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盗窃罪“秘密性”的取舍——“秘密窃取说”与“平和窃取说”之双重批判

关于盗窃罪的标准,学界提出了＂秘密窃取说＂和＂平和取财说＂。＂秘密窃取说＂坚守概念类型但对概念类型的偏向存在疑问以及易造成处罚的漏洞,＂平和窃取说＂强调处罚公正以及区分标准客观化却忽视对概念类型及立法现实的把握。＂修正的平和窃取说＂结合了两种学说的优势与劣势,以取财方式作为划分标准,以区分盗窃罪、抢夺罪和抢劫罪。＂修正的平和窃取说＂在概念类型的坚持、处罚的公正、立法现实的契合性以及标准的明确性方面更具优势。     

浅析盗窃罪中“秘密窃取”的认定

“秘密窃取”是盗窃罪的核心特征。“秘密”强调行为主观方面的相对性，即“秘密”是行为人对其行为的认识，行为人自以为其行为的秘密性是针对财物控制人而言的，且“秘密”是针对盗窃罪的实行行为而言的。“窃”是区分盗窃罪与其他犯罪的关键，在实行阶段，“窃”与“骗”共存的情况下，应以侵犯财产权的决定性手段为定罪依据。“取”是盗窃罪既遂的表现，即为了实现将财物据为己有的目的而建立起对财物的较被害人更为优越的控制。     

驳盗窃限于秘密窃取的通说主张

通说一直以来秉承盗窃行为应以“秘密窃取”为客观表现，但观察现实生活不难发现，亦有不少盗窃行为客观上并非秘密窃取，而系公开窃取。持“秘密窃取”的通说不仅自身无法自圆其说，而且对于处理现实案件也存有问题.易导致处罚的漏洞，造成不公正现象；同时，依照通说也无法合理地认定盗窃罪以及盗窃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所以，我国刑法理论不如面对现实，坦率承认公然窃取。     

解释论下盗窃罪与抢夺罪界分标准之匡正

对于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分标准,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传统观点以秘密性和公然性作为区别盗窃罪和抢夺罪的关键,而有学者提出的平和窃取说则主张以行为是否暴力性作为区分之标准。以解释论为研究视角,通过对盗窃和抢夺两词进行文理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和比较解释,应当坚持传统观点,反对平和盗窃说,将秘密窃取作为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盗窃罪与抢夺罪的主要区别在于盗窃行为具有秘密性,抢夺行为具有公然性,对于行为人误认为未被财物所有人和保管人发现的情况,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     

盗窃与抢夺界分

关于盗窃罪，目前在学界有秘密窃取说和平窃取说之分；主观的秘密性以及行为的秘密的性质是盗窃的必备要件，所谓公然盗窃并不存在；公然盗窃的存在既不符合对于盗窃的文理解释，也会给当前司法的适用带来混乱；平和窃取说关于抢夺罪具有致人伤亡的危险和对物的暴力既不符合法条规定，也不具有操作可能性；任意性非法占有财物的行为的解决可以引入概括故意理论。     

再论盗窃与抢夺——引入抢劫概念的探讨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盗窃与抢夺行为的界限在于行为的秘密性与否,但是由于这一界限在理论中与实践上遇到了各种挑战,因而备受争议。法学界有新观点借鉴德日刑法理论,认为两行为的区别在于行为的平和与否,引起学界争鸣。抢夺作为介于盗窃罪与抢劫罪之间的罪名,单与盗窃罪进行比较是不全面的,也难以划清界限。不妨引入抢劫罪,借阐述三罪之间的区别,厘清盗窃与抢夺之界限。     

盗窃与抢夺的界限分析

关于盗窃与抢夺的界限划分存在"秘密窃取说"与"平和窃取说"两种观点,而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缺陷:秘密窃取说的问题主要存在于秘密性要件的归属上,而平和窃取说的问题主要在暴力标准的认定上。笔者认为:平和窃取的情况是存在的,而对于以暴力程度作为界分盗窃与抢夺的标准则应当舍弃;"抢夺必然触犯盗窃"的观点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且不符合刑法的解释理念;承认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与法治精神相悖,不宜提倡;盗窃与抢夺这类相似的又具有排他性的犯罪,刑法理论给出的界限往往是缺乏实际价值的,只有合理地提出两罪的构成要件,并联系实际情况,才能有效解决疑难案件的认定问题。     

盗窃罪与侵占罪行为界限的理论纠偏

盗窃罪与侵占罪是一组排他关系的财产犯罪,二罪在行为方式上有区分界限。盗窃罪的行为方式不以秘密性为必要,不允许有暴力,平和地破坏原占有关系是盗窃罪行为的本质特征;非法占为己有是侵占行为,拒不退还、拒不交出是非法占为己有的进一步明确,并不是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易占有为所有是侵占罪行为的本质特征。因而,盗窃罪与侵占罪的行为方式上的界限并不在于行为的秘密性,也不在于是否可以以作为的方式实行,而是侵害占有方式的不同:前者是平和地破坏原占有关系,后者是易占有为所有。     

划清盗窃罪与其他相关相似犯罪的界限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地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它有以下主要特征:(一)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二)客观方面表现为秘密地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所谓秘密窃取,是指犯罪分子采取自认为不使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发觉的方法非法窃取公私财物;(三)主观上是故意的,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盗窃罪是我国刑事犯罪中数量最大的一种犯罪。对于这种犯罪,由于人们比较熟     

论“平和手段”下公然取财的行为性质

公然以平和方式取财的行为，涉及盗窃罪与抢夺罪的交叉地带。“平和窃取说”认为只要手段平和，公然取财仍成立盗窃罪而非抢夺罪，因为抢夺罪必须“对物使用暴力”。然而，在抢夺罪中应使用“对物使用强力”代替“对物使用暴力”之表述。抢夺罪理应包含“夺”和“取”两种行为方式，“对物使用强力”是成立抢夺罪的一个选择性要件，即平和手段亦可成立抢夺罪，且“公然性”是抢夺罪区别于盗窃罪的一个典型特征，因而将公然以平和方式取财行为认定为抢夺罪更合理。     

窃取数字货币行为定性研究

窃取数字货币行为性质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盗窃罪与计算机犯罪的争议。数字货币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不具有"货币"地位。但是,数字货币的价值性、可交易性、不可复制性等使其可以成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财物"。窃取数字货币的行为虽然可能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但是并不必然"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将窃取数字货币的行为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口袋罪思维在计算机犯罪中的体现。数字货币的"数据"属性和"财物"属性的竞合使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盗窃罪构成想象竞合关系,盗窃罪在评价窃取数字货币行为性质时处于优先适用地位,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处于补充适用地位。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构成要件研究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的犯罪客体为国家安全和利益及国家秘密、情报管理秩序，前者为主要客体，后者为次要客体；犯罪客观方面为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     

再论盗窃与抢夺的界分标准

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分,有新旧两种标准.“旧说”以行为人主观上认为是秘密或公然的偷抢行为作为界分标准,“新说”以是否以对物平和的方式抢夺他人紧密占有的财物、具有致人伤亡可能性作为界分标准.公开盗窃超出盗窃罪所能容纳的社会危害性的范畴,符合抢夺罪的构成要件,刑法中也有相应佐证；“旧说”主客观具有一致性,不会扩大抢劫罪的犯罪圈,适应我国当前复杂的刑法实益.     

对诈骗罪“错误认识”与“交付意思”的再思考——以“订购机票案”为例

刑法通说中,诈骗罪是利用对方瑕疵意思转移占有的"交付型"财产犯罪,而盗窃罪是违反对方意思的"夺取型"财产犯罪。对于两罪相关概念的认识和把握,体系解释的方法十分重要。对"交付意思"必要与否的认识,以及对"错误认识"内容的把握不应局限于各自行为阶段范围,而应对其进行整体性解释。"处分意思"在"错误认识"、"交付行为"和"取得财产"三者间起着重要的限定和衔接作用。"错误认识"的内容必须是关于财产处分动机的认识错误。"订购机票案"中被骗者的"错误"并非是财产转移动机的认识错误,客观转移占有的事实违背了受害人的主观意思,所以不符合"交付型"财产犯罪的行为特征,故应当阻却诈骗罪的成立,而认定盗窃罪。     

盗窃被发现后公然夺物的行为定性——兼论"平和手段"下抢夺罪与盗窃罪的界分标准

抢夺罪是指行为人利用或者致使被害人不及抗拒的状态,实施"强力"或者"平和"手段"公然"拿走被害人财物的行为,而盗窃罪则是一种秘行犯,因此界分二者的根本标准在于其取财方式"公然"与否。盗窃未遂时明知被当场发现后继续拿物逃跑的行为已由"秘密"转向"公然",符合于抢夺罪的构成要件,而抢夺罪的罪质重于盗窃罪,对此应以抢夺罪论处。     

利用计算机技术手段窃取他人虚拟财产行为的刑法规制

利用计算机技术手段窃取他人虚拟财产行为如何定罪处罚,是按照盗窃罪等侵财类犯罪定罪处罚,还是按照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抑或是按照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等计算机类犯罪定罪处罚,在刑法理论上与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大争议。从法学理论的角度看,界定窃取虚拟财产行为性质的关键在于区分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如果虚拟财产不属于刑法意义上保护的财产,则不能构成盗窃罪,可能构成计算机类犯罪。如果虚拟财产属于刑法保护的财产,可能同时构成盗窃罪与计算机类犯罪的,应按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关于利用计算机实施有关犯罪的规定处罚,同时,是否影响计算机系统的正常运行是认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应有之义,对利用计算机窃取虚拟财产的定罪处罚还要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司法适用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系《刑法修正案(五)》新增的罪名,其构成要件较为简单,但司法适用上仍存在较多问题.窃取,既包括秘密的非法获取,也包括公开形式的骗取,但不包括夺取、劫取、敲诈、胁迫等方式.非法提供不以信用卡信息资料的合法持有为前提,也不需要“违反法律规定”这一前置性条件,信用卡信息资料的特殊性,决定了对他人信用卡信息加以提供本身就是不法行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认定应与金融领域的行业标准保持一致,准确区分核心信息与非核心信息,且要把握信用卡信息资料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在罪数上,同一主体实施的不同行为,原则上以牵连犯论处;不同主体实施同一行为,原则上以共同犯罪论处；不同主体实施不同行为,对于能够证明各行为人主观上共同犯罪故意的,应当以重罪的共同犯罪论处,而排除单独罪名的适用.     

盗窃罪若干问题探析

盗窃罪作为一种高发性犯罪,在理论上及司法实践中均有重要的研究价价值,在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这一问题上就有四要件和三阶层的争论。除此之外,关于犯罪对象"财物"的属性,盗窃行为"秘密性"的认识,既遂等问题的界定也存在较大的争议,这些理论上的争议,在推动整个立法进程的同时,直接关系到司法实务中对于盗窃罪的定罪量刑。     

论盗窃罪的着手

盗窃罪的"着手"是区分盗窃罪的预备和未遂的分界点,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我国关于盗窃罪的"着手"有三种不同的学说,这三种学说都具有一定的缺陷,都无法科学地认定盗窃罪的"着手"。盗窃罪的"着手"应是行为人在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开始实施窃取行为,该行为具有导致被害人的财产权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性。     

也谈盗窃与抢夺的区分

按我国传统的通说，盗窃与抢夺的区别在于是秘密窃取还是公然（或公开）夺取他人财物，这是由“盗窃”和“抢夺”的字面含义得出的当然结论，具有科学合理性。不从字面含义理解“盗窃”与“抢夺”的“新说”，认为盗窃与抢夺的区别在于对象是否属于他人紧密占有的财物，行为是否构成对物暴力。这种主张不仅无法合理说明，为何不能采取通说却要采用这样的标准来区分盗窃与抢夺，而且增添了区分的难度，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掌握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