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妇女土地产权的安全性

安全地权由相对权利强度、权利持有持续时间和权利保证性几方面所决定。农民地权常常是不安全的,与农村男性相比,妇女地权更不安全。妇女的土地产权不安全体现在家庭继承、村集体分配和市场交易等三种获得土地途径中。妇女土地产权的安全性一般意义上取决于,在土地产权交易不发达的情况下土地资源位置的固定性和妇女的婚姻流动性、集体土地产权拥挤性与妇女群体的弱势地位、以及影响村社土地制度安排的宏观因素及村社集体特征。     

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关联机制研究

土地制度视角下,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是整合分散细碎的地权,其实现路径是农民动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治理模式,可以概括为“基于土地利益整合的农民动员”。从现行土地制度的绩效来看,过于强调个体地权的土地制度,会导至弱化了村集体的动员能力,构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制度障碍。而一些农村地区通过创新性的土地制度改革,能提高村集体的农民动员能力,实现村庄范围的土地利益整合,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当适当平衡集体土地权力和农民土地权利的关系,通过赋予村集体适当的土地调控权,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论土地管理中的价值标准

在法律制度设计中,公平是土地用益物权配置追求的目标,效率是实现土地用益物权制度功能的内在动力。公平的价值准则和效率的价值判断共同适用于对土地用益物权配置的评判,缺失了公平,土地法律制度就会迷失方向;缺少了效率,土地法律制度就失去了活力和动力。公平与效率之间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但也可能存在矛盾,为此,应当实现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协调和平衡。     

排污权交易制度公平之思考

作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刺激手段,排污权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以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其追求的直接价值目标是效率。但排污权交易以资源的稀缺性为前提,以交易市场的形成和交易规则的确立为关键,这些都从根本上体现了环境公平的内在需求。排污权交易制度中的环境公平包含了代内和代际公平的多重内容。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作为分配基础的总量控制制度使后代人环境权益的享有得到保障,而排污许可制度和市场交易规则保证了排污企业在对当代份额内排污权分配上的公平。政府权力约束机制、环境监测制度等则从其他层面促进公平价值的实现。     

农民地权的国家建构:赋权还是推动农地商品化

国家通过"向农民赋权"建构起一套农村地权制度,这种"赋权"将农村视为地权制度缺失的地方,将农民置于无权的地位。但是,农村有以土地的村社共有、平均分配为特征的传统地权习惯,农民凭村庄成员资格获得的地权是一种人格化的地权。地权因其人格化而具有不可交易性,限制土地交易与市场化配置,阻碍国家实现市场化改革目标。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强制固化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占有支配关系,在农村建构起物权化的地权制度,为推动土地交易与商品化创造条件。这种无视传统地权的强行建构在农村造成各种紧张,农民通过对各种制度、逻辑的选择性运用来消解这些紧张,抗拒国家力量的深入并维护乡村共同体的相对独立性,使国家地权制度的实际执行发生各种偏离。     

公平与效率视野下排污权初始分配

排污权初始分配是利益分配和资源配置的有机统一。作为利益分配的一种方式,初始分配强调公平,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市场机制,初始分配关注效率。公平原则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其中拍卖规则着眼于机会公平,而平均主义规则则专注于结果公平。效率原则要求初始分配应减少制度变迁成本并带来整体制度效率的提高,当前占有规则正是效率原则的具体体现。公平和效率原则的指导下的排污权初始分配格局应当是一种分配规则为主,多种分配规则共存。     

生产讲效率分配讲公平——兼评王东京的"企业求效率政府求公平"论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实质上是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即生产要讲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分配要讲公平,保持社会稳定;生产与分配互相联系,效率与公平相辅相成。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社会公平研究

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对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认为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虽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但有些地方却没有很好地兼顾到社会公平。目前我们急需从理论上建立一种农村林权制度改革的新论述,这些原则包括处境公平、民主治理和法律平衡,以此处理其公平正义问题,并将其稳妥地运用于地权改革的实践。     

当前中国农村地权变化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动态

在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下,土地对农民而言一方面是生存的基本保障,但同时也是束缚他们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绳索。要有效解决这一矛盾,最根本的是对农村地权加以研究和探索。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农村地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所有权流转、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等几方面。从总体上把握我国当前农村地权变化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动态,将有助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加快与农地制度改革的深入。     

论和谐社会要求完善分配制度

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根本内涵和最高层次。实现分配公平,有赖于建立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分配公平包括三个环节,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公平。     

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收入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别拉大,社会矛盾和冲突增加。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寻找多种途径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即以发展来促进公平;从思想上更加关注公平;以制度来保障公平;从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入手来促进公平。     

论建立公平公正收入分配体系的现实意义

收入分配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涉及到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建立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是我们关注和追求的价值取向和执政目标;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分配秩序制度,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对立统一、相互促进。     

浅谈当前农民地权法律保护的欠缺

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三农问题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土地、农民地权问题又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我国土地法律中对农民地权的保护尚存不足,这是影响土地生产效益、农村经济发展及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从安徽城乡居民收入现状看未来收入分配公平走向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公是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多年来党和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但收效甚微。安徽城乡、区域、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仍未根本扭转。故此,只有通过分析现状。从体制、制度层面、改革配套措施和政府主导作用等方面来全面阐述如何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才能提出相对公平的解决对策,即安徽城乡收入分配“一次分配要兼顾公平和效率;二次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三次分配注重社会责任,既要“结果公平”、“过程公平”,更要“机会公平”。努力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安徽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走向相对公平。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在征收出让过程中产生的增值收益,在各方主体的利益需求与矛盾冲突中寻找一种新的制度平衡。本文在分析现行集体土地征收制度不协调的内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路径模型,提出了以集体组织为交易主体的农村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和政府职能转变并举为重点的四种路径选择,探讨了改革面临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难点问题,为推进我国征地制度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和建议。     

成都率先实现贫者有其屋

历经近10个月的努力，发改委研究院2D06年度课题《我国公平分配的制度模式选择》终于在2007年春节前结题，并于今年“两会”前夕正式上报国家发改委，这份长达52页的报告，首次提出了促进公平分配的三大干预政策措施。     

数字人民币促进分配公平的机制分析和制度设计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数字人民币应以促进分配公平为研发方向。数字人民币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机制包括技术赋能机制和政策传导机制。技术赋能机制依托精准直达、定制可调和监管科技的属性，打通资金下达堵点、保障资金流通可控并强化资金风险防范。政策传导机制则是将数字人民币纳入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在金融方面以普惠金融破除货币政策的传导障碍，在财政方面则以科学的再分配理清财政金融权责。数字人民币促进分配公平应与分配制度相结合，从三次分配和生产要素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外生制度要在初次分配中有效提高劳动报酬，在再分配中带动政策增效和创新，在第三次分配中推动科技向善。内生制度则要激活数字人民币产生的数据要素，创造数据盈余以夯实公平分配的物质基础。     

十八大代表探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设

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公平的表述，引发会内外的关注与讨论。 从上学到看病．从就业到养老，从收入分配到社会保障，十八大代表们讨论的很多问题都链接着社会公平。他们普遍表示，“三个公平”从制度设计的角度传递出社会公平新希望。     

试析分配公平的前提与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地认识到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社会公平是包含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在内的系统工程,其中,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实际体现和最终归宿,它必须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为前提.社会主义公平理论的提出和不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     

公平的多维释义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实践反思

公平一词具有多维涵义。经济公平、法理公平与效率的要求具有同一性。社会公平才与效率构成矛盾统一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长期践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过不少偏差。现在,理论界都在诘问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但实际上,除此之外,这些年来,对经济公平、法理公平的维护也有不力之处,并在一些领域造成了机会不均等、规则不一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收入差距,才是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危害。据此,展望今后的实践,在微观层面,即私人资源配置和初次分配领域,应更加信任市场机制,进一步追求经济公平和法理公平,以继续催化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在宏观层面,即国家资源配置和二次分配领域,则应充分发挥政府调控职能,适度打破经济公平和法理公平,以维护社会公平,保证国家整体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