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事件探析

在1999年马来西亚大选前夕,马来西亚2095个华人社团共同向参与竞选的各政治派别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诉求,旨在改变那些他们认为是不公平的社会政策,特别是种族间的不平等。诉求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引发了一定范围内华巫种族关系的紧张。为消除这种紧张关系,双方互有妥协,部分关键诉求最终被迫搁置。该诉求是一次典型的政治参与运动,有着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背景。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华社已有多次诉求提出,1999年的大选和巫统的分裂则为其再次提供了现实机遇。然而,由于诉求提出的民间性、偏向性、时效性等特征,该运动因遇到诸多问题并未坚持久远。不过,诉求事件为华社政治参与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使之日益成熟。     

试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人总会组织的发展——以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为例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数量众多,发展迅速,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总会组织是华社力量的凝聚者与组织者,在华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总会组织典型代表的隆雪华堂,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演变与创新,管理日益科学化与制度化.华堂注重华社与社会民生问题,倡导公民社会,在传统中华文化的传承、促进中马关系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马来西亚华人妇女社团组织简析

马来西亚华人妇女社团组织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华人妇女社团组织的形式主要有:专属女性的妇女社团、妇女组或妇女部、华团青年组织中的妇女组织、最高领导机构华总的妇女部门.不同华人妇女社团组织有简单或复杂的内部机构系统.华人妇女社团组织活跃的社会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功效.     

马来西亚华人家庭语言的转变

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在当地多语社会和现代化环境下备受冲击,而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所使用的语言也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本文根据在马来西亚进行的实地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和实例,从夫妻、兄弟姐妹、父子以及祖孙用语四大角度来考察华人家庭语言的现状以及变化,研究对象包括福建、广东、客家、潮州和海南五大华人方言群体.研究证实,马来西亚华人的家庭语言正处于从华人方言逐渐转向华语和英语的历史性过渡中.     

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选择与政治参与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华人政治角色的转换,华人对当地政治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华人的政治地位和政治作用日益加强.马来西亚华人参政的经验为东南亚其他国家华人的政治发展带来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华族文化认同的危机与转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族文化认同的建构形式出现了缓慢而深刻的变化.华教体系在世纪之交面临的变质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使其百年来在华人文化认同建构中作为支配性制度的角色被动摇,甚至逐渐让渡给国家教育体系.这使华教运动渐趋衰落,导致华人文化认同建构形式发生转变,即从抗拒性认同向规划性认同转变,而这种转变逐渐呈现为华人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如果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能在此过程中重振华文教育并使自身文化被合法接纳为国家文化,那么这种危机反倒可能成为保存和延续当地华人文化的转机.     

马来西亚华人的三一教信仰考察

早期,三一教在兴化人中传播。作为一个小的方言群,兴化人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但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三一教也因为兴化人的这一特征而呈现封闭保守的特征。直到近来,以芙蓉志元堂为代表的三一教堂,才开始注重对自身、对三一教的主动宣传与发扬;也有更多其他方言群尤其是闽南人的信众纷纷加入三一教。三一教教堂的宗教特色和活动有其独特之处。     

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领袖研究综述

18世纪开始,随着马来亚各州的开发,华人大规模地移入.到20世纪中叶,大多数华人在当地"落地生根",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民族.然而,华人出洋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保护,面对完全不同于祖籍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华人组建各类社团互助.     

马来西亚的华人新村:人口变化的影响与对策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英国殖民当局建立的"军事"村落,如今已成为马来西亚半岛乡村地区华裔居民的永久"新村"。半个世纪以来,新村的外形保持原状,但是人口、社会与经济情况却不断地在变化,因而当前面对的挑战是如何积极地应付这些变化,使新村成为"有意义"的聚落。本文首先讨论人口增长或下降和人口移动引起的人口变化的情况,接着讨论人口变化对家庭规模及其结构、村民的年龄结构以及新村的"可持续性"的影响,最后探讨把新村建设提升为有活力的住宅区的若干对策。这些对策包括对新村进行规划、提升新村的经济能力、巩固家庭价值观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等。     

关于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形象的问卷调查分析

2011年底,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课题组以"华人对中国的认知"为题对马来西亚华人与其他族裔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本文通过对这次问卷调查的分析,主要探讨了当代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文化上认同中华文化,认为中华文化对他们的生活、事业产生很大影响;经济上认同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并有参与其中的意向;国际影响力上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总体扮演积极的角色;政治上对中国的软实力状况有所保留;国民素质上也对祖籍国民众作出一定程度上的肯定。本文还探讨了马来西亚华人在中国形象传播与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指出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是他们发挥作用的动力。     

"碎片化"社会的政治整合——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探析

复杂多元、碎片化的政治亚文化使马来西亚的各种族、各政党、各团体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削弱了政治整合的效能,而自由民主制度的竞争性特征更加剧了这一趋势。然而,由于各种族、各阶层的政治文化存在着相近的或共融的内容,比如权威主义心理取向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等,再加上政治运作过程中逐渐磨合出的政治妥协、合作和理性等精神,既构成了马来西亚主流政治文化的内在机理,也为马来西亚的政治整合提供了有效的政治文化资源。这种政治文化奠定了马来西亚软权威主义政治的重要基石,从而成为后发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     

华文学习者华文水平及其与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方法,对暨南大学华文学院73名外国留学生进行了调查,旨在了解他们的华文学习水平,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情况,以及华文学习水平与中华文化认知、认同的关系。调查发现,随着华文学习的深入,在春节、中餐、孙中山等文化项目上留学生们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会显著增加;同时,我们还对留学生们进行了直接访谈,结果发现85.5%的被调查者认为学习华文有助于增加他们对华人、中国、华族和中华文化的认知;70%的被调查者认为学习华文有助于增加他们对华人、中国、华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东南亚的中国文化消费

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文化交流的主要表现形式。东南亚地区曾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形成了中国文化消费的传统和群体。本文以2000年至今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输入东南亚的情况为基础,分析利用文化消费的形式扩大中国文化影响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产品在强调传统文化特点的同时,应该充分考虑东南亚民众文化消费的取向,兼顾文化宣传和娱乐受众的目的,从而达到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的目标。     

马华文化/文学本土性的建构策略及其限度析论

作为一个极富争议和内涵的概念,本土(性)在概念、在不同的时空中都可显示出本土内外操作中的艰难、复杂与吊诡,本文力图立足马华文化/文学时空,通过对本土性的建构策略与限度的讨论,希望可为前者的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警醒。为此,相关讨论将以较有代表性的两种模式,即吉尔兹C lifford Geertz和巴赫金M.M.Bakhtin展开论述,同时兼顾现实考量,期望可以探寻出一条可能行之有效的路径来。     

Developers and Speculators: Housing,Ethnic Chinese Business an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Malaysia

Housing has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both the Asian and global financial crises, a decade apart. While there are major differences with respect to these roles, there are also similarities, the most obvious being the links with the banking system. The impact of these crises on the housing sector has been extensively researched, but findings have been overwhelmingly based on aggregate or sector data. Using firm-level data from Malaysia on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uch findings can yield a distorted picture of what actually occurred in real estate markets where contextual factors played a major role. A study of ethnic Chinese businesses, which dominated the Malaysian housing sector, show that the severe impact was primarily on businesses that were over-leveraged and/or that speculated on housing in the expectation of reaping quick returns. They were small compared to the large property businesses that, though affected, survived. Non-residential real estate continued unaffected, fuelled by manufacturing to meet healthy export demand. This, and a political/economic environment accentuated by affirmative action which drove ethnic Chinese businesses toward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speaks powerfully to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in understanding specific housing markets during crises.     

寻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美加新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分析

本文认为加强对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对于华侨华人融入主流社会,充分发挥华侨华人在传承中华文明中的作用,以培育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舆论氛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对文化认同进行了理论阐释,接着分析了美加新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结构,最后探讨了新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原因.文章认为,美国、加拿大新华侨华人为寻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其民族情感是双重的,他们既认同所在国并为所在国效忠,参与所在国的建设与发展;同时在心灵层次上又认同祖籍国的文化,并形成对中华文化深深的情感依恋.双重文化认同在美国和加拿大社会新华侨华人中之所以长期存在,其原因是他们生存发展的需要,民族认同的情感需要,居住国政治体制的二重性和祖籍国政府的支持.     

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民间桥梁:东南亚国家对华友好协会中的华人角色分析

在今天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越来越频繁和多样化的交流活动中,东南亚各国的对华友好协会是这个地区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民间桥梁,而华人精英则不同程度地在各自的协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有的在前台起主导作用,有的在幕后起主导作用,有的担任辅佐角色,也有协会华人尚处于缺位状态。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公共外交中,各国的对华友好协会可以作为公共外交的平台发挥积极作用。     

独立模式对建国初期政治发展的影响: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的比较

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两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通过不同的模式先后摆脱了殖民统治 ,取得民族独立 ,开始走上了探索政治、经济现代化的道路。由于两国独立经历的差异 ,建国初期即第一代国家领导人执政时期 ,两国的政治发展也呈现了各具特色的态势 ,这在领导人的政治意识形态 ,军队在政治中的作用 ,公职人员状况三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砂拉越华族族群母语教育与文化传承的维护:以古晋中华第一中学之兴办为个案研究

砂拉越位于婆罗洲,原为文莱属地,1841年白人拉惹政权建立后,大批华人在其招垦下移入砂拉越。在华文教育萌芽的初期,白人拉惹对其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直至20世纪20年代,因华人社会中的政治运动及海外华侨民族主义在各个华文学校的发展,才颁布学校注册法令,开始干涉砂拉越地区的华文教育。二战后,白人拉惹将砂拉越让渡给英国,新成立的殖民地政府急于统合境内各族群对砂拉越的认同,遂推动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家教育制度,迫使砂拉越华文中等学校在改制成以英语授课的学校或独立中学之间做出选择。为保存族群母语教育,为华族子弟接受母语教育提供机会,在古晋地区创立的中华第一中学,决定成为一间华文独立中学。这间华文独立中学至今仍有千名以上学生,其校园中充满华族文化气息。本文对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的创立、发展、经营作一个案研究,期盼对吾人进一步了解战后砂拉越华族社会族群语言的维护及文化的传承有所助益。     

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

受原乡传统的影响,中国人在向印尼移民的过程中,也把传统的宗教信仰带到了印尼。自有华人定居吧城之时起,就"有人必有庙"。至元明时期,华人庙宇已遍布印尼各地,尤以吧城为盛。吧国公堂是荷兰殖民时期吧城华人处理华人社会内部诸项事务的具有半自治性质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吧国公堂名下有华人四大佛教庙宇,即观音亭、完劫寺、安恤神庙和玄天上帝庙,其中以观音亭建立时间最早、影响最大。为管理与维护上述四大寺庙,公堂设置有专门的"掌庙宇公勃低"一职,还定期安排官员轮值管理不同的寺庙。公堂对华人寺庙的管理,包括主持中元节及清明节祭祀等宗教活动、寺庙的重修与维护、募集善缘题捐、监管寺庙日常工作(包括向荷印殖民政府申请僧人移民来到吧城,负责各寺庙僧众的选任、离职和监管,监督寺庙所属土地及房屋的出租,管理寺庙所属器具,监管寺庙日常收支及处理寺庙与周边民众的纠纷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半自治性质的一种体现。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荷兰殖民统治力量的增强,公堂的自治权逐渐被削弱。二战后印尼政府又对华人宗教活动进行诸多限制,于是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权逐步丧失。1970年代印尼政府更下令将具有华族色彩的庙宇(Klenteng)改为佛寺(Vihara),并禁止华人再建新的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