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与对台政策

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中，台湾的战略地位实际上得到了提升，因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强化美台关系的政策，其主要框架是：强化美台军事安全关系；加强美台“准官方”交往的力度；谨慎对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防止自己被边缘化；着力提升台湾当局的“国际能见度”；重启美台TIFA协商，加强美台经贸关系建设；继续支持台湾的民主政治建设。这些政策的特点是：以军事安全关系为核心，实现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多种功能；以关注岛内民众的各种需求为切入点，与大陆争夺岛内“民意”；以台湾的“民主范式”为样板，推动美式价值观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以对台军售和TIFA建设为抓手，从美台关系中攫取“超额利润”。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将使东亚地区内国家间关系更加复杂，使中美两国本已脆弱的战略互信关系受到进一步挑战，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在一定程度上放缓，并且使美国干预岛内政治进程更为便利。     

国家凝聚力：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

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到国家凝聚力的提出,这是有关社会凝聚力理论研究的新进展,这一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促进民族认同,进而产生民族凝聚力。从民族凝聚力到国家凝聚力的提升,这是一个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发展的过程,国家凝聚力是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要增强国家凝聚力,其路径、方法方式必须从多方面去探索,而且要长期不懈的进行这种探索。在当前,从提高政治认同度入手,开展这方面的尝试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1938年中国共产党政治设计的探讨

1938年，中国共产党作为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以共同的政治目标为依归，以全方位的政治方案为基轴，以多党合作的政治构想为途径，以建立人民民主社会的政治蓝图为核心指向，对国家社会发展进行了理性的筹划和安排。这些政治设计既对抗日战争的政治局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基础。     

民族地区的农民政治认同探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可从地域、民族、文化等三个层面上开展讨论,其较低的认同度则根源于农村经济、民族文化、区域政治等多因素的影响。促进民族文化融合,保持高度政治觉悟,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等,成为提高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度的有效路径和对策。     

论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基础

族际政治整合基础说明了一国族际政治整合的缘起问题,是多个民族共存于一国的条件,能够消解民族自决权和国家主权间的张力,暗含了一国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走向,既具一定的普遍性,又因历史上民族关系、现实中民族状况、国家制度性质和发展水平等因素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互动交融中形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共同利益、有效而连贯的制度设计、渊远而厚实的文化积淀,为族际政治整合、族际关系和谐、民族国家复兴奠定了坚实的认同基础。未来中国深化族际政治整合需不断夯实诸项基础,才能准确把握族际关系良性互动方向和路径,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统一民族国家的认同,增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现实力量!     

论新世纪新阶段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中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加快,但总体上还相对滞后;政治领域,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同步增强,但各民族的政治认同与现代目家建设需要还有一定的差距,民族区域自治得到较大发展,但进一步落实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利仍面临一系列任务;社会交往领域,民族团结合作是主流,但局部的突发性事件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边疆地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仍有特殊的任务;在文化生活领域,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个性模糊的问题日益突出。     

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

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等学派有关制度变迁的解释不同,以奥菲、约翰逊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制度主义者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产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表现在这些国家新掌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上,偶然的政策选择在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等因素的干预作用下,制度变迁以消极型制度设计或积极型制度设计的方式发生。路径偶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研究方法的创新,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智媒时代国家认同图式的挑战与再塑——从“想象的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

国家认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础,需要国家共同体与民众个体的双向互动。增进民族情感是实现国家认同的核心要义,以时空维度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是实现国家认同的理论基础,延续民族文化基因是国家认同的历史逻辑,重构认同图式是实现国家认同的时代诉求。从打破传统桎梏到发挥新时代新技术优势,互联网信息技术不再只是一个载体和工具,更是国家认同图式的时代创新,同时也助力“想象的共同体”的重构与再塑。在数字场域下,信息化、碎片化也带来一定的挑战,不确定性成为常态,如何利用智媒技术凝聚共同体价值共识并强化国家认同感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最终实现命运共同体。唤醒网络空间中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推动对国家共同体的群体认同,不仅有利于达成集体价值共识,更能激发广大民众共通一体的想象,共享历经时代升华后的共同体感。     

文化认同视域中的政治认同

民族凝聚力认同的基础是文化认同,国家凝聚力认同的基础是政治认同。从民族凝聚力提升到国家凝聚力,就是要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达到政治认同。在文化认同的视域中强化政治认同,就要注重文化认同的力量,因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日益紧密,其中政治文化是联结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中介。要获得较为持久的政治认同,需在文化认同的视域中寻找政治认同的现实因素,这些现实因素主要有文化经济、共同利益、价值观认同等。     

越南苗族妇女跨国通婚及国家认同意识变迁研究

跨国通婚在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非常普遍,其缘由及影响引发了众多人类学、社会学学者的关注,尤其是跨国通婚中"跨国者"的归属感问题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通过对云南省马关县老刘寨的参与式观察、与越南苗族妇女交流,笔者发现该特殊群体有明显的国家认同缺失或混乱问题,当地越南苗族妇女国家认同意识的变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根本上来自于政治上的疏离、经济上的失衡和当地文化融入的程度。跨国通婚是长期以来边境民族通婚传统在遭遇现代民族国家时的一个适应性挑战,涉及边疆治理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制定及边疆繁荣稳定,我们应充分尊重边境民族社会的复合多样性特点,以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多元化治理。     

改革开放与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不仅大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也大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从深层看,就是增进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民族认同是民族产生和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民族成员所认同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也不断发展,从而推进民族认同的变化,并制约着民族凝聚力的强弱。民族认同的程度、民族凝聚力的状况。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对民族领导核心的认同程度。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提供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拉开了建设民主、自由、富强的现代中国的序幕;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改变了中华民族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当前,我国社会有两个“认同点”（或“凝聚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民生问题,二是腐败问题。只有坚持全面的改革开放,才能推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才能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东南亚地区在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困境与调适

东南亚地区在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以前,大多是以封建方国或者部族社会的形式存在,并没有向西欧社会那样建立了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的民族主义思潮受到反抗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自由的影响,成为东南亚纷纷独立的重要动力因。但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并没有统一的国家民族认同作为基础,只是作为反抗殖民主义的一种独立意识。而东南亚地区由于先天宗教、民族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些地区在争取独立以后虽然在行政区域上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而存在,但却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民族认同,这成为了阻碍东南亚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困境。东南亚国家在面对这种困境的时候进行了调适来缓解这种认同危机,获得了一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     

析哈贝马斯集体认同理论的局限性

哈贝马斯的集体认同理论,以后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为两大框架,以两德统一、欧洲联盟以及移民与全球化浪潮为三大背景。通过回顾历史、考察当下,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突破民族认同,以宪法爱国主义将取代民族主义。然而,在这片深深扎根于民族主义的土地上能否结出后民族主义的果实？超民族的欧洲共同体是否可欲,致力于构造欧洲认同的宪法爱国主义能否可行？本文认为无论是后民族主义还是宪法爱国主义?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缺陷,在政治实践中也将不可避免地遭遇现实挑战。哈贝马斯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空场之上,注定是在任何一方都找不到牢固的话语根基。     

云南跨境民族有关问题初探

跨境民族，就是居住在国境线两侧的同一民族。国家之间的疆界与民族的地域分界线是不一致的，正如恩格期所说：“没有一条国家的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方的分界线相吻合的”。跨境民族是民族历史发展和近现代国际下政治作用的产物。在当今世界上，同一个民族生活在若干国家，一个国爱包括有若干个民族，并有若干民族跨国境线而居的现象相当普遍。各跨境民族虽然分属于不同国家，有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国家感情，但由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方、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即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共同的历史文化，仍然决定了跨境民族整体的共同性和部分的差异性以及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的基本特点。同时，随着近代以来政治对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作用关系也越来越强，处在不同国家的跨境民族，受不同国家的制度、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各方面的互动性更加明显。因此，跨境民族问题是当代国际政治中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也是边疆民族工作中必须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语境下非民族地区民族认同构建途径

党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发展战略以来,中国社会处于新型城镇化的建构语境之下,民族工作也面临着新的特征和挑战。城市民族工作,就是政治上要把握方向、坚持国策,思路上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工作中要重在平时、争取人心。而"争取人心"的关键步骤,就是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中构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尊重民族差异、保护民族权利、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是并行不悖的。本文探讨了新语境下民族认同模式的构建,分析城镇化进程中民族认同的发展方向和整合途径,在实际工作中塑造和建构具有包容性的民族认同。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民族精神的危机与重构

民族文化是培育民族精神的沃土,民族精神则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民族精神出现了“认同危机”与“失范危机”交织并发的现象。前者表现为文化认同危机,社会认同危机,国家认同危机,政府权威认同危机和政治信仰认同危机。后者表现为公民意识的缺失,民族文化主权的部分丧失,社会诚信资源严重匮乏和道德失范。这些危机会侵蚀公民对国家、社会、民族和政府前途的信心,败坏民族的基本素质,消解中华民族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努力。中国要冲破民族精神危机的藩篱,就要在树立“文化主权”意识的基础上,重新谋划文化安全战略和整合民族文化,建立文化创新体系和公民诚信体系,培育公民意识和新道德规范,重构富有竞争力的中华民族精神机制。     

国家意识的淡化与强烈：中缅边民与台湾公民的国家认同策略对比

文章考察了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国家认同关系较为紧张、中缅边民的国家认同关系却比较和谐的原因，认为大陆与台湾公民的民族国家意识强烈、过分强调“国家”界限，国家认同似乎被置于民族认同之上，而过于强调他者、通过强调和确立他者以确立自我，最终会将自我从他者及群体中分裂出来，故两岸公民的国家认同关系较为紧张；而中缅边民则因其民族认同及国家之间的睦邻友好策略使民族国家意识淡化、国家“界限”模糊，进而将自我与他者混为一体，不强调自我与他者的界限，从而营造了中缅边境及两国之间的长期友谊。总之，台湾的国家认同似乎被置于民族认同之上，而中缅边民的跨境民族则更多地看重民族认同而淡化国家认同。     

试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本文首先梳理了学界有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论述,并对相关观点作了简要的评述,然后采用微观研究的方式,将民族认同进一步细分为民族政治认同、民族经济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并主要集中于民族政治认同、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联性展开了深入的论证,得出了民族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共生与竞争关系,以及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不具有必然联系的结论。     

文化认同视阈下民族团结的巩固和发展

文化是影响民族团结的核心因素。以文化认同增进各民族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是新世纪新阶段巩固和发展我国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发展先进文化,增进各民族的政治认同;强化国家文化认知,增进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     

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

身份政治主要是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某些基于特定身份认同的群体，围绕获得承认和相关权利而产生的政治主张、政治实践和政治关系。当前，身份政治在土耳其国内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中十分突出。总的来说，土耳其拥有多重相互联系的复杂身份认同，并在超国家、国家、次国家三个层面形成身份政治的矛盾困境。从超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存在泛共同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即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矛盾，使其时常陷入超国家认同的迷思，追求与民族国家身份不符的政治目标。在国家层面，土耳其长期受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两对矛盾认同的困扰，以世俗主义为立国之基的土耳其无法摆脱伊斯兰传统的掣肘，作为西方盟友的土耳其又难以彻底融入西方，始终面临向东还是向西的战略困境。从次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之间存在矛盾，以库尔德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群体为争取自身权利进行斗争，甚至走向暴力恐怖主义，给土耳其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甚至因冲突外溢而影响地区安全，阻碍土耳其入盟谈判和融入西方的进程。总之，多层次的身份认同相互交织、相互竞争，使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对外战略面临深刻的身份政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