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社会资本共舞 改革创新促多方共赢——贵州力推PPP模式助力弯道取直跨越发展

正贵州省促进民间投资和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项目合作推进会近日在贵阳召开。此次推进会共有省内外500余家企业参会,其中中央企业40多家,民营企业300多家。会上向社会新推出152个PPP项目,总投资额1532亿元,现场成功签约12个项目,引进546.55亿元民间资本。全省首家PPP产业联盟也在大会上揭牌成立,首批成员34个,其中中央企业12个,民营企业22个。目前,贵州省有1665个项目录入     

共担风险视角下的PPP协同治理

作为公共品供给模式的创新,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革新了公共项目运作模式,引发了公共服务领域及项目自身的协同治理效应.从PPP项目全生命周期来看,PPP治理是一系列风险治理的过程,其中对共担风险的妥善治理尤为重要.PPP共担风险来自风险共担体外或合作共同体整体,具有外生性、集成性及不可控性,这些特性直接导致了...     

成都市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机制研究

公共产品配置应发挥政府、市场及当事人自治各自优势。引入民间资本参与水利建设,有助于弥补资金缺口、提高项目建设和运营效率、改善水利公共服务的供给。成都应克服民间资本参与水利建设的障碍,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在项目产权改革、投融资方式、监管机制等方面完善民间资本参与水利建设的机制。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引入PPP模式研究——以北京地铁四号线为例

轨道交通建设作为“社会先行资本”(SOC)的重要内容,其建设运营管理模式直接制约于政府财力和治理水平,对于走向成熟市场经济的中国,原有的政府管理模式以及财政投融资已经不能满足轨道交通建设需要,而PPP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风险、利益共担的模式,不仅可以减轻政府投资压力、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公共领域市场化建设,更能够倒逼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北京地铁四号线是国内第一条引入外资并且采取PPP模式建设的地铁线路,为PPP模式的推广发挥了示范性作用,但后期的其他线路仍主要采取了政府投资建设的模式(亦庄线采取了BT模式).如何在轨道交通建设实践中推广PPP,并且切实以PPP推动政府治理水平,都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     

开启直接融资大时代——贵州省推广PPP模式及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迈出坚实步伐

<正>相较传统融资平台以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PPP模式主要是以股权、新型债券品种为主的直接融资,PPP模式下的政府融资将"开启直接融资大时代"。4月10日,贵州省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暨金政企融资项目推介会举行,推介会当天PPP现场签约总金额近528亿元,其中包括都匀市政府与北京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2.77亿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正安县政府与贵州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五性五融”破解PPP难题

正贵州正通过"五性五融"等措施,解决PPP项目落地难度加大、社会资本参与度不高、专业技术力量不足、部分项目实施还不够规范、地区间推进不均衡等问题。紫云自治县提交审核的10个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因不符合入库要求被退回;剑河县提交审核15个项目,被退回14个;三都自治县多数项目入     

PPP项目的动态风险管理与监督机制

通过PPP模式使用私营资本建设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的方法。在我国,PPP模式主要运用于水务、燃气、收费道路、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PPP项目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运作程序十分繁杂。妥善安排各参与方在项目中的权利和义务,完善项目结构,合理分担项目的风险是PPP项目成功的基础。     

PPP模式

正PPP模式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为了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贵州PPP模式始于2015年6月,目前主要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摘登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交通运输建设。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参股等方式投资建设公路、水运、港口码头、民用机场、通用航空设施等项目。○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水利工程建设。     

我国环保类PPP项目中政府责任问题浅析

在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面临调整的新常态背景下,要实现绿色发展战略,环保类PPP项目被广泛应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作为项目的提供者、规则制定者与监督者,政府责任因素至关重要。本文以政府责任为立足点,结合我国环保类PPP项目应用现状,归纳总结政府主要的责任缺失方面(法律变更、需求匹配、权利监督、政府信用),进而提出政府在PPP模式下应该积极匹配需求、信息共享,完善法律规则,建立监督网络,加强政府信用,以有效推行PPP模式在环保领域的应用。     

促进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的若干建议

一、加快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一)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大胆放手让区域内外的各类企业包括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参与西部产业结构调整政府不要代替企业和市场去争投资、选项目和分配资源,而应当集中精力改善西部投资经商的软硬环境,创造使西部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制度条件和市场条件。特别是加紧培育资本市场和经营者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增强西部地区对稀缺生产要素的吸引力。西部各级政府在地方性基础设施项目上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但也可以吸引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参与建设,并引入竞争机制。     

当前我国PPP管理的规范与创新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简称PPP)在我国的推广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产生的问题也必须加以规范和解决。创新是PPP发展的动力源泉,没有创新PPP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同样,没有规范的创新,就会出现各种各样伪PPP模式,影响PPP健康发展。PPP在我国已由一种融资模式演变为一种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已有政策应当进一步细化,并完善PPP的管理标准。规范的PPP模式一定得按规范的流程进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也是规范PPP管理的重要环节。未来PPP必然是在不断创新的规范管理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需要。     

乌鲁木齐推进PPP模式难点和对策研究

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PPP)模式,是拓宽公共投资项目资金来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共产品(服务)质量及其供给效率、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在此简要回顾了乌鲁木齐市推进PPP模式的进展情况,对存在的难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从完善法规制度、健全体制机制、加强人才培养、强化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     

社会资本视阈下我国公民政策参与路径探析

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存在着社会诚信缺失、制度和规则不健全、社会治理不优化、传统政策过程的路径依赖等问题,制约了公民政策参与.为此,需要我国从重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加强公民政策参与的法制建设、发展公民政策参与的组织载体、促进社会资本与协商民主良性互动等方面来实现社会资本对公民政策参与积极作用.     

PPP模式让百姓享多样化公共服务

正2016年,贵州省共有1788个项目录入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投资总额近16000亿元,数据均为全国第一。“水变清了、岸变绿了、景色变美了,我们的母亲河又重新回来了,居住的环境也有了灵气。”贵阳市民蔡桂芬在南明河附近散步时不禁感慨。曾经发黑发臭的南明河重获新生的背后,是贵阳市创新融资思路,先行先试在国内开启水环境治理领域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随着社会力量的大力参与,南明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

正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以下简称"PPP模式")推广应用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政府供给向合作供给、从单一投入向多元投入转变。公共文化服务PPP模式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当前,亟须澄清模糊认识、克服不良倾向,引导公共文化服务PPP模式健康发展。为此,应准确把握公共文化     

金融危机背景下民间资本投资的问题与对策——基于杭州市的实证研究

民间资本作为一支重要的投资力量，为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正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浙江民间资本相当充裕，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处于优势地位。但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浙江尤其是杭州民间投资增速放慢等问题日益凸显，行业垄断等众多因素正制约着民间资本的投资需求，因此要通过进一步扩大投资领域、推进金融创新、拓宽投资渠道、参与政府性项目、加强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新的经济增长点等途径，促使民间资本投资增长。     

政府信用激活民间资本的政策思考

当前我国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大量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匮乏的双重困境。政府信用的缺失是阻碍民间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通过规范政府行为,明晰民间资本投资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市场准入机制,转变政府职能与定位等措施来提升政府信用,对于激活民间资本服务实体经济也有重要的政策引导作用。     

PPP项目为何落地难

《中国经济周刊》刊登王红茹的文章说,截至今年9月25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共计1049个,总投资1.97万亿元.但这么多的PPP项目,最终落地了几个? 在9月16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给出的答案不很乐观:"我们发现PPP存在一些落地难的问题."     

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制的新动力

新修订的<公司法>中所体现的明晰的产权关系、灵活的投融资模式、自由的股权转让方式和严格的责任制度,打消了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制的顾虑,降低了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制的风险,为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制营造了一个宽松的法律环境,赋予了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制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