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中的控制与合作

早在40多年前,毛泽东就曾经指出:"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实际上,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比较关注和重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因为它直接涉及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论胡锦涛"和谐世界"思想产生渊源与时代意义

胡锦涛"和谐世界"思想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正确判断;是中国提出的新的世界发展观;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中国外交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     

邓小平对民族理论的创新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并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开拓了一条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并对这一理论作出许多重大的创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做好民族工作应当全面把握邓小平关于民族理论的科学论述,特别要把握好邓小平对民族理论的重大创新.……     

毛泽东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兼谈毛泽东的法治思想

毛泽东创立了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毛泽东早期在"湖南自治"浪潮中主张的多数人的民主政治的思想实践,与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民主理论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是其追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思想基础。土地革命时期关于苏维埃制度的实践、宪法大纲草案的起草、对于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作为最高政权的坚持,是毛泽东追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的"三三制"政权形式,确保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人们的权利,抗战后期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阐释了民主集中制的政权组织形式,至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理论上已经成熟。与新中国成立几乎同步,毛泽东督帅全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和初步试运行,在中央通过新政协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在地方则通过军管会接管与人民代表会议参政相结合的方式,初步运行乃至正式产生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的最终创立开辟了道路。1954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著名的五四宪法,标志着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新中国的根本制度得以最终确立。这之中,毛泽东的贡献无疑是最大的。     

依法治国方略的历史考察

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在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上的重大转变。回顾我国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积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开创了新中国法制事业的新路,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基础。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系统地提…     

试论毛泽东与井冈山的若干关系

毛泽东是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他可以说直接经历了井冈山的创建、发展、巩固和鼎盛,也见证了井冈山的曲折历程。毛泽东在这里践行了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伟大尝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今天,重新审视毛泽东与井冈山的若干关系,对于毛泽东乃至中共早期历史的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927年关于秋收起义若干重大问题的分歧与争论

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受命从武汉前往湖南组织和领导秋收暴动。毛泽东在到达湖南以后,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央在关于暴动的旗帜、暴动起来以后的土地政策和政权性质、是否以军事力量夺取政权以及起义区域与范围的选择等问题     

邓演达与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之比较

毛泽东主张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邓演达在20世纪30年代初也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思想.把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既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又有助于理解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共同目标.     

探索与转向:毛泽东在1956年

1956年是当代中国发展史上的关键节点之一,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党内外形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朝着什么方向、依照什么理论、沿着什么路径前进,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而又迫切回答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这一年中,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分析思考,取得了一系列丰富而正确的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由于客观现实的复杂性和主观理论准备的不足,毛泽东在探索过程,在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在理论思考上发生了转向,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成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逻辑起点.     

曾山与统一战线二三事

毛泽东生前不止一次地讲过:"我在中央苏区,很多地方得益于曾山同志的帮助." 曾山是我党早期建立瑞金革命根据地就担负领导重任的优秀干部,1930年起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与毛泽东、邓小平交往频繁,关系密切.曾山在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上,坚定不移地支持屡被排挤的毛泽东同志,使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得以实行,扭转了危局.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撤离苏区,曾山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率党政机关及省军区武装留下坚持游击战争.     

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共生价值研究

政治发展道路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由于这条道路同中国国情、党的主张、社会主义和民主宪政都具有共生价值,因而它是一条中国政治文明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     

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罗荣桓与林彪的分歧

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罗荣桓和林彪作为一对军政老搭档进行了长期的合作,但建国以后,在"大办民兵师"问题和关于谭政问题,特别是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方面,二人产生了重大分歧。随着林彪地位的日益上升,欲借学习毛泽东著作以突出自己,先后抛出了所谓"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左倾"论调。罗荣桓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学习毛泽东著作,与林彪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主张,表现了他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与勇于斗争的可贵精神。     

红四军党的“七大”纷争与古田会议——纪念古田会议召开80周年

古田会议前,在党和军队建设的过程中,红四军领导层和指战员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关系重大、影响深远.正是这场争论,才有了中央的"九月来信",才有了古田会议的召开.争论的缘起是前委和军委运作中的关系协调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军委的设置问题;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维护前委代表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争论的结果是中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九月来信",妥善正确地处理了"朱毛之争",维护了党内团结和党内和谐,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研究红军初刨时期党和军队建设中的这段鲜为人知又十分重要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增强党的团结,维护党内和谐,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论罗荣桓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思想

罗荣桓元帅一贯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建国后,他就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主张,并与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方面的“左倾”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罗荣桓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许多主张,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积极的现实意义。     

解决农民问題的正确理论和成功实践

农民问题,一直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正确地解决了农民问题,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辉煌胜利,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调查研究,制定正确策略。在     

中央苏区时的毛泽东与曾山

自1930年起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曾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与毛泽东交往频繁,关系密切。时值立三“左”倾错误及王明“左”倾路线肆虐党内,曾山在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上,不遗余力地支持毛泽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以实行,扭转了危局。毛泽东生前不止一次地讲过:“我在中央苏区,很多地方得益于曾山的帮助。”     

为争取苏联支持而进行的努力——刘少奇1949年《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解析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由于此次访问对中苏两党两国都关系重大,双方对此高度重视。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是此次访问的纲领性文献。该报告充分而详尽地介绍了中共采取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阐述了中共对中苏两党关系、新中国的外交取向、中苏两国关系等方面的主张和实际做法,同时也回应了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关切,努力消除斯大林的某些疑虑,为此次秘密访问奠定了良好基础,对争取苏联对新中国外交及国内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和援助,巩固新中国政权,发挥了积极作用。     

刘少奇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

形成党的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必须确立一个领导核心,还要有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刘少奇坚决支持拥护和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精辟论述和积极宣传,也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思想形成的重大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中国革命道路,后来被概括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找到中国革命的这条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探索和确立这条道路的时期,大约从大革命失败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周恩来是中共实际的主要负责人.他和毛泽东一个作为中共全国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一个作为最重要的地方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毛泽东是中国革命道路的主要开创者;周恩来提出和贯彻了"工农武装割据"观念,形成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思想,引导全党在思想上和实践中实现了工作中心从城市向农村的转变,他的贡献仅次于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盖世之功.     

试析古田会议前朱德与毛泽东之争

朱毛会师后,军人出身的朱德及朱德率领的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正规部队,与一介书生的毛泽东及毛泽东率领的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农民军,二者之间在融合的过程中,在许多问题上出现分歧是必然的,但最终通过争论,为红四军的发展与壮大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以说,古田会议就是朱毛之争的成果。朱毛井冈山会师后不久,面对敌人的围剿,朱德提出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东西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在南北方向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井冈山缺乏回旋的余地,主张红军应该远道进行大规模游击战争。而毛泽东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主张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湘赣边区,最后采纳了朱德的建议,红军主力出击赣南。随后,毛泽东与朱德在"集权"与"分权"上召开争论,而后由陈毅主持工作,对毛朱之间的矛盾进行调停,最后中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朱毛之争最终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