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一个网络化治理视角

缓解基层治理矛盾冲突以及促进基层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成为研究的显要论题。既有的单一行政型治理范式难以适应网络信息时代新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发展要求,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创新范式,聚焦各类治理主体之间的信任合作机制、价值认同机制、整合共享机制、风险共担机制等多重机制的互补共融,以实现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和治理要素之间的融合嵌入。网络化治理视角下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涉及制度政策、关系链与合作链、组织载体、要素资源等四维融通过程,并在载体建构层面以多层次政策组合、多主体协商共治、多维利益需求整合、多重文化心理认同等路径实现共融创新,并最终形成适应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情境的“政策—主体—要素—场域”逻辑框架。探索基层治理共同体创新发展需要在制度政策层面形成多层次政策组合的共同体,在多元主体层面构建协商共治的民主共同体,在组织载体层面实现需求整合的利益共同体,在情感理念层面培育文化认同的价值共同体等多维融通整合。     

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持续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加速了农村社会的分化,加之日益加剧的人口稀疏化、老年化,乡村大有衰落之势。在社会治理领域,农村内部矛盾不断增多,包括村霸在内的黑恶势力严重影响农村社会治安,各种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问题复杂多样,乡村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两年多来,围绕社会治理,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大政方针,为乡村有效治理指明了方向。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基本要求,在“七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的总框架下,完善党组织领导的“三治”结合的乡村社区治理体系,落实县乡村联动的乡村治理工作体系,横向上要建立健全权责清晰、体制顺畅、多元互动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纵向上要建立健全指挥有方、服务到位、上下联动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以党的领导推动“湾村明白人”工作走深走实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耒阳市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人民政府创建“自治强基”品牌工作要求,在衡阳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着眼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不断实化和丰富“群众事、群众议、群众决、群众定”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式,创新推出“湾村明白人”乡村治理模式,用好“湾村明白人”,管好湾村那些事,做到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媒介动员的实践表达及机制研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通过媒介动员来激活基层群众参与是提升乡村治理内源性动力的关键。基于地方媒介动员实践案例,对基层媒介动员的实践形态、运作逻辑及动员机制展开分析,探讨如何通过媒介技术推动群众参与,可以发现,当前基层社会已构建起多元并存的媒介动员机制,与之相应,基层治理呈现出混合媒介嵌入的动员形态。聚焦媒介动员的实践表达,基层媒介重塑了科层与社会、政策与群众、群众主体之间的关系距离,并通过共时生态重构主体关系、媒介融合推动深度动员、媒介赋能导向社区参与这三重机制实现了媒介行为向群众参与的转化。尽管媒介动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基层动员的组织成本,提升了群众参与的自主性,但不能将媒介动员及其潜在的技术治理等同于基层治理的全域技术替代,而是应在充分发挥媒介技术治理功能的同时,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和面对面的群众路线实践。     

“五微共享、五联共治”: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以南京建邺区江心洲街道为例

基层党建在构建符合城市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在基层党组织的引导下,南京市江心洲街道抓住“中新国际生态科技岛”建设的机遇,创造性地进行了具有江心洲特色的“五微共享、五联共治”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探索。系统阐述“五微”“五联”的基本内涵,总结出其在职能定位、结构优化、机制整合和赋权保障方面的经验做法,并进一步探索现代化社区建设中党建智能化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启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共同缔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表达

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性治理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其理论内涵包括社会治理的全民性、责任性、组织性、参与性、协同性、体系化和制度化等七个方面。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需要建构。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遵循科学有效的行动理念和工作方法。共同缔造作为一种理念方法,以共同理念为核心,以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为基础,以塑造社区公共精神为关键,着力于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有助于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共同缔造是地方探索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切入点,其实质是将共同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在塑造共同价值、共同认识、共同责任、共同目标、共同关系和共同行动的基础上推进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进而形成稳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缔造深刻地体现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内涵,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表达,是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深刻诠释,具有普遍性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实践论价值。     

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增强政治功能的新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重大问题,对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增强政治功能进行了新探索。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核心要义作出了新概括,强调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加强自身建设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二是对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发挥的价值意蕴作出了新阐释,强调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政治属性是基层党组织的根本属性、发挥服务功能的同时更要发挥政治功能、以政治功能的发挥破解基层党组织面临的突出问题等;三是对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发挥的实践进路作出了新拓展,围绕发挥党的政治建设对基层党建的统领作用,强调以政治领导确保政治功能发挥的正确政治方向、以政治信仰筑牢政治功能发挥的思想根基、以政治立场夯实政治功能发挥的群众基础,以及通过涵养政治生态营造发挥政治功能的政治环境、通过严明政治纪律为发挥政治功能提供重要保障。     

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网格化治理:创新、挑战与对策

在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网格化治理创新成为破解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瓶颈的重要突破口。网格化治理的兴起,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实现路径,是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体现,其创新之处集中表现为协同治理的形成与内部监督机制的健全。然而,当前我国网格化治理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包...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中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浦长三角论坛·2020”综述

2020年11月4日,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和经济日报社主办,中共昆山市委承办,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协办的“中浦长三角论坛·2020”在江苏昆山成功举行。来自各党校、高校、科研院所及党政机关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围绕“长三角一体化中的基层社会治理”进行了深入交流。先后有20位专家学者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论题...     

疫情防控,基层人大“零件”“机器”都要用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基层处于防控一线,任务繁重,治理能力又相对薄弱,压力很大。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基层国家权力机关的县乡两级人大责无旁贷。     

“十四五”乡村治理现代化走向及2035年远景展望

认识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与走向,要从农民形态、产权秩序、空间布局和治理体制等多个维度进行全局性把握,这构成了分析乡村治理问题的一个广义框架。“十四五”期间,村庄类型分化和乡村社会转型会日趋加深,加之乡村治理体制改革和治理体系建设的不断深入,典型农区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比较确定,但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潜藏的治理风险要高度重视。为应对国际压力和外部风险,从现在到2035年,乡村治理基础因素的调整会较此前有所放缓,但为防范发展停滞带来的内生问题,仍要在风险可控、红利较大、潜能充分的领域深化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之路

“治理”一词,古已有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治理”作为一个学术词汇和专业用语被广泛使用。社会主义思想与治理思维在逻辑上相契合,无产阶级思想家的思想展现了明显的治理思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存在严重的干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特权主义和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责任感不强等问题。由于治理思维缺失,它们虽然采取了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举措,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治理问题,反而造成了治理和管理错位及“增层化”的结果,建起了一个假大空金字塔体系。而中国则在治理方面不断探索,在公司治理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走治理之路,才能打破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国家治理上的治乱循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摆平”到“治理”：新时代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立的顶层逻辑和实践之维

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社会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探索建立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从“粗糙摆平”到“精致治理”的社会矛盾纠纷治理转型,体现了国家治理理念的深刻变化。本文从顶层设计的角度阐释新时代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立的目标,并通过该机制运行的地方实践,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的总体脉络,为进一步建设成熟和稳定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与问责衔接机制研究

能否与问责有效衔接是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在“功能显效”阶段关注的重点问题,但却遭遇三大阻滞因素：理念定位层面价值认同有限、实施推进层面系统思维欠缺以及具体操作层面行动指引不足。解决问题的三重路径包括：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到自然资源资产审计与问责的有效衔接事关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事关加强基层腐败治理、事关构建国际话语平台;运用系统思维加强自然资源资产审计与问责衔接机制的制度贯通;优化自然资源资产审计与问责衔接机制的技术细节。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新机遇、新挑战及新路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兴起与快速发展,对国家治理、社会建设和人民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社会迈入了以科技进步和产业革新为基础的智能社会。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抢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推动社会治理走向“善治”和“智治”,成为不容忽视的重大议题。作为一种治理技术,人工智能在嵌入社会治理的进程中为社会治理理念、治理方式与治理效能的变革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因其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对社会结构的稳定、智能治理与科技伦理的契合和政府治理能力的匹配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在推动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应大力推动和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消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的隐患;坚持以人为本,建设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构建智能社会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党建的“社会建构”逻辑——基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视角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建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的重要保障。党建创新的根基在基层,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党建创新的重要目标。当前,我国多数城市社区本质上属于单纯的“地域性”社区。要实现由单纯的“地域性”社区,到社区共同体,再到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转变与提升,须解决目前社区治理“内卷化”引致的治理体系不健全、市民“原子化”引致的居民主体性缺失等难题,对此,推动社区党建的“社会建构”成为必然选择。理解社区的“过程性”特质、正视社区治理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成为社区党建“社会建构”的逻辑起点。以“主体补位”应对社区治理主体不健全,以“社会培育”应对社区居民主体性缺失,构成了社区党建“社会建构”的行动逻辑。     

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推进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9年以来,江苏省睢宁县政协在党委领导下,在上级政协指导下,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独特作用,积极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工作,推动实现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村干部“微腐败”行为治理：成效与路径

村干部是区别于国家公务员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亦官亦民的特征使其具有身份上的复合性,具有村民代理人、政府代理人和党的基层干部中的双重或三重身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村干部监督机制存在制度性空白。长期游走在国家监察体系和党的纪律检查体系乃至国家法律体系中的灰色地带,是造成基层村干部“微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且治理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监察体制改革及《监察法》的实施,使村干部被纳入监察机关监督对象和监察职责范畴,对其腐败行为进行的专项治理和常规化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新时代,聚焦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找准监督发力点,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政治化动员机制优势,形成监督合力;完善纪法衔接、法法衔接,发挥党纪国法协同推进的共治效应;实现关口前移,更好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强小微权力监督管理,积极探索推广村级权力清单制度;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建设。     

“欧洲化”对德国福利社团游说功能的影响

福利社团主义曾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德国福利社团的游说活动。福利社团主义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自由市场逻辑之间的冲突,使得"欧洲化"在一方面威胁到了德国福利社团在国内的独特法律地位,另一方面也弱化了福利社团主义对福利社团游说功能的限制作用。为了全面理解"欧洲化"对德国福利社团游说功能的复杂影响,需要扩展"欧洲化"研究中关于"适应性压力"的分析框架,以包含政治层面的适应问题和自下而上的变革机制。根据欧盟治理的形态和目标、福利社团针对欧盟的政治战略以及该战略对它们在国内政治中的游说行为的影响,可以将德国福利社团游说功能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防御阶段、进攻阶段和"双向现代化"阶段。     

加强基层协商 推动乡村善治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