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型与机制构建

随着城市社区功能的多样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在复合治理形态上的"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应成为社区治理法治化转型的目标模式。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应以善治为目标,以法治为基础,对"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进行系统性建构,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向法治化转型,实现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结构性融合、功能性融合和机制性融合。     

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岸几乎同时开启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但是却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社会组织参与是达成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组织参与为视角,系统比较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特征、条件与逻辑,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地区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行时,中国台湾地区处于后工业化、城市化成熟时期,二者分别因应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治理任务,因而前者较易采取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后者则要呼应多元社会的诉求,更多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因为目标选择不同,加之受不同政治社会体制的规定,中国大陆的社区治理更多展现出"管理主义"的技术逻辑,中国台湾地区则展现出"社区主义"的政治逻辑。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社区复合体嬗变背景下的社区城市管理困境与纾解之道

随着我国城镇化率与城镇人口的显著增长,社区治理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凸显,当代中国社区既不是"共同体"亦非"行政单元",而是遵循其历史发展脉络形成的"复合体"。社区城市管理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社区城市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很大程度上与对社区"复合体"的认识缺失和功能受限有关,特别是由社区城市管理的服务功能受阻与管理逻辑缺失以及社区城市管理的社会功能受阻与生活逻辑缺失造成的困境。从当代中国社区"复合体"特质入手,应当在社区城市管理中紧紧依靠强化党的建设、扎实改革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社区社会功能纾解困境,满足社区"复合体"发展的要求,实现社区城市管理的善政。     

"社区再造"的原则与战略——新公共管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现有的治理理论和网络治理模式虽然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发展的方向，但是它们没有为我国行政主导型的社区模式发展成合作网络治理提供具体的实施途径。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再造”的原则、战略与工具则为“社区再造”提供了进一步改革的原则与指南，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协作型社区、企业型社区与竞争型社区。这五项原则不仅得到了公共物品、集体行动、公民参与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支持，而且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中具有经验典范的意义。     

论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

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就是将城市社区的"公-私"和"私-私"这两条治理关系结合起来,以居民委员会为中枢机制,将基层政权机关的管理、社区居民的自治和社区利益团体参与治理整合起来,而形成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模型,重视社区主体之间双重三层多向度的合作博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多方面的理论依据.这种民主合作的治理方式,经过学者的归纳和总结,已经获得了各级政权机关的确认和肯定.     

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建构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社区作为具体化的社会,是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在当前社区治理具体实践中,社区治理精准化成为一种趋势,既是精准回应当前居民多元化需求体现以人为本,也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本文基于精准化治理概念在城市社区应用的概念剖析,梳理了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认为应当以需求导向为前提、多元合作为抓手、整合社区资源实现组织联动为载体和现代信息技术为引擎实现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创新路径。     

社区治理模式中的民间组织现状分析

一、社区治理模式的提出与民间组织的兴起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中,国家力图改变过去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的做法,希望通过权利的下放,使社区中各种力量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中来,实现社区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社会资本的再创造,达到和谐社区的目标,"社区治理"这一概念随之应运而生."社区治理"指的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针对当前城市社区治理暴露出的结构性问题和系统性风险,需要重新审视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结构要素,重构治理逻辑,在充分考量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状的基础上,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技术、治理效果等角度探究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     

新媒体视域下城市社区“微治理”路径研究

新媒体视域下的城市社区"微治理"路径研究,既是对"微治理"场域下新媒体功能的多维审视,也是以新的媒体技术与互动传播模式推动社会治理的渠道探寻。基于新媒体与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契合维度,提出新媒体视域下城市社区"微治理"实践路径,包括以新媒体拓展城市社区"微需求"表达渠道、以新媒体形塑城市社区"微参与"协商空间、以新媒体优化城市社区"微项目"运行路径。     

我国社区治理研究中“脱节”现象的反思

我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层出不穷,但在社区治理研究和实践发展中存在着“脱节”现象,如何认识和解释此种现象成为社区治理研究中不可避免的问题。通过转型社会中我国社区治理研究现状分析,发现产生“脱节”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社区治理理论和模式研究中存在“形式主义”风险;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存在“合理无知”的公众参与现象;社区治理研究的时空适合性对实践存在着制约作用;社区治理研究的替代价值和存在价值的取向变化,以及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实践”也影响“脱节”现象的产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研究的可能,并对当前社区治理研究进行了反思与推进。     

我国城市社区的中国化道路:形成、发展轨迹及走向

城市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在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产物,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区治理的最佳模式,也是克服当今社区现存问题的有效途径。     

我国台湾地区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探析

在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参与治理意识提升的背景下,我国大陆的社区治理模式正面临发展困境,社区治理模式亟待创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我国台湾地区在城市社区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台北市文山区忠顺里社区治理为例,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台湾地区城市社区虽然力推民主自治,但并未完全脱离政府组织的影响,而只有后者的扶持,才能将自治推向深远;在社区自治的过程中,治理的效果和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精英式"的"领头羊"及其领头的能力;在处理社区矛盾过程中,社区同时拥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种不同的冲突协调机制。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创新社会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居民自管小组模式探析——以西安市碑林区居民自管小组为例北大核心

随着社区治理的不断发展,在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中,产生了一些需要应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城市社区居民自管小组模式的产生契合了社区治理的典型模式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新情况的双重要求。其在增强居民公共参与意识、协调社区治理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面临一些困境。今后,应科学扩展自管小组资金来源,扩大其资源支配平台,在实践中进一步改进完善相关制度建设。     

美国社区治理的原则及启示

美国社区治理是一种以公民治理社区为主的自治模式。在这个治理过程中,多种治理主体包括如政府、社区居民、社区非政府组织、社区企业都平等、自由地参与其中。美国的社区治理历史悠久,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十分丰富,能够为我国发展社区建设带来一定的启示意义。     

欧洲国家社区治理模式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欧洲各国纷纷实行了邻里复兴计划。尽管欧洲国家的邻里复兴计划是在不同于我国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但因其最终追求的目的是重建社区,提高社区的凝聚力,以支撑城市的长期发展。所以,其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对我国的社区建设颇具借鉴意义。本文对流行于欧洲国家的社区治理新模式——伙伴关系模式——作简要介绍,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场域中的协同治理实践——基于四种典型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

社区生活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社区自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之间以社区场域为互动平台,实现着各自的目标取向和价值追求,也形塑着不同的社区治理实践模式。不管是调整改革中的上海、沈阳模式,还是正在兴起实践中的北京、广州模式,都反映着社区治理微观场域中,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建构和合作互助状态。真正契合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可行性模式选择,应该是通过明确边界、积极引导、培育赋权、参与共享,以实现社区治理实践中多主体参与的协同式治理实践。     

城市社区治理质量的属性、内涵和评价维度——基于社会行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

城市社区治理蕴含系统调适居民多元利益需求,有序协调组织多重运作逻辑,创新融合多层体制机制模式,以推进社区形态变迁并实现治理目标的质量属性。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是系统化的行动呈现,社区治理的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形成于该质量系统的动态演进中,系统中的服务精准、组织协作、治理精细和共识构建等四个子系统相互依存、多向互动、协同演进,维持系统的整体性、均衡性和自我调节性,实现社区治理质量的提升。社会行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既阐释了社区治理质量子系统的自主运行与系统融合,也指出了各子系统面临外部冲击时相互调适、实现适应性升级的动态演进路径。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效的冲突治理机制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在"合作互惠,协商共赢"之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理念重塑的新思维下,着力从内部机制建设、外部机制建设以及内外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切实构建起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新机制。其中,内部机制建设注重纵向层面上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风险预警、沟通交流、利益整合、技术支持和学习机制等;外部机制建设侧重横向层面上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外部扶持、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第三方干预、争议事项裁决与制动机制等;而内外联动机制建设则聚焦于纵横层面的协同整合,涉及不同社区、城市甚至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