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的实践与问题——从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现状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

伴随劳动争议日趋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劳动相关立法在实施中对用人单位及劳动者产生了哪些影响？当前劳动争议表现出哪些地区性的特点？其原因是什么？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在纠纷解决中有怎样的倾向选择？带着这些问题,本文针对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的整体状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对西城区劳动争议的现状及其解决方式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特别针对劳动争议调解机制目前在纠纷解决中的地位及适用情况等问题,提出了我们的思考与建议,以期为政府有关部门促进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中西纠纷解决机理的初步比较

中西方在纠纷解决上存在着不同的机理,主要表现在纠纷解决观念、纠纷解决价值、纠纷解决的社会力量强度、不同民族性格影响纠纷解决的方式,通过对两者不同纠纷解决机理形成原因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中西方不同的纠纷解决机理。     

元明清时期国家法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制研究

元明清时期我国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是多元的,并且国家在法律上往往承认这些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合法性,使它们成为国家纠纷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进而构建起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这当中国家对属于民间层次上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进行了相应的立法规制。这个时期国家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主体资格的规制;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能够解决的纠纷范围的规制;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的效力的规制;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制。通过四个方法的法律规制,把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纠纷解决机制融为一体,构建起多元化下的纠纷解决机制体系。     

刘村的纠纷与解决——权威衰落之后的选择

刘村的纠纷大致可以分为村际纠纷、家庭外部纠纷、家庭内部纠纷。在实践中,村际纠纷、家庭外部纠纷更多的是通过司法调解、诉讼等公力救济的方式得到解决,家庭内部纠纷则更多是通过“外戚”界入来解决。刘村内部发生的家庭外部纠纷更多通过公力救济的方式解决与刘村缺乏必要的纠纷解决资源—权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陕西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研究

随着陕西自贸区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不断增多,单一诉讼方式难以满足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特殊性要求,需要探求合理有效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应结合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理论基础,调研陕西自贸区纠纷多元解决的现状及其他自贸区经验,健全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构,完善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运行机制,优化自贸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流程。     

传统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

传统中国存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纠纷解决规则有自生自发性特点,解决纠纷的刑事法律发达,注重实质上的公正。从纠纷解决机制的演变来看,存在从重视调解向重视审判的趋向,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可以使我们有效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试论我国律师调解群体性纠纷制度的构建

当前群体性纠纷日渐增多,而解决纠纷的机构是有限的,导致部分群体性纠纷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调解必将成为新的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力量,但我国法律对律师调解群体性纠纷的规定还略显粗陋,因此,需要构建合适的律师调解群体性纠纷的制度,才能使律师能够依法有效地调解群体性纠纷。     

纠纷解决:司法行政领域可以贡献些什么?

中国的纠纷解决制度不仅应当多元化,而且应当体系化。完整的纠纷解决制度体系包括纠纷预防制度体系、纠纷评估与分流制度体系、纠纷化解制度体系和纠纷辅助化解制度体系。司法行政领域在纠纷解决制度的各个体系中都有广阔的施展空间。     

纠纷解决的社会结构分析：案件社会学引论

纠纷解决研究中具有多种视角。其中,社会结构视角是考察在纠纷解决的全部过程中,纠纷的社会结构即纠纷当事人的社会距离、关系距离、社会特征等因素所发生的各种影响。在中国的语境中,纠纷解决的社会结构分析——案件社会学——将考察在纠纷的发生、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纠纷解决的过程和结果等现象中,社会结构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解决

近年来知识产权纠纷越来越多,诉讼已经无法满足多元化解决纠纷的需求,仲裁、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大量涌现出来,对比以诉讼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不足,以仲裁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有很多优点。但目前在我国,尽管仲裁机构得到一定发展,也以仲裁方式解决了一些知识产权纠纷,但诉讼依然是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主要方式。今后应创造更多条件,让仲裁、调解纠纷解决方式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     

警察解决纠纷机制的功能定位

公安机关虽然不是专门的纠纷解决机关,但在日常警务活动中却承担了大量的纠纷解决工作。从公安机关解决的纠纷情况看,尽管大多数的纠纷所涉及的经济利益并不重大,法律关系也并不复杂,但这些纠纷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暴力因素,因此可以将之归为一种社会危机类型。通过公安机关的及时介入,纠纷主体之间的冲突能够得到及时的干预,较好地避免纠纷被激化后转化为刑事案件的可能。从区域社会之内相对较为完整的纠纷体系角度来看,可以将警察解决纠纷机制的功能定位为一种纠纷（危机）干预机制。     

全球背景下中国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

全球化对中国纠纷解决提出了特殊要求,主要体现为回应型的纠纷解决机理及纠纷解决模式的趋同,在此背景下,应对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反思,并重构当代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     

行政纠纷柔性解决机制构建研究

我国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应对行政纠纷的现状时存在一定的问题,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解决这些问题：强化行政纠纷柔性解决机制的伦理基础,发挥软法在行政纠纷柔性解决机制中的规制作用,加强行政纠纷的柔性预警机制,完善行政纠纷柔性解决机制的法治化。     

论群体性纠纷的预防

群体性纠纷是一种多数人纠纷,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对社会的稳定及经济的发展均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对群体性纠纷进行预防,可以减轻群体性纠纷对经济的冲击,同时可以维护社会稳定。要达到预防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目标,必须对群体性纠纷发生的原因和群体性纠纷的类别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之上,再结合现实情况提出预防策略。     

高校学生惩戒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与问题

当前,我国高校学生惩戒纠纷呈现出类型多样、内容复杂、解决难度较大等特点。学生惩戒纠纷的主要类型有行政纠纷、学术纠纷和民事纠纷等。目前惩戒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校内申诉机制缺陷突出,校外行政解决机制通道不畅,通过诉讼渠道解决障碍较多。构建崭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     

构建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行政纠纷解决制度存在诸多问题,面对日益严峻的纠纷形势,当务之急是完善各项行政纠纷解决制度,构建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从而公正、高效地解决行政纠纷。在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调解和基层负责行政纠纷解决的专门委员会制度位于第一层次,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复议等准司法性的制度位于第二层次,行政诉讼位于第三层次,信访制度作为补充。其中,法院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应当成为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新疆农牧区环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

新疆农牧区环境纠纷数量逐年递增,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结合农牧民环境纠纷解决途径不畅及农牧民对诉讼救济的疏远现状,为及时化解矛盾,有效解决农牧区环境纠纷,应构建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完善新疆农牧区环境纠纷调解制度、行政处理制度,明确乡(镇)政府在纠纷解决中的重要作用。     

从合意到强制:清至民国清水江纠纷文书研究

在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清水江下游的黔东南苗侗等村寨,存在多种形式的纠纷解决文书,以应对当地基于不同主观过错或社会危害程度的各类纠纷。大量纠纷文书的存在既与本地民族特色有关,也与当地官方的制度安排关系密切。由清白字到诉讼相关文书,当事人的自由意志逐渐受到约束,直至由准权威的头人或具有完全权威的官方以单方面意志作出裁决,强制解决纠纷。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官府与国法成为最后一道潜在压力,在纠纷双方重复博弈的过程中,是促成纠纷于民间解决的重要机制。清水江纠纷文书是在"契约文书东来"过程中,汉文化与苗侗民族文化冲击与反应的产物。这些纠纷文书既有汉文化的特色,亦有本土民族特征。各类纠纷文书反映苗侗村寨内部演生的纠纷解决机制有着顽强生命力,与诉讼共同构成当地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     

化解农村土地纠纷 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东方市农村土地确权登记的实践与启示

土地纠纷是当前农村是最突出的矛盾纠纷,是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源头性因素,而土地权属不清引发的土地纠纷比例较高。2011年2月至10月,东方市委组织开展全市土地矛盾纠纷集中专项整治活动,办结66宗土地纠纷案件,其中土地权属纠纷占四分之一。2009年以来,东方市法院受理农村土地权属纠纷183件,判决142件,调解25件,但许多纠纷虽经法院判决,仍难以解决。     

浅议我国ADR的重构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构成和谐社会下的纠纷解决机制,二者均是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然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诉讼解决机制一枝独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逐渐萎缩,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重构我国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