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三公消费”治理的路径选择——基于行政成本理论的视角

因公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简称“三公经费”)的支出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居高不下,从而导致我国行政成本过高,行政效率低下,政府绩效受到严重影响,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研究“三公消费”的现状和解决办法,对于解决我国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具有重要意义.以行政成本为切入点,分析我国“三公消费”的社会现状和管制现状,阐述“三公消费”的制度漏洞,针对“三公消费”过高问题从制度建设的视角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在于:以公开“三公消费”为基础加强公众监督,“三公消费”与公务人员绩效评估挂钩,完善我国相关财政制度,加大对违规者的惩罚力度和推进政府行政层级扁平化改革,等等.     

“三公”经费问题及其治理

＂三公＂经费问题日益突出,人民群众对此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党和政府正在采用加大透明公开力度和引入民主监督的办法予以应对。但要想取得应有的透明公开效果,还需要下更大的决心,在公开的技术措施上予以改进,要建立公开问责制。为了彻底解决＂三公＂经费问题,还需要在财政预算和职务消费等深层次的体制上进行相关的改革。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新加坡政府经验及其启示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1年发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转型的发展方向。相较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的新加坡政府,我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业务部门之间协同效率低、数字政府治理体系缺失等问题。通过对新加坡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挖掘,总结出其法治政府数字化建设注重行政改革、贯彻“以数据为核心、用心服务”理念以及强调研究机构、企业和政府三者合作等特点,并从知识经济发展、信息化浪潮驱使、逻辑理念转变以及公共价值理论指引四方面分析其内在发展动力。     

广东省政府“三公”经费公开现状研究

"三公"经费公开是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广东省政府"三公"经费公开工作在公开率、公开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但其经验与教训对于改进广东省政府及我国其他省市政府的"三公"经费公开工作不无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非合理性三公消费产生的原因及治理对策

三公消费问题由来已久,并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凸显。特别是近几年,非合理性三公消费增长迅速且花样百出,以致成为久治不愈、广受诟病的"顽症"。究其原因,主要涉及个人思想与认识问题,也包括我国现有预算、监督、问责和法律法规等体制与机制的缺失与不足等。治理三公消费问题,须构建合理的三公消费价值观,重视职业伦理教育,强化财政预算约束,加强社会监督,通过法律法规加大问责力度。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建设

法治政府建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具有特殊优势与特征。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面临一些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如下:树立法治理念;依法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严格依法行政;强化监督与问责机制。     

服务型政府理念下的法治政府建设刍议

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法治政府，它必须依法产生、受法律约束、依法律办事、对法律负责。执政之要在于为民．行政之要在于依法，坚持依法行政，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各级政府都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在服务型政府理念下，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必然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定位、行政组织、行政行为、行政监督、行政责任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和时代要求。     

法治政府建设的着眼点

虽然我国依法行政成绩斐然,但尚不能充分满足现实发展需要和公众对法治的强烈期待。政府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以人为本,把服务作为根本使命;用信息公开推动公众参与;尽快完善行政程序制度;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都关系到能否完成《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所确定的十年目标。     

建设法治政府的思考

我国宪法已将依法治国列为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而建设法治政府乃是其重点和核心。运用概念分析的方法对"法治政府"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的系统理论进行历史考察和科学界定。针对性地提出当前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我国经济社会状况和我国法律体系的实际情况,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解决思路逐步实现法治政府。     

论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法治建设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服务型政府必须依法服务、依法治理,必须以法治作为其基石和保障。只有树立依法服务的行政理念;不断推进党政关系的法制化建设;依法明确政府的职责范围;促进中央与地方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才能提高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法治治理水平,真正建成法治、透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几点思考

前段时间,我们的案例教学研究了一个案例,是黄河岸边西柳村先是村民未批先建,后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凌乱的行政行为,最后村民与政府对簿公堂。这个案例选得很好,很有代表性,发人深省,很受启发。结合近年来厦门、宁波、大连、茂名PX事件等情况看,有的工作做得很细,决策也是合法合规的,但最后群众就是不理解、不支持。其他也有类似情况,比如,每个城市都有征地拆迁,都有城管。从一定程     

“三公消费”的生成机制及其治理——基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分析

"三公消费"的治理问题是公众关注的热点,也是各级政府部门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地方政府"三公消费"居高不下,无法得到有效治理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软预算约束"。不完全信息和大量预算外资金的存在,为地方政府"三公消费"支出提供了可能和资金来源,加之目前我国的预算体系并不完善,使得地方政府"三公消费"的预算呈现软预算约束的趋势。只有采取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加强人大和公众的预算监督,以及将"三公消费"纳入政府的考核机制,加大问责力度等硬化预算约束的措施,才能使得各级政府"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的问题得到有效的治理。     

略论法治政府建设机制

建设法治政府,良好的机制是关键。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实现法治社会必然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若干推进机制。在特定历史框架下建设法治政府的三大核心机制,分别是动力长效机制、监督保障机制和评价机制。     

律师服务法治政府建设途径探析

法治政府建设是大势所趋,在建设法治政府过程中存在缺乏权责相统一运行机制、决策程序及风险评估机制不健全、过多使用政治思维模式行政、政府法律顾问不能发挥作用等问题。在行政及创新社会管理中建立和导入律师服务机制能够促进法治政府的建设工作。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研究

当下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包括政府自身数字化改革和政府对数字经济社会的治理两个层面。政府的数字化理念和法治化理念之间既有相互冲突的方面也有相互促进的方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应当以公民权利保障为中心、搭建智慧政府平台、激发数字技术潜能、规避技术法律风险为基本理念,并通过构建本土理论、加强法治保障、探索各级联动创新、强化政府企业合作等方式进行。     

着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证,也是政府自身建设和反腐败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在行政立法、行政执法、政府职能以及执法队伍建设方面还存在突出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精细化、强力转变行政管理职能、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等措施加以改进,实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     

“三个代表”思想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灵魂

“三个代表”思想,不仅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而且也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思想,对于党所领导的中国法治建设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具体表现为:推进法治建设的强大动力;引导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评判法治建设的综合尺度;体现法治建设的终极目的。因而,“三个代表”思想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灵魂。     

试论公职律师与法治政府建设

公职律师具有身份的双重性、法律业务的针对性、从业活动的公益性三个特点,因此就决定了在政府法治建设中具有四大基本功能:宣传咨询功能、参与决策功能、制度把关功能、化解纠纷功能。要充分发挥公职律师在政府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应提高律师的综合素质和政治地位,加强律师自律,促进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社会律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公职律师的法律保障,增加激励机制。     

建设法治政府以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证分析

建设法治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保障。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诸多不和谐音符中,相当部分是由于政府不依法行政所致。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建设法治政府。政府坚持依法行政,切实保护公民权利,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才能实现人们相互之间特别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和谐。     

“官谣”与政府公信力

"官谣"作为官方对外发布的一种虚假信息,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官谣"的本质是权力任性滥用。在网络谣言泛滥成灾的当下社会,"官谣"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是巨大的,严重侵蚀政府的合法性和政治认同。法治是抑制权力任性和傲慢的一把利剑,建设法治政府,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官谣",才能正本清源,重塑政府取信于民的正向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