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宪政发展的宗教基础初探

始源于欧关社会的宪政作为一种制度文明形式有其生成发展的独特宗教背景，基督教教义所主张人性幽暗的原罪意识为宪政制度设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逻辑起点。同时，基督教会在与世俗政权长期对峙的过程中型构了西欧独特的政教分离的社会格局、多元化的政治秩序，从而提供了宪政制度发展的物理空间和实践条件。     

宪政中的人性预设与制度安排--"以德治国"的宪政分析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应该是建立在特定的人性认识基础之上的.法治与宪政自然也不例外."性善"与"性恶"这两种不同的人性预设,构成了中国的"德治"与西方的"法治"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而对人性"恶"的假设,构成了西方国家宪政的理论基础.这种假设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它在实际的运作中,有可能背离宪政的对权力进行制约以达到对权利进行保护的初衷.中国要进行宪政建设,实行依法治国,必须继承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制度,同时应充分吸收、借鉴和发掘中国文化传统中合理的"德治"思想,作为"依法治国"的补充.这是将"以德治国"纳入我国宪政机制的合理依据.     

政治协商制度的宪政思考

蕴含了协商民主宪政理念的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必要补充，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起构成我国政体的基本要素。宪政体制中的政治协商制度，表现为一种宪政条件下的协商机制，具有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社会疏导、民主监督、决策咨询等宪政价值，在中国宪政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球化进程与中国宪政制度的发展

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的宪政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全球化进程中宪政制度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全球性与本土性的最佳结合，我国要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的途径，促进我国宪政制度的发展。     

“宪政”与“民主”概念辨析

＂宪政＂与＂民主＂涵义不同,在对人性态度、价值倾向、对公共精神和民主的认识、处理过去与未来方式、关注点等方面不同,保障人权是宪政和民主的共同价值目标,民主对宪政起关键性的支持作用,宪政在某些方面支持和促进民主。     

宪政进程中的警政建设——基于对日本警察制度的考察

“警政为新政之基”，警政为宪政的运行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反映出宪政的真实水平。警政建设自身不具有随意的自主性，在宪政的进程中警察制度的每一项设计都是围绕着宪政的核心价值展开。宪政发展为警政发展提出要求。警政在宪政的框架内进行着本土化校正。     

中国宪政的文化分析

在生成背景上,儒家的人性观是造成宪政发育因素的先天缺失,也是后天培养宪政观念的困境所在;中国语境里的宪政已经不是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一种信念力量,特殊的民族历史造就了宪政工具主义观;后发型现代国家使得人们对宪政内容与结果的认识上含混不清,及至造成对宪政建设的忽视。     

现代刑事诉讼生态的民主宪政维度

现代刑事诉讼立基于公民与国家之间刑事纷争的平等对话与理性交涉，蕴含着民主、法治、自由、宪政等现代政治与法律基本理念，民主宪政由此构成现代刑事诉讼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而现代刑事诉讼又是民主宪政的根本保障与制度展开，二者保持着高度和谐互惠及良性互动的制度格局。     

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宪政建设进路

中国的宪政建设需要结合一定的文化（哲学）担当。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均不能独立担当此任，而需要开放式整合和创造性转化，生成切合于文化传承建设之路的宪政文化。研究认为，基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中国的宪政之路必然独具特色：一方面，我们坚持“宪政”法治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结合文化变迁的原理生成和创造适应于时代需求的宪政图景。在此过程中，文化与制度的交互作用体现出来，而普通法系的经验主义原理对于我们在传统与现实间找寻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具有特殊的作用与借鉴价值。     

元规则下的选择——兼论宪政与经济的关系

市场经济下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博弈体现了制度性因素的重要性，而宪政制度无疑是制度因素的根本和源头，如何对作为经济发展起到原动力作用的宪政制度加以有效的规制与设计，作为宪制选择的元规则对于市场经济制无疑具有积极必要意义。     

“五一口号”与共产党宪政理念的提出和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

“五一口号”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明确提出了共产党的宪政理念和建立新型政党关系的构想。这一主张在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中得到了具体的贯彻，确立了新型的政党制度．奠定了新中国宪政制度的基础，对中国宪政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精神，在我国宪法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宪法所确认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     

大赦研究初步（二）

大赦作为非常规也非极端的政治法律形式和手段，具有其他任何政治法律形式和手段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功能，大赦作为或应当作为宪法规定的内容和宪政制度，在现时仍有续存或重建的基础和必要。加强对大赦理论的研究，将其形塑成为现代的宪政制度，具有宪法学术的重大意义和宪政实践的参考价值。     

大赦研究初步

大赦作为非常规也非极端的政治法律形式和手段，具有其他任何政治法律形式和手段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功能，大赦作为或应当作为宪法规定的内容和宪政制度，在现时仍有续存或重建的基础和必要。加强对大赦理论的研究，将其形塑成为现代的宪政制度，具有宪法学术的重大意义和宪政实践的参考价值。     

人性与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即人性。因此，人性是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上的人性善恶说，曾被作为社会制度的预设前提，人性的发展要求也在影响着制度的变革。反之，制度的优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人性的发展。人性与制度的辩证关系，对我国当今的制度创新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大赦研究初步（三）

大赦作为非常规也非极端的政治法律形式和手段，具有其他任何政治法律形式和手段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功能，大赦作为或应当作为宪法规定的内容和宪政制度，在现时仍有续存或重建的基础和必要。加强对大赦理论的研究。将其形塑成为现代的宪政制度，具有宪法学术的重大意义和宪政实践的参考价值。     

制度移植的变异与失败——基于对近代中国宪政的考察

制度移植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主要形式.宪政被移入中国后却发生了变异并最终导致失败:国家主义宪政模式背离了宪政自由主义的本质;全能主义政府背离了有限政府的宪政精神;法治变成了"法制"下的"人治".宪政移植变异与失败的原因在于:移植制度与本土非正式制度的紧张与冲突:中国社会传统缺少宪政基因并存在着反宪政基因;移植制度不...     

新宪政主义视野下的信访制度设计

信访制度的形式悖论及其存废之争,使信访制度的变革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口。新宪政主义具有宪政主义的一般价值,而且相对于传统宪政主义更具有实用性,应该将信访制度置身于新宪政主义的大视野中,理顺信访思维,设计出符合新宪政主义精神的信访制度。     

宪政视野下的政府角色定位研究——对“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的另一角度的思考

西方语境中的政府角色定位凸显这样一个逻辑：即不管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其首先必须是权责对应的政府即立宪政府，宪政是政府角色定位的前提。宪政承载着丰富的内涵和价值理念，其构成了政府角色定位的制度基础。审视中国政府宪政不足的制度环境，完善宪政应为政府角色定位的首要之务。     

权力配置与国家统一：“一国两制”的宪政特色分析

＂一国两制＂是我国地方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日臻完善的理论和制度实践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国两制＂的宪政制度框架下,传统单一制模式下的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统一观念等诸多宪政理论、制度与机制都有了创造性的突破。＂一国两制＂制度的成功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理论的内容,使中国的宪政理论与实践更具＂中国模式＂的鲜明特征与韵味。     

宪政文化与中国宪政模式的建设

民主宪政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尽管宪政的文化基础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但各国宪政模式的选择与确立无不建基于各国的本土文化传统之上.回顾百年中国宪政史,自晚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来到1982年的宪法颁布,中国前后有十几部宪法,但这十几部宪法包括最近这部宪法都没有得到实施.然迄今宪政始终却未能在中华大地上实现.究其两者的原因,固有多端,然宪政文化之缺失乃为其深层次之原因.因此我们在推进当代中国宪政制度建设时,应当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宪政文化,改造传统文化,奠定宪政文化的文化基因;加强宪政理念的宣扬与宪政知识的传播,打造宪政制度实践的民情社会环境;推进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夯实宪政文化的经济基础;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和宪法精神,构建宪政文化的思想基础,以此来构建宪政文化进一步推进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以及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