注的诸如以《依法办事》一书这样的工具来使成年人懂得青少年法律知识的策略——的需求就显而易见了。     

关于“碰瓷”行为的法律思考

当今社会,“碰瓷”行为频繁发生,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群众要求解决“碰瓷”行为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对“碰瓷”行为的法律规范已是现如今社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然而,不管是从我国的司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上来看,对“碰瓷”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都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因为法律上并没有明确写明“碰瓷罪”,所以究竟该如何定性以及以何种罪名定罪处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仅要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判断,还要综合考虑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和在此动机下造成的危害性后果。     

反腐点击

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将于9月在北京和上海举行。预计将有数百位国内外法律界人士参会,大会的规格和人数都将创下近年来的最高纪录。会议将围绕“法律、法治与法院”、“反腐败的国际合作”等多个热点问题展开讨论。据中国青年报     

诗人的反驳

法律不是道德，但法律要有最低限度的道德。提出“法律要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一命题的英国法学家哈特认为，某些行为规则是“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这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守住底线”异曲同工。想到哈特的这个命题，是因为这天所见的两条“放哨”的新闻：     

西门庆的法律武器

韩非子说“刑法之所以诛,常于卑贱”。是说法律往往只用来防范和处罚底层人。底层老百姓拿不起法律武器,上流阶层的人倒利用这一“武器”。《金瓶梅》时代的西门庆就是最好的例证。     

贵州德江“炸龙”非遗文化传承的法律保护探析

德江土家族“炸龙”已有上千年历史,每年元宵节,当地土家族人就会开展惊心动魄的“炸龙”活动。活动现场人员密集,烟花爆竹四处燃放,硝烟弥漫。这不仅带来了社会治安、火灾隐患等一系列问题,还反映出该项非遗有关法律保护的缺失,使其在保护和传承方面难以行稳致远。因此,对德江“炸龙”面临保护和传承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析,并提出可行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有助于彰显法律在保护非遗方面的作用。     

法律续造之于司法的能动性研究

德国法学家卡尔·拉伦茨提出的“法律续造”方法,为近代诸国法律规范中出现的法律漏洞填补提供了外部证成方法论上的指引。本文对作为源起于德国的“法律续造”这一舶来词进行剖析,对法律续造以及与之相近的法律解释进行差异化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分析裁判过程中运用法律方法的逻辑涵摄过程与选取法律方法解决纠纷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对法律续造在中国语境下的司法实践适用范围与法治契合度进行考量。     

“良法”与“劣法”

树立立法的“质量”意识 众所周知,20多年来“有法可依”始终被官方列为耳熟能详的中国法制建设16字方针之首。“有法可依”显然凸显了立法在建构法治国家方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事实上立法也的确一直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心所在,“加强立法”、“加速立法进程”、“将立法推入快车道”、“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提法早已转化为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法律意识形态。每每论及法治建设的成果,官方的各种白皮书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会提供     

以典型判例为基准浅析“职业打假人”之法律地位

自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以来,“职业打假人”已然存在近30年时间。“职业打假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经营商,维护了消费者群体的公共利益。但“职业打假人”游走于法律边缘,并不是真正受法律保护的“消费者”,稍有不慎可能涉嫌敲诈勒索罪。该文通过分析消费者相关现行法律法规,结合各地法院典型判例,客观阐述“职业打假人”目前的法律地位。     

法治进程的成本分析

刚刚过去的2004年,在丰富的新闻事件中,“依法行政”、“违宪”等说法首次通过媒体频繁进入普通公民的耳朵。法治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不仅有相对完备的法律,而且严格依法办事。法治社会并非将所有问题都交给法律处理, 但一旦交由法律处理,法律的判断就是最高和最终的判断;法律具有最高权威, 包括统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在内,全社会都没有也不应当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是一种秩序。2005年是中国建设法治政府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