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社会学的知识传统——以关键人物为线索

在"事实/价值"分离的前提下,法律社会学坚持的"事实—解释"立场使其难以进入思想史大传统之列,还常常招致所谓不辨善恶的责难。但是,从发展历程来看,法律社会学不仅在"发现社会"的阶段对社会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的重视,为社会进入思想研究传统的视野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在以经济理性化、宗教世俗化方式重新解释社会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完成了"重构社会"的工作,同时甚至参与了"反思社会"这一未竟的现代性事业。法律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     

科技、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司法检视——以"宜兴胚胎案"为例的分析

在疑难案件中,法律与道德的巨大冲突很容易掩盖科技的"除魅"特性.科技不仅革新了法律纠纷的产生和鉴定方式,还重塑了传统道德的取舍范围.而道德则依赖人生与社会认同的优势,又为科技发展和制定法设定了伦理准则."宜兴胚胎案"的两种裁判就证明,在制定法缺失的情况下,科技与道德将以隐性和显性的方式分别作用于法律解释,并在相互制约中影响司法裁判.然而,受国家法治意愿的影响,法官只是有选择性地接受科技与道德的引导,并最终将裁判结果限缩于法律框架之内.     

西方文明起源时期的法律人——以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为分析框架

在西方文明起源的最初阶段,各个民族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由祭司把持。希腊在进入城邦时代以后,在当时的法律人——作为“立法家”的政治家——的推动下,法律迅速摆脱了宗教的控制,转移到了民众手中,变成了富有弹性的制度。希腊未能发展出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而罗马则在不同时期不同“法律人”的直接推动下,法律最终达到了形式理性化。罗马最初的法学家是祭司,他们将祭司法中的形式主义色彩带到了世俗法中;后来,裁判官在共和国政制下发挥着造法功能,丰富了法律内容;最后,罗马法的抽象性和系统性完全得益于职业法学家们的学术研究工作。由此可见,西方法律在文明起源阶段就已经经历了韦伯所概括的法律发展的四个阶段,其发展过程是曲折的,融合了多个民族的智慧,综合了多种不同法律人的连续努力,而职业法学家团体在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司法裁判中的事实问题——以法律心理学为视角的考察

不管是二元方法论还是一元应用法律观都承认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相对独立性,事实的认定由此成为法官裁判的逻辑起点。但长期以来,法学理论界"重法律、轻事实",对司法裁判中的事实问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而要想了解究竟有哪些因素参与了案件事实的形     

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以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为中心

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是诉讼证明的核心问题 ,也是证据理论和证据规则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 ,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主要来源于程序的正当性 ;在职权主义模式下 ,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则更多地来源于裁判事实的“客观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无法为证明模式的建构提供指导 ,也难以为证据规则的设立提供合理的解释。适当借鉴实用主义哲学的合理因素 ,是重构我国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可行途径。     

论我国民事诉讼的审判逻辑——兼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法律之所以被信仰并普遍适用于维护市民社会秩序中,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对其他规范方式,法律具有某种内在理性和逻辑,使人们得以掌握并反复适用,由此得到的纠纷解决结果因具有规律性和可预见性而被人们普遍接受。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古老法律制度,当然也有其运行的逻辑,这一逻辑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语境下可以通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予以精准表述。以怎样的事实为依据,以哪些法律为准绳是解读民事诉讼审判逻辑的核心问题。     

司法行为及其选择的文化注释——以转型司法中的中国法官为例

转型司法中的中国法官,其司法行为不仅会受当下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而且还更多地要受到一种"清官文化"的因素制约;也即在公共的法律生活中,其任何司法行为的做出,除了回应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系统的要求之外,也更反映出了法官对自身名誉的特别爱惜以及对社会评价的特别注意,同时也是为了尽可能好地完成司法任务并尽可能少的给自己惹麻烦.正是在"清官文化"这一文化容器中,不仅社会--文化的情境性因素作用到了法官的身上,而且,也正是在这一文化的信仰网络里,达致了纠纷中的民众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对于法官角色期待的均衡.     

试论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具体构建——以量刑建议权的本质属性为切入点

本文指出从量刑建议的功能、目的和价值取向来分析,其具有法律监督的本质属性,必须以强化其法律监督属性为宗旨来构建量刑建议制度。     

论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差异与融合--以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坳瑶为例

坳瑶的婚丧习惯法(以广西金秀坳瑶为研究蓝本)是坳瑶同胞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内生而成的,对于保障坳瑶家庭与族群的和谐稳定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文章认为在我国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既要正视坳瑶婚丧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客观差异,也要正确认识到二者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而从经济与法律文化基础,以及立法、司法等方面着手推动二者的融合,以此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     

合法行为的规范体系问题——以民法学为考察领域

着眼于具体事实意义上的法律事实,无法妥当解释行为在民法中的归类安排,只有将视角转换到规范的构成要件,才能理顺行为的体系架构。在合法与违法区分的基点上,合法行为尽管与违法行为是逻辑上的两极,但它实际是行为体系的基础面,两者在具体行为上完全可能衔接或者重叠。这一形式区分但实质关联的规范关系,同样适用于合法行为的下级行为之间...     

论民法任意性规范的合宪性解释——以余丽诉新浪网公司案为切入点

民法以任意性规范居多,它虽然契合了私法自治的需要,但却容易导致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不足。因此,法官在适用任意性规范时,需要多从保护不足的角度出发,对任意性规范进行合宪性解释,对保护不足的漏洞予以填补。当然,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运用不能无视私法自治原则的功能和意义,因此只有当私法自治到了名存实亡的边缘,才应有合宪性解释方法的适用。     

论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以国家法律对家族长权力的确认为视角

中国传统家族司法是当今法律文化研究的重点,其司法主体如何在司法过程中实施司法权和国家如何看待这一权力的应用,引发了对传统家族长权力现代变迁的深刻思考。我们在理解国家法律与基层司法相结合治理社会这一法律文化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能够得出现代家族长的权力与民族现代化发展互容互补的结论。     

论仲裁与诉讼的关系——以司法有限干预为切入点

仲裁与诉讼是两种解决法律纠纷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解决民商事问题的有效规则和法律程序。实践中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特点、优势不同,其作用、价值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近年来,我国民事仲裁程序出现了一些非良性诉讼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而且其自身优越性也渐渐的弱化,所以正面临着争议解决方式改变之威胁;诉讼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维权时间拉得太长,而且费用也比较高,容易给人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本文将对仲裁、诉讼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以司法有限干预为切入点,就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效融合,谈一下自己的观点和认识,以供参考。     

论加强对侦查权的法律监督——以司法规律为视角

刑事错案屡屡发生,与侦查权被滥用紧密相关。对侦查权的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是防止侦查权滥用和异化、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为减少和防止错案发生,迫切需要加强对侦查权的法律监督。把握对侦查权法律监督的内在规律是加强和完善该项工作的基础。本文从侦查权法律监督的历史发展入手总结了其内在规律,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在规律指引下从立法层面和工作机制层面提出了加强侦查权法律监督的建议。     

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兼议值得当事人信赖的民事审判权运行方式

在社会转型时期,司法承担着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司法的可接受性是指司法所具有的能够让当事人及一般社会成员认同、信任和接受的属性.[1]裁判的过程和结果能否被当事人认同并接受,关系到纠纷能否有效解决.然而,受法制传统薄弱与法制现状的制约、转型期纠纷大量爆发与司法资源有限性的冲突、司法改革举措不完善与司法公...     

当代法学的历史使命——以中国法治建设为指向的法对策学思考

法学的历史使命是维护并阐释某种法治秩序。当代法学首先是根植于中国法律实践,阐释实践中的两个法律样本即技术性样本和政治性样本。政治性样本始终与现实的政治话语纠葛在一起,但作为一种政治智慧,要将社会问题司法化,同时避免司法问题的泛政治化,特别是不能超越法律规范。从这个角度说,法律可以被利用,但却不能被违反。纵观法治建设的历史,有革命式和渐进式两种模式。中国法治建设不能生拉硬扯,应该顺应历史和时空条件,走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法治之道。在经济改革拉动下的私法制度基本形成之后,下一步,应该在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的推进下,寻找建构法治秩序的突破口,完善社会法域和公法域的基本制度,在实践中形成中国式的法治秩序。     

法律冲突:判断抑或裁决——以法官的审案遭遇为视角

在涉及多个法律规定可能适用于同一案件的情形下,法官必须首先对该多个法律规定的关系包括是否存在冲突或抵触进行判断或确认。这是法官对法律适用选择的前提性作业,并且与其他所有判断一样靠的是知识、经验或技术而无需权力的介入。因此它并不需要法律的特别赋权,也不属于立法法规定的送请裁决的事项范围。诚然,法官在对法律冲突进行判断的过程中,包含着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的审查。但这种审查只是适用性的审查或者叫"牵连审查",与以废改同上位法抵触的下位法或宣告该下位法无效为目的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它所体现的是国家统一司法权的工具性运用,与人大对法院的单向监督制并不相悖。基此,对"有限司法审查"应作如此纠偏:法院对法律规范及其相互间冲突的审查,应予限制的是审查方式而非审查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