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农民权利贫困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影响

农民权利贫困与党的执政基础密切相关。农民阶层将长期成为党重要的执政基础。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三方面入手分析当代农民权利贫困的现状,分析农民权利贫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在农村执政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对于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至关重要。同时,还应严重关注农村强势阶层的兴起对党的执政基础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昭通“四重贫困”交织的难题

地处乌蒙山区腹地的云南昭通市作为全国18个集中贫困片区之一,11个县区中有10个是国家重点扶持县。“八七”扶贫攻坚虽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因生态贫困、财政贫困、文化贫困、生活贫困“四重贫困”交织,产生了一系列互相掣肘的矛盾。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

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目前,中国农村已经进入到反贫困的紧要关头。农村的贫困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要使农村贫困居民真正摆脱贫困,就必须在扶贫政策中贯彻发展的理念。笔者发现农村的反贫困主要存在贫困人口脱贫能力不足、贫困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福利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发挥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上游干预原则,削弱贫困文化的影响力,增强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阻断贫困"蔓延"。     

新农村建设中的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研究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所面临的贫困问题更多的是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但在反贫困工作中,农村老年贫困人口问题还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老龄社会的到来,将进一步加大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的严重性。文章分析了导致农村老年贫困的原因,并从经济发展、传统文化、农村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解决途径。     

我国农村的扶贫开发

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可分为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是指某一个人、群体、地区的收入水平和实际生活水准低于社会上其他个人、群体、地区的状态。绝对贫困是指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人们在长时期内无法获得足够的劳动收入来维持一种生理上要求的、被社会文化所接受的、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准的状态。本文主要从后一种意义上研究贫困问题。国际公认，人体需要的最低人均日摄入热量为2100大卡，如果不能保证这个水平、则表明绝对贫困的存在。按照这个标准，目前世界上尚有11亿人为绝对贫困所困扰。我国农村的贫困是旧中国遗留…     

说长论短扬长补短——对贵州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分析与思考

贵州是一个拥有47个民族的贫困山区省。全省人口中87.8％是农民,平均每个农民不足1亩耕地,收入较低。研究贵州群众文化建设必须把研究农村的群众文化建设作为重要课题。这里想粗浅地提出一些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如何扬长避短的见解。贵州农村文化现状——贫困中有富饶 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的发展是受经济基础所制约的。贵州农村经济的贫困,带来农村文化的贫困,其     

基于空间治理视角的城市贫困研究综述

相较于农村贫困,城市贫困是一种在空间上集聚的相对贫困,明晰它的空间特征、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等对于城市贫困的精准治理有着重要作用。为此,应用Citespace科学文献可视化工具,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1052篇城市贫困主题的英文文献(1995—2019年)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2912篇相关中文文献(1981—2019年)进行分析,可从空间视角总结国内外城市贫困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结果表明:研究趋势上,国外对于城市贫困研究的关注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而国内城市贫困的研究起步较晚、增长幅度较大,但在关注度上出现倒U型结构;概念上,从空间视角定义城市贫困多是认为居住区内的人们遭受了不同类型的"剥夺";研究内容上,城市贫困空间的测量与识别、时空动态变化、影响因素分析及大数据的应用等是国内外城市贫困的研究热点;贫困空间的演变及成因上,受居住、种族和阶级隔离等多种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国外的城市贫困呈现由内及外的郊区化现象,而国内城市贫困空间演化较为复杂多变。     

贫困农户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分析——基于精准扶贫视角

在精准扶贫的进程中,贫困农户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减贫可行能力欠缺,成为脱贫攻坚亟待解决的难题。"扶贫先扶智",要充分发挥教育扶贫的作用,构建合理有效的成本补偿机制,减少贫困农户教育投资的支出,降低农户教育投资的风险;要提升贫困地区教育质量,补齐教育资源的短板,满足贫困农户高度异质性的教育投资需求,改变贫困文化的影响;要鼓励引导贫困农户增加教育投资,累积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更多劳动报酬,同时通过教育机制阻断代际贫困传递,提升贫困农户的减贫能力与脱贫质量。     

论虚拟经济与世界文明

虚拟经济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形态。它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本文阐述了虚拟经济与文明价值、文明与文化的关系,评述了信息贫困对文明程度的影响。     

社会主义与消除贫困——析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率先取得胜利后,面临消除贫困的问题。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严峻挑战。列宁对此进行了探索并提出深刻论述。由于他过早去世,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革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取得胜利的,同样面临消除贫困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创造了消除贫困的世界奇迹。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取得巨大成功的有力佐证,具有划时代意义。     

“文化扶贫”与“文化促贫”

“文化扶贫”与“文化促贫”逸竹为了共同富裕，同奔小康，有关文化领导部门和有关团体，已经开始了“文化扶贫”工程。这项工程是鉴于要“治穷”必先“治愚”的实践经验而采取的有效措施。简单说来，就是要对尚处在贫困状态的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村和农民，在普及文化...     

基于农村信息贫困的河北城乡信息化相关因素比较研究

农村信息贫困是中国城乡差距在信息化建设中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严重制约着农村社会的发展。为了解决农村信息贫困,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法,从城乡信息基础设施、劳动力文化程度和劳动力信息渠道等三个方面对河北省564个农民家庭和409个城镇居民家庭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农村信息贫困在城乡信息化发展层面的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区域理论视野下的旅游扶贫

贫困首先是一种区域现象,区域理论成为旅游扶贫的基础理论.用区域理论来理解旅游扶贫,首先,旅游业发展是扶贫的基础;其次,"扶"是手段,包括"扶业"、"扶人"和"扶地"三方面内容;第三,"贫"是扶的对象,既指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又指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实质是区域的欠发达状态.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立贫困人口参与机制、产业整合、区域合作是区域理论视野下"旅游扶贫"的四项基本手段,是促使区域贫困状态向可持续发展状态转变的基本方法.     

中国贫困治理演进逻辑与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战略安排,构建了新时期减贫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在聚焦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提出要巩固脱贫成果、形成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减贫治理进入新阶段。从理论上看,深度贫困与相对贫困既先后递进、又相互依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治理深度贫困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制度借鉴,治理相对贫困又可以巩固当前扶贫成果;从实践来看,消除深度贫困与着手解决相对贫困同等重要,必须聚焦打好脱贫攻坚战和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发展和完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提高减贫治理效能。     

残疾人教育贫困的社会逻辑

探讨残疾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就业三者无法畅通流动的社会原因。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视角下,社会缺乏为接受基础教育后的残疾学生提供进一步实现高等教育的平台,造成残疾学生无法获得较高文化水平和熟练掌握各种职业技能,造就了就业领域的"瓶颈路口";而教育贫困则直接针对残疾人教育水平匮乏的社会原因,认为"标签理论"对残疾群体的污名化是问题的重点,进而呈现残疾人教育贫困的社会逻辑。     

如何识别相对贫困：海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前沿动态

治理相对贫困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其前提是准确识别相对贫困群体和精准测量相对贫困程度。相对收入贫困、多维贫困、增长性贫困和主观贫困是海外学界研究相对贫困的经典视角。相对收入视角将个人或家庭收入与国民收入中位数的特定比例相比较，以此确定相对贫困人群及其分布。这种方法简单灵活但维度单一。多维贫困视角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相对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其核心步骤是多维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各指标阈值的确定。增长性贫困视角来源对增长与减贫关系的反思，这类研究主张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社会公平和培育贫困人口能力有机结合。主观贫困视角承袭了贫困心理学的研究传统，注重相对贫困群体的自我感知和阶层定位，但因其充满主观色彩而遭受诟病。鉴于中国贫困治理议程已由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转向治理相对贫困，对海外相对贫困识别方式展开谱系梳理与前沿追踪，能够为学界探讨中国相对贫困治理问题、精准测量和识别相对贫困人口、绘制中国相对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图提供理论参考。     

文化扶贫:贫困文化视域下扶贫开发的新审思

为了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扶贫开发成为了当下贫困地区的重点工作。助推扶贫开发工作深入开展,路径选择可谓具有多样性。而文化扶贫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的一种选择。立足贫困文化理论的学术视角来解读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思想观念滞后、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价值观念消极等因素严重地制约着当地民众的脱贫致富。因此,当地的文化扶贫工作需要从制度的建构、民众观念的改变、文化产业的开发以及教育资源的供给等方面进行理性审思,方能有助于整体扶贫开发终极目标的实现。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理路

乡风文明建设,不仅关乎农村社会稳定发展,还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具有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农村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期,这不仅给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带来了诸多机遇,还使其面临农村集体经济式微、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减弱、农村文化发展失魂、部分农民不良陋习与"等靠要"贫困心理滋生等现实挑战。有鉴于此,巩固、扩大乡风文明建设已有成果,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主要抓手、以获取农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信任为突破点、以传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移风易俗实践活动为主要治理手段、把消除贫困农民精神贫困作为重要内容,积极探索乡风文明建设的新路径。     

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异化及其原因探析——以黔西南B村为例

通过对黔西南贫困村庄B村的调研发现,以完成脱贫指标为导向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呈现出技术性"被脱贫"、乡村精英对脱贫过程全控制、向上负责与向下脱离等异化状态。这是因为:在制度基础上,扶贫资源项目化和压力型体制之间存在冲突,村干部自主脱贫的空间和能力受限;在结构环境上,税费改革后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村干部转向策略主义的治理逻辑;在乡村文化上,贫困村民生存第一的逻辑及对精英的认同为其提供了土壤。这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经济效益低下和政治上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内卷化。为此,应该转变单一加大扶贫考核力度以及增加扶贫资源输入的方式,进行更为综合的治理改良、提升村庄的治理能力。     

抓党建“引擎” 定“要素”方向——贵州省应急管理厅驻村帮扶工作侧记

地处贵州省罗甸县大山深处的交吾村是一个一类深度贫困村。这里耕地不给力,交通条件差,群众文化程度低,思想观念落后,脱贫门路窄,到2019年初,该村的贫困发生率仍高达40.38%。然而,通过贵州省应急管理厅短短一年的倾心帮扶,交吾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从极端贫困中走了出来,贫困发生率降至1.91%,实现了高质量脱贫出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