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兼论达州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中的地位。《决定》提出,"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将使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充实和丰富,有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构建达州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需从生态补偿的法律政策体系、管理体制、完善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向上争取天然气开发生态补偿政策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贵州建立地方公益林生态补偿机制刻不容缓

贵州省90％以上山林属集体所有，是我国南方重要的集体林区，同时贵州也是长江、珠江“两江”上游的生态屏障。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正在全国推进，如何解决生态效益与群众生计矛盾日益突出的严峻问题，为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林农提供相应的经济补偿，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十分重要。本文对我省建立地方公益林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探索与思考，力求通过林改真正实现“农民得实惠、生态受保护”。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思考与建议

正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我国亟需在生态补偿制度体系建设、政策工具设计和应用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生态补偿在国家生态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化的主要途径。尽管我国生态补偿已经探索多年,但尚未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障碍和困难,政策工具效能也参差不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分析国外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得与失,对于健全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试论黄河上游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检察协同

黄河上游流域是我国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区,对于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优化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黄河上游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类案件具有跨区划、辐射面广、复杂性强等特征,所以相互协同成为检察机关参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与必然选择。但目前黄河上游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存在检察协同之难题,为推进黄河上游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检察协同,应秉持系统理念,强化顶层设计;大力推进黄河上游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检察专门化建设;加强检察机关内部职能统筹视域下诉讼程序的协同;树立全链条式监督理念,构建内外协同、纵横协调模式。     

河北生态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生态补偿制度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不明确、补偿资金模式单一等共性问题。河北的生态补偿实践,不仅存在共性问题,也有自身的特点。完善河北生态补偿制度要健全生态补偿财政制度、积极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完善生态价值和环境资源评估机制、探索“造血型”补偿办法,加快推进立法工作、完善生态补偿功能定位。     

漓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水生态保护

漓江是桂林的母亲河,是桂林旅游业的精华和精品。要更好地治理漓江,经营漓江,促进漓江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注重水生态的保护与修复。     

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浙江模式”

浙江省是我国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先行者”。浙江省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经历了从“自下而上”探索到“自上而下”推动的演变、从省内区内补偿到省际区际补偿的扩展、从小额补偿到大额补偿的提升。浙江省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十年探索作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浙江模式”，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浙江实践表明，完善生态补偿制度需要进一步明确生态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提高补偿标准并确立补偿依据、完善政府补偿和探索市场补偿、推动上位法建设和完善地方性法规。     

农村生态治理现代化:重要性、治理经验及新时代发展途径

农村生态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农村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是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在农村生态治理方面探索了众多切实可行的经验:强化了党对农村生态治理工作的领导,建立了农村生态环境补偿长效机制,将科技最新成果推广运用到农村生态治理中,多渠道提升了农民的生态意识,倡导绿色农业、走绿色发展道路等。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当下,实现农村生态治理现代化要始终坚持党对农村生态治理的领导不动摇,要坚持全面治理与创新建设相匹配,要进一步强化生态治理中的科技运用,要健全农村生态文明法规制度建设,要强化生产方式变革、进一步完善绿色良性生态循环等发展方向,实现我国农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完善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之思考

水土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建立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是落实中央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水土保持功能的补偿。即由于开发建设活动对地表的扰动、破坏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对地表土壤所进行的恢复、补充其水土保持功能的各种活动；二是对在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活动中生态服务主体和利益受损主体的补偿。     

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中亟待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

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是促进区域公平发展、协调发展和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要求。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就开始了对生态补偿的探索性研究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总体来看,建立生态补偿制度仍缺乏必要的科技支撑,突出体现在生态补偿的范围、期限、标准等的界定科学性不足。随着十八大精神的贯彻落实,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对科技的需求将进一步凸显,从当前来看,生态补偿制度建设迫切需要研究制定一套具有规范性、普适性、简易性等特点的技术体系,通过这一具有"工具"特征的技术体系,促进生态补偿科技服务行业的产生和发展,从而加快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进程。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长江大保护

近年来,长江流域上下游相邻省份及省域市县间,纷纷探索建立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致力将环保责任与经济挂钩,破除横向生态补偿的技术障碍。由于地区发展不均、补偿模式固化和横向跨界补偿机制起步较晚等原因,长江经济带跨界生态补偿机制面临困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难以确定;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依据不统一、补偿方式单一;横向跨界生态补偿机制缺少制度约束和资源保障等。     

北京供水安全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思考

近年来,北京地区上游来水量大幅度下降,深层地下水资源日益枯竭,城市规模仍迅速扩大,水资源供给已到了极为严峻的地步.在对“十二五”时期北京用水量进行分析后,我们认为,南水北调并不能根本缓解北京水资源紧张局面.通过梳理历史经验,结合国外成功实践,提出加大生态补偿力度,打破完整流域被行政区划条块分割的现状,从全局出发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对缓解北京水资源紧张的局面大有裨益.     

湿地生态补偿的理论与实践——以黄河三角洲湿地为例

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湿地生态系统呈现严重退化趋势,实施生态补偿是遏制生态系统退化、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重要手段。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包括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论、利益博弈论、社会公平论和生态资本论,生态补偿的主体为政府部门、相同职责单位和资源开发者,补偿客体为区域内资源所有者。生态补偿活动包括管理型生态补偿、公益型生态补偿和开发型生态补偿三种类型;理论上,湿地生态补偿的标准应该体现湿地生态系统所有服务功能的价值,但基于所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制定的生态补偿标准,由于受到补偿主体对湿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认知程度及其支付能力、支付意愿等方面的影响,在现实中难以付诸实施。而《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技术导则》、《山东省省级及以上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办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生态补偿标准难以付诸实施的不足,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有力地促进了生态补偿活动的开展。但目前生态补偿机制仍不完善,建议尽快完善湿地资源认证制度;确定生态补偿的上限和下限,使其在合理的阈值范围内上下浮动;政府尽快成立湿地生态补偿专项基金;加大湿地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所具有的重要生态地位的宣传力度。     

论西部生态补偿立法

西部是东部乃至全国的生态屏障,西部的生态效益惠益全国,因此国家有责任对西部实施生态补偿。然而．法律的不完善严重制约了我国西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及生态补偿的效果．因此要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法律体系,建立起权威、高效、规范的管理机制,促进生态补偿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为此,要修改、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科学制定西部生态补偿法．确立西部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并将生态补偿的各个环节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跑出绿色崛起加速度

作为长江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的阿坝、甘孜所有区域均被纳入国家和省"重点生态功能区". 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近几年,阿坝州启动实施了干旱半干旱河谷生态治理、绿化阿坝行动、岷江流域水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等,牢筑长江黄河上游绿色生态屏障.     

西部可持续发展中生态补偿机制构建

西部生态问题日趋严峻,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西部可持续发展的长效之路和制度保障。建立生态补偿应从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生产力、建立资源环境价值评价体系、探索市场化的生态补偿等方面入手。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制度绩效分析——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视角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是构建以国家为主导,政府、市场和社会多中心治理的征收与补偿秩序的制度创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涉及多方利益相关主体,充分实现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的互动合作,才能有效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冲突,使征收与补偿制度获得预期的制度绩效.     

我国国家安全视阈中的边疆生态治理研究

国家生态安全是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是一项基础性的国家安全战略。"治国必治边",边疆生态安全关乎国家的整体安全,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基地和应对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关键。当前我国边疆生态安全面临自然资源利用低效、生物多样性遭破坏、土壤侵蚀严重、草原生态功能退化、海疆污染严重等问题,严重危及国家安全。这要求边疆地区尽可能地合理利用边疆资源禀赋条件实现"三大效益"相统一,转变生产生活方式以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以提高治理主体积极性,以及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开展合作治理等推进生态治理,维护国家安全。     

从“谁污染谁治理”到“谁受益谁补偿”

2月22日,贵州出台《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推进制度创新,把生态保护补偿与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等相结合,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如何解读生态保护补偿的价值意义?记者专访了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学院教授、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任晓冬。     

生态文明:国家治理的内在维度

面对资本逻辑、私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制度共存的"物的依赖性"依然具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有效开展生态治理,需要处理好生态治理的阶段性和层次性。既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吸收和借鉴传统社会和西方社会中好的方法和措施,又要超越这些方法和措施,不断发展生产力,直至消除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社会根源——资本逻辑和私有生产方式,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实现在生态治理问题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