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视野下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路径选择

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在于智力结构的低层次性。目前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仍没有摆脱贫困的制约,其重要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人力资本与反贫困的特殊关系。只有人力资本积累的大幅度增加,反贫困才能取得真正实效。这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的一种理性战略选择。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何以更给力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也是国家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当前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法律制度供给、管理体制、识别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现实困境,影响了扶贫的效果。需要加大法律制度建设,完善扶贫工作方式,建立动态识别跟踪机制以及健全扶贫政策实施监督机制,进而提升精准扶贫的效果。     

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

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发展滞后,与我国特殊的自然地理呈东低西高紧密相关,同时又受到经济发展中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21世纪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应加快工业化和非农化进程,并在城市体系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以期借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试论西部民族地区开发法制建设的基础

西部民族地区开发法制建设的基础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发法的合理性和法律效力问题。民族区域自治是西部民族地区开发法制建设的体制基础;西部开发战略是西部民族地区开发法制建设的政策基础;宪法及相关法律的授权是西部民族地区开发法制建设的法律基础;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是西部民族地区开发法制建设的意识基础。西部民族地区开发法制建设应当以这些基础为依据,大胆创新,全面构建开发法体系,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国西部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保护开发中的民间投资研究

民族文化资源保护开发资金投入不足、不到位,是当前西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保护中一个较为突出、严重的问题。不管是何种类型的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虽然目前民间投资已超过国有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重要地位,但进行西部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保护开发领域的民间投资还是比较少的。不过,从当前进入西部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保护开发领域的民间投资来看,民间投资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开发方面,充当了一面旗帜。     

边疆少数民族人力资本存量短缺问题研究——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一个集边疆、山区、多民族、贫困为一体的边疆少族民族自治州,少数民族人力资本存量供给制度性短缺和需求性短缺的矛盾突出,根本原因是基础教育的缺失,只有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水平;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营造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人力资本存量的制度环境,才能真正解决少数民族人力资本存量短缺问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西部民族地区节日游艺民俗与农民休闲

当前由于受经济、传统观念、教育、供给等因素的影响,西部少数民族群众的现代休闲娱乐活动较缺乏。西部少数民族的节日游艺民俗,是西部传统娱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对西部少数民族节日游艺民俗类型和特点的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节日游艺民俗在发挥休闲功能和价值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条件,立足于西部少数民族群众休闲娱乐的需求特点,提出了积极保护和开发节日游艺民俗文化资源的构想,并探讨了应该采取的途径和方法。     

充分利用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体育课程改革

西部大开发与新一轮的课程改革,给少数民族地区体育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针对这些有利条件,本文提出了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的发展及对策.     

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结构特点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研究

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前,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影响,西部地区资源开发程度较低。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快速推进,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凸显,加快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显得十分迫切。为此,本文结合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结构特点,从教育培养、人才激励、用人机制、医疗改善等方面提出了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对策。     

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政府责任思考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缩小东、中、西部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变成了社会主义本质在教育系统的延伸和体现。在举国上下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由于政府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和优惠政策得不到有效贯彻和落实,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本文力图在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以及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探索过程中,提出一些能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对政府的责任思考。     

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由教育投资和培训等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条件下成为现代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国“三农”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低制约着“三农”问题的缓解,人力资本理论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科学依据,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民族贫困地区开发过程中的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以海南中部为例

民族贫困地区开发面临的最大约束是人口素质问题.人口素质提高对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缓解贫困,使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本文以海南中部为例,实证分析民族贫困地区存在着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及教育资源和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欠佳问题,指出应通过加大教育投资的制度创新力度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论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模式

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对一般制度变迁与创新方式进行分类,对制度变迁方式组合模式与制度变迁任务及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模式进行探讨。     

经济活动规律的模型研究

经济活动的规律性体现于制度完善的经济社会中,并表现出从资源经济到资本经济再到制度经济的规律性。该文通过数学模型的演绎指出：所谓的制度完善,表现为制度的数值大于1,先在此之前的经济活动则受到制度的＂主动干预＂而不呈现客观性;所谓的规律性,体现为经济活动的资源模式、资本模式和制度模式对经济活动的贡献率,随着劳动数值增加的时序,呈现出依次最大的变化规律。     

论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制度创新--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文章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我国教育制度变迁的供求关系,分析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及教育行政制度的特殊性,进而指出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制度创新特殊的意义。     

统筹解决郑州市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对策探讨

基于郑州市当前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现状,分析了其间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了六点建议：一是加强社会保障法规和制度建设;二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三是继续发挥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作用;四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扩大就业;五是切实提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突出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六是加大队伍人才建设力度,提高社保经办机构管理能力。     

女性高管对中国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教育文化行业的视角

该文以国内外女性高管研究文献为基础，以中国教育文化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2011至2013年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教育文化行业中女性高管在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年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教育文化行业，女性高管的特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不同，尤其是女性高管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两类之前被忽视的因素，更显示出其重要意义。本研究丰富了现有的高管团队理论体系，并且为教育文化行业的成长提出建议。     

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制度变迁及其启示

向国际惯例靠拢是研究制定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机制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审计规范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目标。本文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会计职业管理体制的两次变革,分析了1984年的《美国统一会计师法案》与2002年《萨班尼斯—奥克斯利法案》的立法过程,以期为完善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公共部门人力资本积聚的模型及其投资—收益博弈分析

本文以人力资本运行的三维空间、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四象限模型、公职人员五极能力模型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博弈进行了分析。通常,在一定技术条件下,某一生产要素的投入与收益为倒"U"形,即随着投入的增加,收益也会增加,但到一定程度,收益就会减少。随着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它会丰富公职人员的知识,提高其技能,改善其技术条件,从而产生乘数效应,带来公共部门投资的高回报率。     

A re‐examination of Lardy‐Donnithorne debate in the provincial context of Guangdong, 1949–1992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Lardy—Donnithorne debate in the provincial context of Guangdong. The study period is from 1949 to 1992. In the first place, the adequacy of provincial capital investment is evaluated against its population and national income shares. Secondly, it examines the capital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perspective with capit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classified into central, ministry‐supported and local projects. Thirdly, it looks at the relationship from the financial perspective through a breakdown of capital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by sources of investment funds, that is, state appropriation, domestic loans, foreign investment and self‐raised funds and others. Fourthly,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is scrutinized through the fis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Guangdong governments. Lastly, extra‐budgetary funds data, whenever available, are also analyzed.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forces in Guangdong have always been in dynamic and precarious balance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Open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