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论语》中的君子人格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深入研读《论语》可以发现，孔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其实并不是后世儒者所称道的“圣人”、“仁人”、“士”而是“君子”。本文对孔子的理想人格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指出了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人格，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君子人格的品质特征，认为孔子所设计的君子人格是集“知”、“仁”、“礼”、“勇”为一体的道德伦理人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工程，不仅需要经济和制度层面的保障，还需要道德伦理层面的考量，因此，作为道德伦理人格的君子人格就对我们针砭时弊，提升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和价值追求，构建和谐社会的德性之维具有重大的意义。     

“通知”、“通告”、“通报”的辨析

“通知”、“通告”和“通报”是三个分别都含有“通”字的文种，正确区分和恰如其分地选用它们是我们写好行政公文的基础。     

＂参与式＂扶贫视角下山东省＂第一书记＂政策思考——以菏泽市郓城县为例

“参与式”扶贫注重培养贫困群体自我发展意识，克服了传统“输血”式扶贫模式的短期效果，是农村扶贫开发方式的探索和创新。作为“参与式”扶贫模式的有益尝试，山东省“第一书记”政策实现了政府扶贫计划与当地群众意愿有机结合，开创了农村扶贫工作的新局面。基于山东省“第一书记”政策实施情况调研，从“参与式”扶贫视角对比传统扶贫模式的不足和参与式扶贫的优势，并结合山东省“第一书记”政策实施成效展开实证分析。     

立足“做人” 突出“做事”

做好办公室工作，对于提高执行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要切实解决好“怕”、“松”、“满”、“旧”、“空”、“浮”、“软”、“廉”和不愿学、不会学、不精学等问题，真正做到“保护和支持敢想敢干、敢闯敢试、敢做敢当的干部；保护改革者，善待挫折者，宽容失败者，激励创新者”，努力营造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更重要的是必须立足“做人”，突出“做事”。     

“和而不同”：量刑思想的指向

量刑活动基本上可以分疏为两条路径：量刑规范化和量刑个别化。“和而不同”恰是对量刑活动之量刑思想的精当概括。其中，“和”是量刑规范化的思想指向，“不同”是量刑个别化的思想指向。体现“和”之意蕴的量刑规范化与体现“不同”之要旨的量刑个别化共同筑成体现“和谐”意境的量刑机制。     

论多元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从90年代以来军旅英雄形象的新变化谈起

英雄主义历来是军旅小说表现的主旋律，军旅小说以人物形象塑造为基本手段，通过对人物的性格分析和描写，潜移默化地表达作者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理想。90年代以来，军旅文学塑造出了许多成功的英雄形象，但当下的研究对英雄形象进行单个论述的较多，特别是“碎片英雄”和“另类英雄”，全面归纳鲜有，而且对其类型多有提及但少有阐释。本文从多元化时代的文化语境入手，对90后塑造的具有时代意义的英雄形象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并结合英雄成长的语境对教育培养的方法作以浅显的探讨。     

当代经济伦理视域中的“义”“利”问题

“重利轻义”和过分的“重义轻利”都不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是“义利统一”的正确义利观，这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当代我国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发展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坚持“义利统一”必须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人民利益的统一，必须坚持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统一，必须坚持求利目的与求利手段的统一。     

《论语》中“君子儒”与“小人儒”考辨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及其弟子多次提到“君子”、“小人”的字眼。在不同的时代，“君子”、“小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孔子又对学生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到底何为“君子”、“小人”，何为“君子儒”、“小人儒”。关于这两个问题，几千年来无数学者一直争论不休、看法不一，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这里也尽力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君子”与“小人”、“君子儒”与“小人儒”、“义”与“利”稍作论述。     

中国共产党“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不变”与“变”

“两个务必”和“三个务必”一脉相承，都是对党的建设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冷静思考，是党应对风险考验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利器。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有其坚守的不变，即：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目标不变，追求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不变，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不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进取精神不变；也有因时代变迁、实践变化而“变”的一面，即：党的角色地位更重，面临的时代挑战更大，人民的要求更高。     

关于“严打”若干问题的思考

二十多年来我国开展“严打”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表明，要更好地实现“严打”斗争的预期目标，我们就必须明确“严打”主体，体现工作重心；细化“严打”对象，明确“严打”目标；研究“严打”斗争策略，体现“严打”特色；控制“严打”成本，提高“严打”效益；巩固“严打”成果，建立长效机制。     

汉语“又”的日译

“又”是汉语中的一个常用副词，同时也是日语中的一个汉字，读作“”。尽管如此，两者在意思及用法上并不等同。“”是汉语“又”的基本译法，但由于汉语“又”具有更多的含义及使用方法，所以在日语中也有其他各种不同的译法。     

基于知识产权视角中的“山寨”分析

“山寨”文化对当前经济和社会带来十分深远影响，但是因为知识产权缘故，“山寨”文化饱受争议，引发了知识产权司法界和管理界广泛关注。文章在对“山寨”和知识产权内涵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知识产权的基本功能，从知识产权的角度对“山寨”现象进行分析。     

两岸政治定位与“一中三宪”

随着“九二共识”的不断空洞化以及法理保障的缺乏，维护和保障两岸和平发展的持续性发展难度加大。两岸关系的发展需要对“你是谁，我是谁，我们谁”作出清晰的认知和共识，两岸政治定位激发了两岸学者的探讨和各种主张的提出。台湾学者张亚中提出“一中三宪”的定位基于两岸现实，符合两岸发展方向和中国前途，也为完善“九二共识”提供了思路。但是“一中三宪”还存在诸多质疑之处，值得学术界考究。     

新时期组工干部要在“两多”“三勤”“四心”上下功关

组织部门是党委的重要职能部门。在新时期，要把组工干部培养和造就成“党性强、作风正、工作实、业务精”的干部队伍。必须在“两多”、“三勤”、“四心”上下功夫，提高两个基本功，六个能力，树立四个新形象。     

周恩来限制“文化大革命”范围的三次努力

周恩来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工作的“总管家”，面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动乱局面，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肩负起处理“革命”与“生产”现实关系的重担，其基本目标，是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限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范围。为此，他进行了三次努力，中心是紧紧抓住工农业生产不放松，突出强调运动要有领导、有秩序、分期分批地进行，以图尽力稳定国民经济这根支柱。其实质，就是同极“左”思潮及林彪、江青等人搞乱全国、乱中夺权阴谋的正义斗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坚毅沉着，审时度势，忍辱负重，殚精竭虑，以其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品格，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中和作用，从而也使自己的威望达到人生的高峰。     

从《论语》中看孔子儒家伦理道德思想

《论语》记录了孔子、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的言行。孔子开创了“内圣外王”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它有别于之前以“儒”为职业的儒家．本文侧重孔子儒家关于“内圣”和“修身”方面的论述。     

从“生态人”假设到人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生态人”的假设模型成了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但是，马克思理论探索的出发点是处于具体历史境遇中的“现实的个人”和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而不是提出某种人性假设，或者设计某种自然状态。因此，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根据马克思理论探索的前提和方法论，我们的任务不是提出“生态人”的假设模型，而是提出入的“生态化”生活方式，阐明形成“生态化”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文化观念支撑和社会力量。     

发挥

一位著名企业家在作报告。当听众询问他最成功的做法时，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只是并没有画圆满，留下了一个缺口。他反问道：“这是什么？”“零”、“圈”、“未完成的事业”、“成功”，台下的听众七嘴八舌地答道。他对这些回答未置可否：“其实，这只是一个未画完整的句号。     

邓小平“不争论”思想的当代诠释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不争论”的本意，是在改革开放的具体举措上不要争论姓“资”姓“社”，而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但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则必须分清姓“资”姓“社”。在当前关于中国改革的争论中，核心问题也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正确理解邓小平关于“不争论”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台湾“精省”工程改革及其政治影响刍议

1997年台湾地区的“精省”工程改革，使得台湾省的地位、组织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由原来的地方自治团体性质的公法人变成了不具有地方自治团体性质的公法人。省虽然不再是地方自治团体，但仍具有地方制度层级的地位。较之台湾省在1997年“精省”工程改革后才被虚级化，福建省则早巳被虚置，所以虽经1997年“精省”工程改革，福建省的地位仍不受影响。精省”工程改革对台湾纵向行政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