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理天才冯·诺伊曼

从上个世纪到如今，谁是最伟大的数学家？绝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把票投给冯·诺伊曼。他不仅是位杰出的数学家，而且还是“计算机科学”、“数理经济学”的奠基人。这位学识渊博的绝顶天才去世时还不到54岁，可谓英年早逝，应了一句话：天才是从两头点燃的蜡烛，明亮，但不长久。     

论我国空间权法律制度之完善

随着土地利用的立体化，土地空间权利观念和空间权法律制度在西方各国相继建立。而我国无论在土地立体利用的实践层面，还是在土地立体利用的立法层面，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空间权的性质应为对一定空间上所设定的各种空间权利的抽象概括；空间权的体系应包含空间所有权和空间利用权。我国应当更新立法的基本思路，将“空间”明确规定在“物”的定义中，在“所有权”一章中设立空间所有权，设立独立的空间地上权，完善对权利冲突的协调，建立空间权登记制度。     

智者之忧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无疑算是个智者了。他在2005年9月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访问时。谈到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美国。说面对东方的新竞争者，“美国感受到了压力，因为美国社会已经几乎不再节约。我们是一个只关心自己和现在的社会。我们不考虑别人和明天”。对于美国的年轻一代，他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在过去，长大后成为数学家的聪明孩子玩有挑战性的拼图游戏。如今的孩子在经常看电视。     

德国入室盗窃犯罪与预防研究

入室犯罪一直被世界各国视为一种影响公共安全感的严重犯罪。为预防此类犯罪，曾有人提出“情境预防”，但它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要研究犯罪预防必先研究犯罪人。德国学者通过对在押的盗窃犯进行问卷等实证调查，提出了“空间防御战略”、加强“非正式社会控制”和“对重点人员即青少年的教育”等预防策略。     

艾兰·图灵：计算机世界第一人

众所周知，“诺贝尔奖”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奖项，但仅用于奖励那些在物理、化学、文学、医学、经济学与促进世界和平等方面做出开拓性重大贡献的人士。“图灵奖”则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有“计算机界诺贝尔奖”之称。设立这个大奖，既是为了促进计算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为了纪念天才数学家、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艾兰·图灵。     

论国际法框架下“东突”恐怖主义的治理

“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各国积极开展反恐行动。中国也深受“东突”恐怖主义的危害。我国应推动反恐怖主义国际协议的签订，加强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司法合作．同时也应注重加大国内反恐怖主义的立法工作。反恐怖主义不是一国之事，需要国内和国际力量的共同努力，这就需要将反恐怖主义的行动统一到国际法的框架之内，“东突”恐怖主义的治理也不例外。     

美国“平等-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于“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暴露出的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两级分化现象，可以用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的“不平等政治”与“平等政治”相互转换的分析理论来解释。在他看来，美国的政治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的平等或不平等决定着经济社会的平等或不平等；美国不平等政治与平等政治的转换经历了“严重不平等”的“前新政”时期、“相对平等”的“新政”时期和“高度不平等”的保守主义政治时期这三个阶段；美国正面临着走向新平等政治并实现贫富差距“大缓和”的历史机遇。然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却表明，美国的不平等政治仍然在延续，美国至今未能从制度上解决“平等一不平等政治”周期性转换这一政治不公平问题。由此可以得出如下启示：在当今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有“良知”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不仅要推进民主政治，还应该正视“平等一不平等政治”的周期率，并努力超越不平等政治，施行公平政治，以此推进经济社会的公平发展。     

互联网管制背景下的网络人权保障体系探析

互联网作为一把“双刃剑”，既创造了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又打开了传播不良信息的方便之门。互联网管制已引起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并逐渐成为全球性共识。但是，各国管制互联网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就是在一国内对互联网管制的声音也是不同。这引发了对管制的标准和限度的争执，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有关互联网管制是否侵犯人权以及如何保障人权的讨论。以“网络人权保障”作为互联网管制的标准可以合理地限定互联网管制的范围，为国际间有关互联网管制争议提供对话的平台，也为指导我国互联网管制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应警惕和避免落入完全以西方人权观为标准的“网络帝国主义”的圈套。     

空间正义视角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空间生产与建构路径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遭遇严重的空间生产正义问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彰显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实现空间生产正义是其价值导向。差异性和异质性空间生产消解地理空间不平衡发展，符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纠正空间生产非正义难题和坚持空间生产正义的实践性要求。为此，要以创新驱动优化供给端，丰富空间产品种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WTO与中国产品责任的客体研究

产品责任法是本世纪以来在各主要发达国家新兴出现的，各国立法都采用“产品”一词作为产品责任的客体，但认定产品的范围有所不同，从趋势来看，“产品”的范围在逐步扩大。本文从分析“产品”定义入手，比较各国的“产品”法律界定，来研究我国加入WTO后产品责任法的客体——“产品”的法律界定。     

试论国家对外战略和外交的类型

关于国家对外战略和外交的类型，各国学者提出过许多分类标准。我们认为，应从“当代国家类型”、“各国主权平等”和“国际主要矛盾”三个角度综合考虑，并以主权原则为主，来划分国家对外战略和外交的类型。     

理性分析与法律规制：“测谎仪”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运用

“测谎仪”以特殊作用机理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世界各国对“测谎仪”及测谎技术的考量，不难发现各国对“测谎仪”的使用存在不同的看法．这也加剧对“测谎仪”适用的争议。针对司法实践中对“测谎仪”的诘问，客观、理性的做法是：加强对“测谎仪”使用的法律规制．使其运用规范化、科学化、法律化。     

论大陆法系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在大陆法系各国，诚实信用原则有不同的称谓。法国民法中称为“善意”原则，德国民法中称为“诚实和信用”原则，而日本民法中则称为“信义诚实”原则。尽管称谓各异，但其本意都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要诚实行事，不诈不欺，洛守诺言，讲究信用，在谋求个人利益时要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现代西方，诚实信用原则被奉为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有学者称之为“帝王条款”、“超级调整规范”。大多数学者认为，诚信原则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一种支配地位。由于诚信原则位阶极高，又很抽象，几乎无法穷尽其内涵。这里仅从以下三个方…     

拆迁安置社区的空间治理转向与实践进路

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推动了传统村落向城市社区的空间转移，剧烈的生活变迁与演变的空间生产机制导致拆迁安置社区成为空间失序发生的场域。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出发，拆迁安置社区面临着公共空间的“同质”与“弱化”、文化空间的“衰落”与“耗散”、生计空间的“脆弱”与“剥离”以及社会空间的“断裂”与“区隔”。市场逻辑下的制度构想空间与生活逻辑下的实践空间的对立，以及非均衡的空间生产机制造成了拆迁安置社区的治理困境。应通过党建引领、物管创新、居民赋能等实践进路推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将居民培育为空间实践主体，重新粘合破碎、悬浮的治理空间。     

空间生产思想发展轨迹辨正：从“两座高峰论”到“三个阶梯说”

亨利·列斐伏尔、大卫·哈维是对“空间生产”问题做过深入系统研究的“双子座”，长期以来，学术界把列斐伏尔和哈维看作是“空间生产”思想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但笔者认为，列氏和哈氏两位大师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各自的研究中都不约而同地“回归”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不断吸收和汲取营养。因此，与其说列斐伏尔和哈维是“空间生产”思想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不如说卡尔·马克思、亨利·列斐伏尔与大卫·哈维是“空间生产”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梯”，因为他们三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三阶递进关系。深入发掘马克思、列斐伏尔和哈维“空间生产”思想发展和衍化的内在逻辑，其意义不仅在于理论史、思想史，对增强我们的空间意识以及发展空间生产的实践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知觉在审美空间中

知觉是人们融合了感性和理性的一种认知形式和状态，审美则以一定的知觉能力为前提。“审美空间”应该说是创作者在审美空间中的创作．同时也是指审美肯往“审美空间”中的审美。创作者在“审美空间”中融入了想象性感悟，审美者在“审美空间”中也得以开启了想象性感悟。     

积极的底层行动者：数字无产者的形成及其对数字空间的重塑

数字经济下，平台中规模巨大的底层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境遇及其发展关系着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社会团结。从平台“草根”直播劳动过程可以看出，“无内容”“无产品”“无流量”的底层主播的劳动过程生产了低端的数字空间。数字劳动生产的空间化促成了数字无产者的形成，同时积蓄了重塑空间正义的社会力量。生产过程的空间重叠、生产关系的空间分离以及数字劳动分工共同塑造了“数字茧房”,劳动者在空间实践中完成了数字空间再生产，这一过程也使劳动者自身无意识地成为“数字无产者”。数字无产者争取空间正义的实践也积蓄着“破茧成蝶”的力量，重构消费性、社会性与历史性的表征空间是实现底层数字劳动正义的重要策略。     

攻城、奥运与人类的进步

战国初年，楚惠王要去攻打宋国。他重用巧匠公输般，发明攻城云梯，挑起“军备竞赛”，各国十分恐慌。 墨子见状，就跑到楚国去劝公输般。可云梯已经造好，打不打已由不得公输般说。     

正确认识网络环境下的冗余信息

“冗余信息”是近些年提到比较多的一个词,但人们并未对其进行过深入研究,而通常只是笼统地把它理解为“无效信息”和“垃圾信息”(包括本人在先前写的文章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和不准确的。一、冗余是信息的复现“冗余信息”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由信息论创始人、数学家香农与韦弗一起提出的传播数学模式中,他们把信息传播过程中为克服“噪音”而必须重复的信息称作“冗余信息”。从这个观点看,“冗余信息”的出现似乎是必然的,因为,必要的“冗余信息”可以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对信息的有效认知。“冗余信息”并非“…     

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社会的文化影响及各国文化选择简

马克思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客观上充当了资本主义文化传播的“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但其进步性影响是有限的，它导致了殖民地奢侈之风的盛行和民族文化的自卑情结。马克思既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强调文化的继承性，他根据东方各国的殖民化程度不同，在文化选择上分为“植入”型、被迫开放与自主选择相结合型、主动学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