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二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苏条约》签订12周年纪念活动探微

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进一步恶化了已陷入僵局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一个非常直接的信号是,1962年2月两国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2周年的纪念活动,成为1951年以来最为冷清的一次。这表明,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双方都对该条约维系两国同盟关系的作用及其象征意义丧失了信心。本文以中国外交部新解密档案为主要依据,试图从这一特定视角来审视当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     

关于中苏两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中苏两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始于中共初创时期,并经历了曲折的历史。1919年7月—1935年1月,中苏两党关系相当密切,中共得益于苏共帮助同时也深受其害。自1935年起,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在实际斗争中逐渐争得独立自主地位。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中苏两党相互关系主流是好的、健康的,尽管两党关系不无问题,但相互信任与真诚合作居于主导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党关系逐渐发生变化。1949年10月—1956年1月,中苏两党友好关系续有发展但暗流涌动。1956年2月—1960年3月,意识形态分歧加剧导致两党关系日趋紧张。1960年4月—1964年10月,理论纷争与利益冲突相交织引发大论战。1964年10月—1982年11月,两党关系破裂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1982年11月—1989年5月,两党关系正常化道路漫长且步履维艰。1989年5月—1991年8月,两党关系正常化后的友好交往好景未长。考察中苏两党关系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我们可以认识到,中苏两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对中国革命、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牵动了整个国际关系走势和世界格局的演变。对之进行梳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国际共运史乃至当代世界史的研究和思考。     

试论邓小平对中苏论战的科学总结

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对中苏论战时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科学总结,认为要历史地客观地评价领袖人物的历史功绩,分析了苏联党和我党在大论战中的错误和教训,指出各国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自己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

为了工人大众的事业,各国人民必须团结—致,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要团结起来解放自己!这是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教堂里工人们争相发言的热烈场面.原来,这里正在举行集会,声援波兰人民反抗沙皇统治的斗争.会议大厅里挂满了许多国家的国旗.当时,也来出席大会的马克思看到这种场面非常高兴,他感觉到,有必要把全世界的工人无产者联合起来,组成工人联合组织,以便更好的开展工作.     

试析中苏论战对中共和中国的消极影响

中苏论战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从总体上看,其消极影响更大.对中共和中国来讲,中苏论战对中共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产生重要影响,加剧了中共的左倾错误和教条主义倾向,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进而恶化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环境.     

探析友好仲裁制度的依据

友好仲裁是指经过纠纷当事人的授权,仲裁员可以依据公平善意原则处理案件。友好仲裁作为一项古老的纠纷解决方式,其之所以获得长足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其揭示并顺应了法律有时并没那么重要这一客观实际。     

经济法视野下的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利结构变迁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表明改革经济体制,就需要政府权力朝向市场权利,做释放和重塑,本文从四个经济法律角度,对政府权力朝着市场权利的转变做简要说明,分别是房产法、国有企业组织法、竞争法、银行法。     

中苏论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启示

对中苏论战进行深刻反思和经验总结,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其当代启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应破除刚性与泛化,实现建设方式的现代性转化;在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及党际交往模式方面,应摒弃中心论,合理区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以及保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必要限度;在处理两制关系问题上,对两制和平共...     

一部研究中苏大论战的创新之作——评《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

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中苏两党大论战,是一件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极其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直接和间接参与这场大论战的包括了当时世界五大洲的100多个共产党,论战的时间长达十年之久(1956—1966),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对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对当事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之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竞争性政党中的领袖更迭与组织变迁——西欧三国政党比较研究

本文研究在选举竞争条件下政党领袖的角色。领袖在政党变迁中起不起作用?如何起作用?学界在此问题上有两派观点。第一派持“消极领袖论”,认为政党变迁的主要动因来自于外部政治环境,政党领袖只是一个被动的反应者。另一派观点为“积极领袖论”,认为党的领袖是政党变革的主要动力。他(她)可以自主决定对环境刺激做出反应的程度,甚至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发起政治变革。 本文试图通过对丹麦,德国和英国在1950-1990年间的14个政党的比较研究,对上述两种观点作出评估。量化分析表明,政党领袖在政党组织变迁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且,领袖的个人权力越大,领袖更迭就越可能导致组织变迁。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性格冲突与中苏大论战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 ,中苏大论战带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化印记。探讨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与发展不能不涉及两人的性格冲突。如果说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或者其中的任何一方从一开始就希望把双方的关系彻底搞坏 ,那显然是有悖于史实的。事实上 ,双方都曾为相互关系的日益恶化而感到焦虑不安 ,并为阻止这一趋势进行过艰苦努力。但大多数时候 ,努力的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这种情况的出现 ,除了有当时的客观因素的作用之外 ,两人鲜明的个性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     

民进党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分析

所谓政党的组织结构,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个方面,其中,前者指的是为政党的正式文件所明确规定并设置的组织机构,而后者指的是虽然政党的正式文件没有明文规定甚至明文禁止,但却是实际存在且明显影响政党运作的结构,这种非正式的组织结构有时候并不一定有清晰可辨的外观,如民进党内各个时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派系。就民进党而言,由于其在创立之初就以国民党的组织架构为模仿对象,因此二者在正式组织结构方面有许多类似之处。     

从政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原因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走“非西方”民主化道路并获得成功的执政党。该党独特的组织结构及组织制度是其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党员的层次性与中央的权威性以及与此相应的人才制度与集权制度中,而且这种独特性完全符合新加坡的现实需要。     

宋朝法律形式及其变迁问题分析

中国古代一直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层社会长期被剥削和奴役。然而,宋代的社会等级放松,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于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来处于社会下层阶层的公仆,租户,工匠和商人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民事法律关系的对象也转向了主体。这是现代中华文明进入现代文明的里程碑。     

1969年：一辆坦克引发的中苏武装较量

1969年3月,中苏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武装冲突,这场冲突甚至差点引发中苏之间的核战争。它使珍宝岛这个乌苏里江上原来毫不知名的小岛也一下子闻名全世界。珍宝岛之战中,中苏军队还曾进行过一场鲜为人知的坦克争夺战。     

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

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中苏同盟破裂过程中中国有关政策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强调毛泽东个人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各种因素中,“领导人(也包括苏联领导人)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其二是有关的论著证明,以往将毛泽东改变对苏政策主要归结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     

审判组织结构改革的制度构建——以贵州法院审判组织结构改革为样本

审判组织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或者说,司法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改革审判组织。贵州作为全国第一批试点启动司法体制改革的省份,在遵循司法规律,结合贵州实际,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以扁平化管理为突破口,以审判组织结构改革为切入点,构建起符合司法规律的法官员额动态管理机制。     

政党法律规范的变迁及其社会背景

"政党入宪"始于20世纪初,此后,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国家进入了政党法律规范快速发展的时期,并产生了政党的专门立法。不过,有无政党法律规范及其形式、内容如何与民主政治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宪政法治是政党法律规范的前提,也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本质上说,政党法律规范是保证分权与制衡的工具,服务于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