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治理模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基于浙江的个案研究

中国市场体系的发育过程,既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过程,也是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生活逻辑的演变过程,同时也必然是地方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市场化的改革既为地方治理模式变革创造了重要的社会基础条件,同时也给这种变革探索建构了相当大的内部与外部压力.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在扩大公民制度性参与渠道,增强政府的服务性功能,强化地方公共政策的回应性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为我们理解市场体系发育和市场秩序扩展进程中地方治理模式的变迁,以及市场化改革同民主政治发展双向互动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共同治理"中的"社会回应"

在市场化、民主化进程中,近几十年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社团革命",使共同治理模式的建构成为一种必然,并把建立"社会回应"机制这一与之关联的理论和实践的应然要求凸显出来.然而,从公共管理视角看,社会回应是政府共同治理模式的一种外部机制;而从社会学审视,"社会回应"("social reply")是共同治理模式的内在机制,是指公众在特定场域中依据社会和自身双向价值准则对政府及公共政策诉求与期望的认同程度和应对过程,以及政府对公众诉求和愿望的认同与实化.     

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地方治理可区分为全能治理、自主治理、整合治理、协同治理四种类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整合治理依托于公共部门及其组织体系,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整合治理不同于中国改革之前的全能治理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立合作模式。这一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存在社会组织行政化的问题。推进政府向社会赋权,将是新一轮地方治理改革的基本诉求。     

智慧治理：“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新模式

"互联网+"时代的智慧治理是一种将技术导向政府治理的复合治理思路,它强调以人为本、注重满足多元化服务、是技术与政府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政府驱动、技术驱动、市场驱动、社会驱动是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慧治理的动力机制。作为一种技术与制度融合的战略模式,智慧治理有利于优化信息资源、降低政府成本、提高治理效能、提供精准服务。尽管如此,智慧治理依然面临着顶层设计不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智慧平台建设迟缓、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缺乏人文关怀等困境。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合作平台,通过充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作用,最终提升智慧治理的现实绩效。     

政府治理模式新探

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产生出不同的国家管理制度以及具体的政府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就是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形成的范式。在我国现阶段,可以概括出五种政府治理模式:市场型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参与型政府治理模式、阳光型政府治理模式和亲民型政府治理模式。     

为何转变发展方式如此困难?——基于大国地方政府治理的视角

内外部约束的变化要求中国转变发展方式。鉴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因此,要转变发展方式,最重要的是要改革政府主导型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由于中国是个大国,大国的独特特征和历史决定了中国要实行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治理模式。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地方政府治理机制下,中国在过去30年里成功缔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然而,这种治理也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使得许多地方"重经济、轻民生""重资本、轻劳动""重城市、轻农村""重本土(市场)、轻外地(市场)",并由此导致高投入、高排放、高能耗、高污染,只见物不见人的发展结果。因此,必须以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作为中心和重点来促进我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协调联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地方治理结构变革的新趋势

在"共时性挤压"状态下展开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复杂性、分散性、不确定性前所未有地相互叠加,传统的政府"统制"结构、协同互动结构显得捉襟见肘,呼唤着地方治理结构的变革。当前"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地方治理结构呈现出一种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协调联动的新态势。基于正在形成和完善中的协调联动结构在中国地方治理中的实践,从解构的角度入手,尝试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协调联动的结构模型,即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社会机制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与社会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责任机制在企业运转中的关键性作用。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参与格局。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有助于形成公共文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激发全社会文化活力、促进文化创新。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路径建设,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完善"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公私合作型文化供给模式;强化政府与社会组织及个人的合作,形成多元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机制。     

流失与回归: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共性价值的创造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在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需要关注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公正性和均等化等"公共性"导向目标。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出现的招标"定向化""非竞争性"、承接对象的"逐利性""嫌贫爱富",以及服务内容的公益性弱化、保障性降低等问题,背离了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初衷。这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所致,与购买部门推行的责任"市场化"以及不完善的实施机制有关。政府要加强责任回归机制建设,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政府与承接主体的平等合作关系等,以实现购买资金的效率性,承接主体的市场化和服务对象的保障性。     

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的复合结构与功能定位

国家治理是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家和社会通过制度化的、持续的互动合作过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进路来看,存在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两种范式之争。通过比较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不同层面公共事务的作用机制与功能发挥,治理有效性是衡量国家治理系统的运行是否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标准。基于治理有效性的现实考量,国家治理结构应该从单一型模式走向复合型模式,在此意义上,精英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有机统一、善政与善治的有机统一成为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合理选择。沿着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基本理路,国家治理的功能定位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发挥政府"元治理"的角色与功能;另一方面,在基层社会自治上发挥社会自主性的角色与功能。     

“多中心“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务型政府中的运用

"多中心"治理理论在现实中最大的应用价值是提出在政府公共服务的治道变革中,打破单中心的政府服务模式,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本文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内在逻辑关系展开,通过阐述该模式在公共服务型政府中的运用,以期论证"多中心"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上的适用性。     

德国经济社会若干重点政策分析及借鉴——德国经济社会政策研究方法若干重大政策设计的启示与思考之二

<正>德国作为世界发达经济体、欧洲发展的领头雁,走出了有自己特点、具有独特优势的发展模式。二战以后,德国逐步确立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作为基本国策纳入宪法。强调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实际上是政府有所调节的市场经济,在市场力量达不到的地方,政府创造有利条件,以保证市场自由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基本特征:一是市场决定机制,二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三是大众福利制度。     

社会影响力债券:利用社会资本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影响力债券"是公共部门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社会公益服务项目的一种新型社会合作治理工具。从资源依赖、新公共管理、网络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等理论视角,可以把社会影响力债券阐释成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多方、多层次合同,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特有的合作治理模式;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产生良性的社会影响效应,私人投资同时获得回报为目的。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和总结社会影响力债券近十年的实践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影响力债券相对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和PPP模式,具有将风险从政府转移到私人投资者、更多元主体参与和评估机制更严谨等特点。社会影响力债券以其多主体合作与"共赢"模式,以项目组织方为连接中心形成协同运作机制,能够有效解决传统社会公益项目资金不足、资源吸引能力弱、治理绩效低、评估监测不足等问题。尽管社会影响力债券在世界各国得到很大的关注,但是现有案例显示,它仍存在着风险过高、项目结果不确定性大、吸引的私人投资者不足等问题。在未来,社会影响力债券在风险机制、评估机制、问责制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在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领域,社会影响力债券的研究和发展对各国社会问题的改善和解决都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     

破除“唯GDP主义”政府绩效观推进我国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创新

传统的“唯GDP主义”导向的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模式走到了尽头.在新时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亟待加强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和考评制度创新,建立一套适合我国社会现实发展要求的新型地方政府绩效治理体系和考评模式.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树立正确的政府绩效观,为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创新提供基础;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发展和完善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制度机制设计,确保政府绩效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强化公众参与,构建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社会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基层协商民主——以宁波市为例

基层协商民主的发育过程事实上就是社会力量纳入治理结构的过程,是社会协同政府治理的手段。宁波市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呈现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特征,在增强决策的合法性,化解社会矛盾、提升政府行政能力等方面体现了治理机效。但政府强力导入下的协商民主模式也显现出了一定的缺陷,即社会发育的欠缺、协商民主的平等性、代表性缺少技术手段支撑等问题。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手段创新,培育协商主体,发挥社会的能动作用,促使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协同治理向以社会为主导的协同治理模式的转变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共生型治理”:城市街区治理体系再造及运作逻辑——以杭州市凯旋街道为例

在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街道"既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也是落实治理之策的基本单元。在社会发展的新态势下,街区治理存在明显的"效能迟滞"问题,突出表现在治理成本过高和效能偏低两大困境。杭州市凯旋街道紧紧抓住"人"和"机制"两大关键要素,通过培育治理理念、再造治理体系,积极促进政府、社区、社会、企业等力量之间的联动、吸收、互促,逐渐形成融合"共通理念、共识文化、共荣团队、共治机制、共享平台"为一体的"共生型治理"模式。这种重在彰显社会共生思想、营造良善街区生态的地方性创新实践,是对既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超越。     

“元治理”理论视阈下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以厦门市海沧区X街道为例

文章首先回顾了西方治理理论"科层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的演变以及"元治理"理论对它的批判,分析了中国社会"行政社会"的治理现状及与"元治理"理论的契合。接着介绍了厦门市海沧区X街道对于三种治理方式的调整、协同:科层治理方面,从区级政府开始,逐级简政放权,实现行政与自治分离;市场治理方面,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公益创投等形式,引入市场力量促进本土社会组织发展;网络治理方面,通过"以奖代补"的政策,激发民众主动参与,形成微自治。最后,在"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视角下,文章提出政府应该发挥治理中的"中轴"作用,通过调动市场资源,为社会"赋权增能",最终实现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的治理格局。     

元治理视域下“一核多元”治理体系构建路径研究

"元治理"强调政府的中心地位,政府为在共治体系中实现平衡,需要做好领导统筹、协调各方的工作,与我国当前的"一核多元"治理模式高度契合,"一核"为党委和政府,"多元"即社会、市场、公众等其他治理主体。"元治理"视域下,党委是领导核心、政府是负责主体、社会是积极力量、公众是坚实基础、法治是必要保障。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应从完善党委核心政府负责的元治理架构、建立科学有效的领导统筹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和完善法治保障机制入手。     

贫困的多因素、多层次治理逻辑与治理体系研究——基于宁夏三种扶贫模式的经验分析

研究贫困治理的逻辑问题,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与贫困的关系,更要考虑中国共产党坚持减少和消除贫困的决心、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改革、社会文化转型等因素,这是讲好中国减贫故事的关键。基于对宁夏贫困治理东西扶贫协作的"闽宁模式"、金融扶贫的"盐池模式"、易地扶贫搬迁的"平罗模式"的分析,构建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贫困治理体系,对精准扶贫的深入推进和成果巩固有重要意义。使经济发展惠及贫困人口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贫困治理的政治定力;突出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联系实际、因地制宜,是贫困治理的活力来源;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进行"造血式"贫困治理,是减少和消除贫困的内生动力。     

“一核多元”:元治理视阈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目前,我国农村多元主体合作供给过程中出现了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重失灵。元治理视阈下构建"一核多元"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可以避免多元主体合作供给失灵。"一核多元"型供给模式构建的路径在于:突出政府的核心地位,加强内部元治理,建立统一的组织管理体制;建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养老服务的政策支持系统;充分释放市场活力,通过激励手段培育发达和规范的养老服务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