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社会治理制度、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新境界等方面提出了诸多重大创新性要求,并在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治理形势和环境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重点任务和措施。     

国家治理现代化论要

正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实践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实践意义、重大理论实践价值的崭新命题。战略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方向性和全局性。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首先明确战略方针,"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好多事情都不好办"。[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大栅栏新模式

基层是社会治理重心所在，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工委立足首都功能核心区定位，践行“红墙意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品牌建设树亮点，打造守望相助的实践新模式；以民需导向破难点，打造民事民决的实践新模式；坚持街区治理抓重点，打造商户自治的实践新模式，形成了基层治理实践新模式的经验和做法，为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新的探索。     

不断深化对我国现代化问题的认识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对我国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后扶贫时代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是重大民生问题，在脱贫攻坚行动的助推下已取得历史性成效，但仍需持续关注。农村老年相对贫困具有增收渠道有限、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留守独居方式加深贫困程度、社区贫困加剧贫困脆弱性等特征。基于农村老年人对社区的依赖性，可以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主观空间三个维度构建农村老年贫困治理的空间再造理论。实践中，互助幸福院融合了居住空间和生计空间紧密联结、守望相助的传统得以保留、主观福利得到提升等实践优势。后扶贫时代，结合空间再造理论和互助幸福院的实践探索，改善物理空间，打好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底色；优化社会空间，提升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成色；提升主观空间，增强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亮色，对于我国贫困治理意义重大。     

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

本节党课内容提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极大地丰富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目标的内涵和要求。这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基”建设：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创新

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三基”建设提升执政水平的意见》，是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十八大以来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的及时而又鲜明地回应，也是青海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创新。     

打破利益固化藩篱

当前，中国正处于重大转折期。应该这样来描述它：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转型倒逼改革，改革又面临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约束，利益失衡、矛盾突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部署，堪称一次“改革大考”：第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的“改革大考”，考得好，我国就将走上公平可持续的发展之路，迈进现代国家行列；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是对《论十大关系》的继承和发展

《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以下简称《若干重大关系》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不同历史条件下新的实践需要有新的理论概括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两部重要著作之间，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一、《若干重大关系》是江泽民同志吸取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思想营养，用邓小平理论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实践重大问题的科学成果。第一，《若干重大关系》贯穿的实事求是精神，抓住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学习外国经验，学习马列主…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意蕴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是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极大提升,它赋予社会治理新的时代内涵,蕴涵重大创新举措,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形式科学化、治理过程民主化、治理体系全面化以及治理目标明确化。     

以科学高效组织工作制度保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中国之治”显著的制度自信、制度优势。《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六大制度要求,从顶层设计上对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部署要求和明确的实践路径。     

基层公安机关如何深入开展“大走访”爱民实践活动

当前，全国公安机关正轰轰烈烈地组织开展“大走访”爱民实践活动，这项活动是公安部党委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经济环境下开展的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进一步加强和推进我国新时期公安工作的战略部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并已初步取得了良好效果。那么，作为基层公安机关如何贯彻落实好这一重大举措，确保实践活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是全国各公安机关都在积极探索的重大课题。     

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 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学习江泽民同志“5·31”重要讲话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重大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新的课题。新的实践需要新的理论指导并为新的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和丰富经验。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突出强调了理论创新对于党和国家的事业的巨大指导作用，指出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行动纲领和路线图。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改革作出了重要战略部署。     

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历史进程和主要成就

中国共产党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伟大实践，在三个历史阶段中，出现了八次建设高潮，形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思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长江流域开发开放理论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总体发展战略。50年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建树，在长江流域开发史和华夏文明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为长江文明的第三次崛起奠定了基础，为中西部的开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建立了新的支撑点。深入研究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新的社会阶层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新的社会阶层日益壮大和活跃，如何客观地认识新的社会阶层，发挥其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优势，是我们当前必须积极面对和妥菩解决的重大课题。近几年，我们加大了对新的社会阶层工作的研究和实践力度，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推动工作实践，努力探索新时期新的社会阶层工作方式方法，切实促进新的社会阶层关系发展，充分挖掘和发挥新的社会阶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不断推进宁夏跨越式发展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全党广泛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件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推进宁夏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略论江泽民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思想

采取什么方式治理国家和社会,是执政党必须首先回答和解决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江泽民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思想,科学地解决了党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思想的新发展。     

略论江泽民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思想

采取什么方式治理国家和社会,是执政党必须首先回答和解决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江泽民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思想,科学地解决了党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思想的新发展.     

村庄“中位达标”治理的逻辑及影响

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化建设，对制度构建下的村治样态分析，可以在村庄事务的制度化治理视角下展开，考察制度规范对村级组织和村干部治理行动的影响。受制度建构负外部性成本与责任“硬约束”等因素的影响，村治实践多呈现“中位达标”治理样态，而非已有研究提出的“竞标”治理或“底线”治理。村庄“中位达标”治理追求的是不冒进、不落后、不过度负累的中间位置排名，具体表现为常规且无量化要求事务的规范对标、常规且有数量要求事务的量化平衡，以及中心工作与重点工作的差异化作为等，遵循的是一种分类达标策略。“中位达标”治理既可能带来村庄治理的“工具主义”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其向“实体化”治理转型。为保证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平稳有序以及弥补“工具主义”治理缺陷，需要推动制度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基层治理实践的有机融合。在理论层面，“中位达标”治理为当前村治实践提供了新的经验参照，也为学界思考技术治理、政社关系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